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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回报
“非劳动收入”
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全球各地不乏各种投资及获得延期回报的形式,但是对这一过程的误解却长期存在并广泛传播。有时,这些延期收益也被称作“非劳动”收入,仅仅因为它们不是对当期劳动贡献的奖励。投资建设一家工厂,回报可能要等雇用工人和管理者,生产产品并销售后才能获得,这往往要花数年时间。
当工厂终于在某一年分红时,虽然投资者可能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但是并不意味着,仅仅因为这笔酬劳不是投资者当年投资所赚,就说它是“不劳而获”。
真实可见的事物总是比看不见的事物更生动。参观工厂,人们会亲眼看到操作工人生产产品,但他们看不到推动工厂投产的投资。风险是看不到的,即使是当前的风险。观察者只看到企业在经历风险后大获成功,却忘记了企业刚刚成立时所面临的过往风险。
同样容易被忽略的是管理决策,比如选址、采购设备或处理与供应者、消费者以及员工的关系,任何一个决策都会对企业的成败产生重要影响。当然,人们看不到那些破产的类似企业,而它们之所以破产是因为没有做到幸存企业做的事,或者是无法做到一样好。
人们很容易将可见因素当作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因素,即使一家管理有方的企业因这些因素繁荣壮大,同时同一行业中有些具有相同可见因素的企业却在破产。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这种误解并非无关紧要。许多法律和政府经济政策都基于这些误解。复杂的意识形态和大众运动都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只有工人才“真正地”创造财富,而其他人只是捞取利润,他们没有对财富做出任何贡献,却不道义地分享了财富。
这些误解还会对世界各地的放贷者产生重大影响。几个世纪以来,许多文化中的放贷者都因收回的钱比借出去的多,即等待回报和承担风险的“非劳动”收入,而遭到广泛的谴责。并且,放债的社会污名往往非常严重,只有生活在既存社会系统之外的少数群体才会从事这一受人非难的活动。因此,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欧洲占据了这一职业,就像东南亚的华人、印度的雀替尔人和马尔瓦尔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其他少数群体在当地放债一样。
人们对放贷者的误解通常表现为,通过法律放宽偿还贷款的条件来帮助借款人。但是,如果难以收回到期债款,那么一开始借款人就无法获得贷款,也不可能以较低的利率取得贷款。没有政府颁行的保护债务人的政策,贷款能够保持较低的利率。
有些社会不鼓励人们在针对亲人或同社区成员的借贷中收取利息,也不鼓励严格按照贷款协议及时支付报酬。这些前提使得人们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放贷,有时候人们甚至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有足够的钱可以放贷。在这种社会压力特别强烈的地方,获取财富的动力被削弱了。这不仅是那些本可以通过鼓足干劲来创造财富的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是整个社会的损失,因为人们有能力生产许多其他人愿意付钱购买的产品,然而却不能这么做。
投资与分配
利息作为投资基金的价格,与其他价格一样,在调节供求平衡中起着相同的配置作用。当利率较低时,借钱投资建造房子、改造提升工厂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更有利。另一方面,低利率也会使人们减少存款。而高利率会激励更多的人把更多的钱存入银行,但投资者也因为借钱成本增加而减少借钱。与一般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一样,资金的供求失衡也会引起价格的上升与下降,即利率的上升和下降。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的:
大多数时候,储蓄与投资之间的期望水平不匹配,通常可以很容易通过利率机制来使它们达成一致。如果人们储蓄的期望超过了投资的期望,那么利率就会下降,这样人们的储蓄动机就会减少,投资意愿则会增加。
在一个不变的世界里,储蓄与投资之间的这种不匹配将会终结,投资者的投资金额与存款人的储蓄金额将完全一致,从而利率稳定不变,因为这个世界不存在变化。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利率是不断波动的,就像一般的价格波动一样,它们会随着技术、需求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不断将资源重新分配到不同的方向。因为利率是潜在现实的外在表现,也是这一现实的固有限制条件。因此通过法律或政府政策来改变利率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人们当初改变利率的预期,并且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
例如,21 世纪初,美国面临国民产出和就业增长下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为了维持生产与就业而降低了利率,由此带来的影响包括房价的上升。低利率意味着低抵押贷款,从而使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更多、更大的房子。这反过来又会使租房子的人减少,因此导致租房需求减少,房租下降。人为的低利率,也不利于激励人们储蓄。
这些只是美联储改变利率所引起的贯穿经济整体的诸多变化之一。更通俗地讲,这说明了市场经济的所有部分是如何复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以致系统任何一个部分发生变化,就会自动地传输到该系统的其他部分。
然而,并不是所有被称为利息的东西都是真正的利息。例如,借贷时人们收取的利息不仅包括用来补偿延时收回资金的必要报酬,还包括一笔附加金额,用来补偿贷款无法收回或不能及时收回,又或是无法全部收回的风险。所谓的利息还包括处理贷款的成本。特别是小额贷款,手续费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手续费并不会随着贷款金额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贷出 1,000 美元所需的文书工作,并不是贷出 100 美元的 10 倍。
换句话说,小额贷款的手续费可能构成了广义利息的大部分。人们之所以会对位于低收入社区的小型金融机构提出许多批评,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被称作利息实际上却不是利息的各种费用。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学家用利息这个词来表示延期收到款项的报偿,以及可能收不到全款,或不能及时收款,或根本收不到款的风险补偿。
针对低收入者的短期贷款通常被称为“发薪日贷款”(payday loans),因为借款人通常会在下一个发薪日偿还,或者是当社会保障金或福利金发放的时候偿还,期限只是几周甚至几天。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种贷款通常“在 300 美元到 400 美元之间”。显然,使用这种贷款的人通常是收入和资产很少、因为某一紧急事件而急需一笔小额资金的人,或仅仅是钱花完了的那些人。
在媒体和政治家看来,这些贷款的年利率(他们通常泛泛地使用“利率”一词)简直是天文数字。例如,《纽约时报》指出,许多此类贷款“年利率高达 312%”。但是,发薪日贷款的期限并不会达到一年,因此这种年利率除了能够触动媒体和政治家外,根本无关紧要。一家经营发薪日贷款业务的老板指出,讨论发薪日贷款的年利率跟讨论大马哈鱼的成本是每吨 15,000 美元或旅馆的房租是每年 36,000 美元一样,因为大多数人都不会买下 1 吨大马哈鱼或租住 1 年旅馆。
不管发薪日贷款的成本是多少,这些成本及风险成本必须能够从收取的利息中得到补偿:贷款期限越短,补偿固定成本的年利率就越高。对于一笔两周期限的贷款,发薪日放贷者一般每贷出 100 美元收取 15 美元的利息。如果法律规定的年利率是 36%,就意味着这笔两周期限的贷款利息不到 1.5 美元,这一金额甚至无法弥补办理贷款的手续费,就更不用说贷款涉及的风险成本了。美国俄勒冈州颁布法律规定年利率上限为 36% 后,该州数百家发薪日放贷者有 3/4 都倒闭了。美国其他州颁布类似的法律也会使许多发薪日放贷者倒闭。
所谓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者”可能会为这些法律庆祝,但是低收入借款者却因不能借到急需的 100 美元,而不得不支付超过 15 美元的信用卡滞纳金,或承受其他后果,如汽车被收回、停电断电。显然,与支付 15 美元相比,借款人会认为滞纳金的危害更大,否则他们一开始就不会使用发薪日贷款。
利率上限越低,借款人就需要越可靠才能得到贷款。当利率上限低到一定的程度,只有百万富翁才能借到钱,而利率上限继续降低,就只有亿万富翁才能借到钱了。由于不同族群收入水平不同,平均信用值也不同,因此价格上限实际上造成了不同族群在抵押贷款、信用卡以及其他形式贷款中的不平等。
例如,亚裔美国人的信用值平均要比西班牙裔美国人、美国黑人——甚至美国白人要高。一些种族或民族要比其他的种族在贷款中更容易被拒绝,并且人们常常把这归因于放贷者的种族歧视,支持利率上限的人常常对此感到震惊。但是,大多数美国放贷者通常都是白人,而他们拒绝白人的次数要比拒绝亚裔美国人的次数更高,因此种族歧视看起来不是一个可靠的解释。
有些放贷人专门面向高收入人群放贷,以高价的财产作为担保,进行短期大额贷款,若按年息算,这样的“抵押贷款”(实质上是典当行向富翁或富人提供的)收取的利息超过 200%。而利率高昂的原因与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发薪日贷款的利息居高不下的原因相同。但是,面向高收入者的贷款有抵押品作保障,贷款无法得到偿还时,放贷者可以出售抵押品获得补偿,从而使得这种高利率相较给低收入人群提供的无抵押贷款,利率水平要低一些。此外,由于 Pawngo 等抵押贷款放贷人发放的贷款额度平均为 10,000 美元到 15,000 美元,因此固定的手续费在贷款总额中占比很小,相应地,手续费对利率水平的增值贡献也就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