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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启示
在很多关于歧视的讨论中，持相反观点的人其实没有面对他们实质上的不同，也很少面对实际的症结，因为他们使用的很多词语都含义模糊，词义也在不断变化。特别是这些讨论经常会把个人自身素质（如工作技能、教育水平和经验）的差异与外界强加的障碍（如就职、录取）混为一谈。因此，那些资质不佳的人常常被认为没有“进入通道”或“机会”，实际上，他们的进入通道和机会与其他人一样，只是能力不足而已。当然，不同个人或不同群体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如果我们在考虑与歧视有关的问题时不对相关词语做出区分，就根本不知道该去分析哪些事实。
与之类似，在智力测试中，如果一个群体的分数高于另一个群体，这种测试就会被视为存在“文化偏见”，就好像不同群体就不能存在兴趣、经验、成长背景或其他方面的差异似的。评估其实并不存在偏见④。是否有人会因为黑人在篮球比赛中的表现要普遍强于白人就认为篮球是一种存在文化偏见的运动呢?如果白人投入了同等的兴趣，并和黑人一样勤加练习，他们可能也会像黑人一样擅长打篮球。但考量人们的实际行为，与评估他们在其他假设条件会怎样做完全是两码事。
在一个白人比黑人多的国家，职业篮球队的老板雇用更多的黑人球员并不是歧视。如果文化偏见指的只是某种测试只能测出哪些人在某种文化具有一定优势——得分不错的人会在该文化环境下具有过人的能力，但在其他文化环境下却不一定同样出色——那么根据测试结果得出的结论既不重要且具有误导性，因为每个人、每个地区都有拥有某些特有的文化。一种“不受文化影响”的测试只有在一个不受任何文化影响的社会中才能发挥检验测试者水平的作用，但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不受任何文化影响的社会。
上述这些都没有涉及歧视究竟有多少。它想说的是，使用某个词汇时，我们实际上不可能确定它在多大程度上与歧视有关，因为我们常用一个词来描述歧视和其他大量因素的共同后果。
那些缺乏长远眼光的人可能会认为无论歧视程度如何，反歧视法都会使其减少。但法律带来的激励和约束条件既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少数群体的就业或其他机会。对于这些政策的最终影响，可能确实存在意见分歧，但如果我们不能放远眼光，这个问题甚至不会被提出。更准确地界定术语、更细致地解析统计数据可能导致对歧视数量的估计结果不同。但关键在于，“歧视”一词虽然从政治目的出发能唤起民众的共鸣，但却不能用于探究它是否存在。
① 包括美国黑人经济学家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
② 在南非的少数族裔白人统治政权被结束之前，种族隔离政策就已经开始式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阿非利坎人（Afrikaner，南非的荷裔白人）——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在南非生活发展多年后，已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意，因此在雇用劳动力时需要为歧视行为承担相应的成本。这些成本在过去是由英国或犹太生意人承担的。面对高昂的歧视成本，很多阿非利坎人开始对维护种族隔离政策失去了热情，有些人甚至公然向推行这些政策、独裁专制的南非政府提出反对意见。
③ 一项研究显示，非裔学生在录取分数较高的大学里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而该情况令人费解，参见威廉姆斯·G. 伯恩（William G. Bowen）和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所合著的《河流的形态》（The Shape of the River）一书第259页。但该研究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些学校里，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本就较小——而正是这种差距决定了黑人学生最终能取得的成绩。例如，哈佛大学录取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SAT 平均成绩的差距大约是95分，而在杜克大学该差距是184分，在莱斯大学该差距则为271分。可参见鲍勃·泽尔尼克（Bob Zelnick）所著的《逆火》（Backfire）第132页。
④ 该问题还存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那就是在不同种族人群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智商差异，对该问题的争议一直贯穿历史。但是这种容易激起公愤的问题却同歧视现象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联。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在生命诞生之初就已经形成，但是在诞生时却不用直接面临求职和申请大学等问题。当一个人长到真正需要求职或申请大学的时候，很多个人或社会因素已对这个人影响多年，而这些因素很少会对每个人和每个群体产生相同的影响。而且，那些有意招募员工的雇主只会对求职者目前展示出的能力感兴趣，而不会关注他们与生俱来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