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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
最后，在比较不同国家的医疗支付体系时，还有一些医疗成本没有被计入经济统计数据中，包括疼痛、身体虚弱、过早死亡，还有出于健康原因无法工作导致的收入损失等。所有这些成本都在医疗体系由政府管理的国家中更高，因为诊断和治疗之间需要等待的时间更长，特别是对那些需要从全科医生转诊到专科医生的患者来说。如果将这些国家的“医疗成本”同那些私人负担医疗费用的国家进行比较，无异于拿苹果和橘子做比较。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以私有医疗服务体系为主的国家，仍有很多费用由第三方机构支付，不论是保险公司还是政府。
美国的医疗体系中，私有性质的第三方支付通常为雇主为其员工购买的健康保险。该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实施的税收法律和工资管制的偶然产物。当时的工资管制法令要求雇主不得以提高工资水平的方式招徕更多工人，这种管制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于是雇主们只能增加“附加福利”来吸引员工。而且这些福利可以免税，因此员工的收益实际要大于雇主所承担的成本。战争爆发之前，在1940年，只有10%的美国人拥有私人健康保险，但是十年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50%。
由于雇主为员工提供的这类福利价值要高于雇主支付的成本，私人健康保险计划所覆盖的人群比例不断提高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这些私人健康保险大部分都由雇主提供，并逐渐成为员工报酬的补充部分，“附加”一词也就不复存在了。
即使不存在价格管制，第三方机构为病人支付医疗费用也会改变人们使用医疗服务的方式。虽然一般都将医疗视作一种固定的“需求”，但是究竟由谁来为这种服务买单会导致需求水平发生很大变化。例如，美国的免税医疗储蓄账户一般每年12月都会出现消费激增，因为该账户中没有用完的钱无法被转存入下一个年度。一家连锁眼镜店的报告显示，他们12月的销售量要比其他月份高25%，“很多人都会趁这个时候购置第二副或第三副时尚镜架”。一位已经购买了八九副眼镜的顾客表示：“这些眼镜式样过段时间就过时了。”
就算有些人从医学的角度看确实需要戴眼镜，跟随潮流在医学上也是必要的吗？更重要的是，如果用的是自己的钱，那个顾客是否还会买八九副眼镜呢？如果不是，就说明医疗储蓄账户导致了资源的错误配置，人们购买了本不值得购买的东西，因为政府对流入医疗储蓄账户的收入免征税费。该账户中的钱不仅可以用于购买眼镜，还可以用来买避孕套和避孕药、支付按摩服务等。只要有医生签字认可这些消费，它就是合法的；而医生一般不会有很强的意愿去阻止他人花钱。
自由市场中的价格由消费者自己支付，它不仅反映了不可避免的支出，还限制了个人的消费意愿，即仅在商品的增量价值超过其增量成本时消费。但是如果由第三方来支付全部或部分成本，消费水平就会超过上述合理范围。某种病的治疗方案通常不止一种。例如，关节炎可以通过服药、康复运动或手术等方法治疗。而视力问题不仅仅可以通过佩戴眼镜来矫正，还可以通过佩戴隐形眼镜、做眼保健操或进行激光手术来解决。究竟选择哪种治疗方法，不仅取决于健康问题的严重性，同样还取决于这些方法的成本以及成本由谁来承担。如果由第三方来支付，相较于由个人来支付，病人和医生更有可能去选择成本高昂的治疗方案。
无论是在政治讨论还是在媒体报道中，医疗都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议题，似乎 “需求”量是基本固定的，唯一的问题在于如何支付，所以关注的重点就被转移到那些没有参与任何保险计划的群体上了。但财政安排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问题在于：不管个人是否购买了健康保险，能有多少医疗服务能为民所用？
在美国，露宿街头的最贫困的穷人不管有没有保险都可以在急诊室里得到救治。与之类似，弃婴没有能力支付医药费也可以得到救助。毫无疑问，那些拥有健康保险以及具有一定财富基础的人，可以在条件更好的医院获得更舒适的就医体验，也可以负担得起有选择性的甚至是整容类的医疗服务。如果在讨论中认为这些没有投保的人完全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则具有很强的误导性。但如果一个人不管是否拥有健康保险都能获得医疗服务，实际上会降低大众投保的动力。
有些没有健康保险的人确实收入很低，但还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已足以支付保险费用，但他们选择将钱用于购买其他东西，尤其是当他们还比较年轻，觉得出现医疗问题的风险较低时。在美国没有健康保险的人群中，约有40%的人年龄在25岁以下，超过60%的人年龄在35岁以下，而年龄超过55岁的人中，只有不到10%的人没有健康保险。尽管不得不在食物和医疗之间进行选择的老者形象广泛地出现在政治宣传中，但它只是无保险人士的政治形象，而非事实。
医疗的第三方支付使个人接受多少、接受何种医疗服务的决策能力发生了转变。由于所有的经济资源都具有稀缺性，也就是说没有足够数量的资源去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此时就需要建立一套资源配置方式，无论是医疗物品和服务还是其他商品，要么由个人自己决定，要么则由政府部门对所有人的资源配置进行集体决策。但决策权归谁所有会使决策本身发生变化，不同决策者做出的决策，其后果可能会大相径庭。
我们已经了解如果单纯依靠政府提供或补贴医疗服务，而让个人自由决定选择何种医疗服务会导致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发生怎样的变化。医疗成本的急剧攀升或约束了个人选择，或用等待时间来配置个人选择——包括在医生办公室中数小时的等待，以及手术和其他程序前长达数月的等待。其他选项还包括由政府工作人员来决定是否批准一些具体的治疗方案。
例如在英国，医疗官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公式或指南来决定哪些病人可以接受昂贵的治疗，而哪些则不能。这些公式和指南将治疗所达成的效果和治疗后存活的年限纳入了考量。因此，一位80岁的老人不太可能被批准接受心脏移植手术。尽管有些医疗选择和利益权衡的结果非常明显，但还有很多选择极为复杂。其实医疗问题和其他问题一样，最重要的决定应该是：究竟由谁来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