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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如果我们正在不断接近极限，那么无需公众敦促和政治限制，食品、自然资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不断提高的价格也会迫使我们做出改变。事实上，政策总是反复无常，效果也常常适得其反。例如，政府部门一边限制普通民众用水，另一边却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农民供水。这些农民需要政府用昂贵的灌溉项目为加利福尼亚州沙漠上耗水量巨大的农作物提供水源。但这些农作物更适合种植在雨水丰沛的地区，依靠云层免费提供的大量降水生长。尽管供水成本对于加州政府——也就是说纳税人——来说很高，但对于农民而言，成本其实很低，他们会像在水源充裕地区那样大量用水。
有时食物短缺和饥荒也会被用来证明人口规模已经超过食物的供应能力。但在现代历史上，饥荒几乎都是地区问题，如果粮食歉收且难以及时运送过去，居民免不了会因营养不良或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去世。
在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足，紧急情况发生时无法运送大量食物给分散于各地的居民。很多时候，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都会因人为失误、故意行为或军事行动而忍受饥荒，这些行动摧毁了整个粮食分配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的海上封锁让食物无法被运到欧洲中部。
德国人被迫吃掉自己的狗和猫（后者也因此被称为“屋顶的兔子”）以及土豆皮和木屑做的面包。每年被饿死的平民数量多达几十万人。
但这些都与人口数量过多无关。在20世纪30年代的乌克兰大饥荒中，有几百万人被饿死，而饥荒的始作俑者正是意图摧毁反对派的当权者。
“人口过剩”（overpopulation）理论不能完全通过实证的检验，也不需要被验证。这种理论流行了两个多世纪，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是错误的。马尔萨斯曾预测，人口数量的增长会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但在马尔萨斯的有生之年，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证据——在人口数量增加的同时生活水平也可以有所提高。而且自那之后，这种的情况成了常态。尽管世界上还会不时出现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其他造成地区食物供应中断的事件，但这种情况比几个世纪之前要少得多，而那时的人口数量仅为现在的几分之一。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的问题是肥胖人口以及为过剩的农产品寻找出口市场。
即使是印度这样极度贫穷的国家，其人口规模仍然远远少于土地承载的极限。20世纪的一项研究发现：
印度有一半的人口都生活在该国可使用土地面积中不足1/4的范围内，而1/3的人口则集中聚居在不到其总面积6%的范围内。另一个极端则是印度尚有广阔的土地几乎荒无人烟。
在几个世纪之前，东欧也曾面临类似的情况。一些西欧观察者发现，东欧有大量无主土地，土壤肥沃，人口密度比西欧低，然而人民却更贫穷。在这种情况下，东欧的很多统治者就会招募德国农民来到自己的国土，甚至允许他们在新的定居地继续执行德国的法律。很明显东欧的贫穷与“人口过剩”无关。
第三世界国家人满为患的城市照片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承载庞大的人口，而这或多或少地导致了贫穷。然而，无论是在穷国还是富国，城市普遍很拥挤。纽约公园大道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比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村庄或城市贫民窟还大。拥挤能够降低国家为每个居民提供电力、自来水、排水、电影院和救护车的成本。正因如此，一国之中会同时存在拥挤的城市和大量无人使用的空地，无论是在20世纪的印度还是在19世纪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