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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
现在，我们看到经济学是与学术部门、学术期刊和美国经济学会这类专业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一门专业。但是，从历史角度来衡量，这些都是很晚才发展起来的。
经济学经过了几个世纪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从亚里士多德到大卫·休谟的众多哲学家都留下了有关经济问题的著作，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神学家，以及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这样的贵族成员，也都对此有过著述。但是，即使一些作家开始专门研究经济学，他们也并没有立刻以经济学家作为职业。亚当·斯密是一位哲学教授，因《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而声名鹊起，直到 20 年后，才完成了令他名垂青史的《国富论》。当大卫·李嘉图著书立说，成为当时主要的经济学家时，他是一位独立且富有的退休股票经纪人。托马斯·R.马尔萨斯在 1805 年被委任为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是英国乃至全世界首位学术经济学家。当时，世界上杰出的经济学家大部分都在英国，并且一直到 19 世纪末都是如此。
除了托马斯·R．马尔萨斯，19 世纪上半叶英国大多数杰出经济学家的大部分收入并不是来源于教授经济学知识，或是撰写经济学方面的书。那时的经济学是一个专业，但还不是职业。这个专业同样还不足以拥有自己的专业刊物。19 世纪上半叶，有关经济学的大多数分析文章都刊载在那个时代的学术期刊上，如英国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或《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法国的《百科评论》（Revue Encyclopédique）或《法律和政治经济学杂志》（Annales de Législation et d’Économie Politique）。第一份经济学专业学术期刊是 1886 年首次在哈佛大学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 世纪，许多国家都创办了专业的经济学杂志，为这些杂志写文章的人，大多数都是学术经济学家，于是，英国人、奥地利人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加入美国人之列，共同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1871 年，哈佛大学任命了美国首位经济学教授，四年之后，这所大学还授予了美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
1890 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出版以来，经济学的表达方式越来越专业，教学上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图表和方程式，虽然纯粹的文字表述在今天仍没有完全消失。20 世纪后半叶，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分析才开始在优秀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里取代纯粹的文字分析。虽然以数学为主的经济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30 年代的奥古斯丁·古诺，但是古诺的作品并未对他那个时代的主流经济学家产生影响，因此后人重新发现了他的许多观点，而在此之前奥古斯丁·古诺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边际”革命
经济分析的发展在 19 世纪出现了一道分水岭，经济学家普遍接受了基于消费者需求，而不是仅仅基于生产者成本的价格理论。这不仅是价格理论的革命，更是将新概念和新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其他分支的革命。
在决定最终产出的价格时，古典经济学将劳动和其他投入的数量当成关键因素。卡尔·马克思沿着这一思路走向逻辑的极端，提出了劳动剥削理论：劳动被看作财富的最终源泉，因此也是资本家和地主这样的非工人阶级获得收入和财富的最终来源。
虽然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英国就盛行生产成本价值理论，但是在欧洲大陆盛行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理论，价值由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决定，而效用决定了消费者的需求。然而，亚当·斯密对这一理论驳斥道，水明显比钻石有用，没有水人就无法存活，许多人没有钻石仍然能够活下去，然而钻石的售价却比水高得多。19 世纪 70 年代，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英国的 W．斯坦利·杰文斯（W. Stanley Jevons）提出了一个新观念，他们都认为价格基于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完善并清晰地界定了争论所用的术语，将这一新概念引入一般经济学中。
亚当·斯密所比较的，是水的总效用和钻石的总效用。换句话说，他提出的问题是：对我们来说，没有水和没有钻石，哪种情况更糟糕。从这个意义上，水的总效用明显要比钻石的总效用大得多，因为水关乎生死存亡。但是门格尔和杰文斯却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这一问题，并且这种方式也可以应用于价格理论之外的其他经济学分析之中。
首先，门格尔和杰文斯认为效用完全是主观的。也就是说，让第三方观察者判断某个物品比其他物品有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每个消费者的需求都是基于这个特定的消费者认为哪个更有用——而消费者的需求影响价格。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同一个消费者，根据消费者已经拥有的商品和服务数量的不同，效用也在不断变化。
卡尔·门格尔指出，维持生命必需的一定量的食物，对于每个人都有重大价值。除了为避免饿死而需要的一定量食物外，保持健康所必需的一些额外食物也是有价值的，虽然这一价值不如为避免死亡所必需的那些食物价值高，纯粹为了享受而享用的食物也具有一些价值。但是，最终“对食物的需要会被完全满足，再多摄入哪怕一口食物，也无益于维持生命，或保持健康，同样也不会给消费者带来快乐”。总之，对门格尔和杰文斯来说，重要的是增量效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后来称之为消费额外的一单位物品带来的“边际”效用。
回到亚当·斯密关于水和钻石的例子，获得额外一加仑水的增量或边际效用，与额外一克拉钻石的边际效用之间的相对关系才是最重要的。由于大多数人已经拥有足够的水，所以额外的一克拉钻石的边际效用将更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克拉钻石的售价比一加仑水的价格高。这一理论结束了英国的生产成本价值理论与欧洲大陆的效用理论之间的分歧，因为两方经济学家，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
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在 1871 年的著作《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论述了边际效用理论，与此同时，英国的 W．斯坦利·杰文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也做了相同的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且，杰文斯还知道如何用图表和微分将增量效用的概念简单地表示出来，使得他的论点比门格尔的纯粹文字表述更加直观清晰，逻辑上也更严谨。这也为将增量或边际概念扩展到其他经济学分支，如生产理论或国际贸易理论，创造了条件，运用图表和方程式能够更加简洁而清楚地表达如规模经济或比较竞争等概念。
这一过程被形象地称为“边际革命”，标志着古典经济学家在方法和观念上的双重突破。边际革命推进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例如用曲线以及微分来分析成本的变化率。然而，数学在理解新兴的效用价值理论时并不是必需的，卡尔·门格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就不曾使用一个图标或方程式。
虽然卡尔·门格尔和 W．斯坦利·杰文斯是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是将边际概念一般化的先驱，但是将围绕这些新观念的各类经济学问题系统化并赋予它们基本形式，使它们得以用这种形式流传至今日的，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 1890 年出版的不朽名著《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杰文斯尤其致力于反驳价值一般取决于劳动或产品成本这种观点，他坚持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效用。然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指出：
我们讨论价值是由效用决定还是由生产成本决定，和讨论一块纸是由剪刀的上边裁还是由剪刀的下边裁是同样合理的。
换句话来说，价格是由供给（取决于生产成本）以及需求（取决于边际效用）共同决定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不同的方式，协调了古典经济理论与后来的边际理论，形成了广为人知的新古典经济学。直到 20 世纪前半叶，他的《经济学原理》一直都是权威教科书，在他有生之年再版了 8 次。⑤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能够将新的边际效用概念与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调和并不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情。马歇尔在数学上训练有素，通过阅读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次接触了经济学。1876 年，他称穆勒的著作为“大部分活着的英国经济学家都接受过这本书的指导”。在此之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还学习过哲学，并曾批评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后来有人告诉他，在做这些判断之前，需要先了解经济学。学习完经济学后，他用一种新的视角审视周围环境，他保持着对穷人的关注，这促使他决定改变职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后来他指出，社会改革者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和“火热的内心”。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决定要寻求何种职业时，他说道：“我越来越迫切地想要学习经济学，并希望用它来改善人类的福利水平。”
均衡理论
图表和方程式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经济学中，使得经济学家能够更容易地阐释短缺和过剩如何影响价格波动这类情形；也有助于分析价格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的状态，即所谓的“均衡”状态。此外，“均衡”概念也适用于价格之外的许多事物。例如，在一些特定企业，或整个行业、国民经济、国际贸易都可能实现均衡。
许多不了解经济学的人认为均衡状态不切合实际，因为它们看起来不同于观察到的现实世界情况。但是，这都不足为奇，因为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其他领域，现实世界很少处于均衡状态。例如，虽然“水往低处流”，但并不意味着大西洋的水面就如同玻璃一样平滑。波浪和潮汐是海水达到水平的方式，瀑布也是一样，而一切总在运动中。均衡理论允许人们分析现实世界中处于非均衡状态的事物将会怎样运动。
类似地，医学院的学生多少都会学习健康的均衡状态下，身体各个部分的理想运行方式，但是身体各个部分并不总是在健康的均衡状态下良好运行，因为如果真是这样，就没有必要开办医学院了。换句话说，学习均衡的关键是，通过某种方式理解事物不均衡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在经济学中，均衡概念不仅能够用来分析特定企业、行业或劳动力市场，还能用来分析整个经济。也就是说，不仅有均衡价格或均衡工资，也存在均衡的国民收入和国际贸易。分析特定市场的均衡和非均衡状态的研究被称为“微观经济学”；分析通货膨胀、失业或总收入波动等整个经济的变化的研究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然而，这种简单的划分忽略了经济中的所有因素都是相互影响的这一事实。讽刺的是，两位曾在非市场经济体制的苏联生活过的经济学家，看出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他们指出：“世界上所有物品的价格都相互关联，因此某一因素的微小变动，都会影响到其他无数的因素。”
例如，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的危险而提高贷款利率时，可能会导致房价下跌、储蓄增加，以及汽车销量下降，并对整个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诸多其他影响。在现实中，追踪所有这些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理论上分析这些影响也非常具有挑战性，从事这些分析工作的一些经济学家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对这些复杂且相互依赖的关系的分析——不论是对微观经济，还是宏观经济——被称为“一般均衡”理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中认为，“这种相互依赖无处不在”，是经济生活的“基本事实”。
一般均衡理论的标志性人物是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19 世纪创立的这一经济学分支实际上就来自他的复杂联立方程式。早在 18 世纪，另一个法国人弗朗索瓦·魁奈将各种经济活动用线连接起来，组成复杂的交叉表，摸索出有关一般均衡的一些观点。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同样列出了许多方程式来表明市场经济的某些部分是如何影响经济中的诸多其他部分的。换句话说，如同大多数发现者一样，瓦尔拉斯也有前辈，但他仍然是这一领域的标志性人物。
虽然一般均衡理论只有经济学专业的优秀学生才能研究透彻，但是它的一些实际意义每个人都能理解。这些意义非常重要，因为政治家常常提出一些他们要“解决”的经济“问题”，却根本不去注意他们的“解决措施”在整个经济中的震荡反响最终可能会消除“解决措施”的效果。
例如，对某些类型的贷款或所有贷款设置利率上限的法律，将减少贷款的发放数量，并改变能够获得贷款的人的类型（低收入者将越来越难获得贷款资格），还会影响公司债券的价格，以及已探明的自然资源储量等。⑥ 事实上，没有经济交易是孤立的，不论在那些想要对某些“问题”提出特定“解决方案”的人看来，它有多么孤立。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20 世纪，经济学最突出的新进展是研究从繁荣到萧条时国民产出如何变化。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悲惨的社会后果，而它带来的重大且持久的影响之一，就是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查明灾难发生的原因和方式，探究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它再次发生。⑦ 1936 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是 20 世纪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到 20 世纪中叶，它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经济学专业中被广泛接受的正统观念——除了芝加哥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的经济学系，这些大学的雇员大多数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学生。
传统经济学关注的是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当时的一个焦点问题，即包括劳动、资本等在内的国家资源有很大一部分根本没有得到利用。在凯恩斯写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时，即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情况就是如此，当时许多企业的生产量要远低于正常的生产能力，而且有 1/4 的美国工人失业。
在写作这本巨著时，凯恩斯在给萧伯纳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相信，我正在写作的这本经济学理论著作将会大大改变这个世界看待经济问题的方式，虽然可能不会立刻实现，但是十年后必将成真。”这两个预测被证明都是准确的。然而，美国当时的罗斯福新政是基于临时的决策，而不是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样系统的理论。但是，在经济学领域，凯恩斯的理论不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被广泛认为是正统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仅为总产出和就业的变化给出了经济学解释，而且也为政府实施干预恢复萧条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其等待市场通过自身力量调整并恢复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支出可以用更小的副作用、更快的速度取得相同的效果。尽管凯恩斯及其追随者认识到政府支出会引发通货膨胀风险，尤其是当“充分就业”变成政府政策时，但是他们认为，这个风险是可接受且可控的，因为在大萧条期间，失业规模产生了变化。
1946 年凯恩斯去世之后，后续的实证研究表明，政策制定者实际上可以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做出选择，即“菲利普斯曲线”——为了纪念提出该理论的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 A．W．菲利普斯（A.W. Phillips）而以其姓名命名。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菲利普斯曲线可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鼎盛时期的标志。然而，芝加哥学派开始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两方面，逐步瓦解一般凯恩斯理论，尤其是菲利普斯曲线。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发现，市场一般要比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的更理性也更敏感，而政府在这两方面都更欠缺，至少从提高国家利益的意义上是如此，从抬高政治家权位的方面来看则不然。此时，经济学已变得非常专业化和数学化，以至于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学者，也难以理解杰出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人们所能看到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逐渐受到侵蚀，尤其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通货膨胀和失业同时升高，削弱了菲利普斯曲线提出的概念，即政府可以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权衡取舍。
1976 年，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非凯恩斯主义和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如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不断获得更多的关注。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都颁发给了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不论他们是在芝加哥大学，还是在其他机构。然而，凯恩斯主义者的贡献并没有消失，因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许多观点见解如今已经成为所有学派经济学家进行思想交流的一部分。196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的《时代》（Time）杂志在封面上刊登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照片，这也是《时代》杂志第一次刊登已故之人的照片。杂志还随刊做了一篇报道：
《时代》杂志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杰出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话：“如今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弗里德曼实际想说的是：“如今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那就没有凯恩斯主义者了。”这意味着，虽然每个人都吸收了凯恩斯的一些重要知识，但现在没有人完全相信这些了。
虽然经济学的历史很容易被当作提升和发展经济分析的数量及质量的一系列伟大思想家的历史，但是这些先驱者也鲜有创造出完美分析的。在许多领域中，先驱们的观点总是存在隔阂、模糊、错误及缺点，在经济学中也是如此。澄清、修整以及更加严谨地将这些伟人们所创造的知识系统化，需要众多其他人的大量工作，他们没有这些伟人的天赋，但是能在单个事物上看得比这些伟大的先驱更清楚。
例如，大卫·李嘉图在经济学史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人物，相比之下，与他同时代的塞缪尔·贝利（Samuel Bailey）却名不见经传，但是塞缪尔·贝利在分析李嘉图经济学时，在许多方面比大卫·李嘉图本人表述得还要清楚。同样，20 世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之初只有概念和定义，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里并没有图表和方程式，其他杰出的经济学家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扩展成专业的学术著作，用凯恩斯本人都没有用过，也想象不到的方式在教科书里展示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