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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与人力资本
在国际投资额已高达数万亿美元的今天，财富国际转移仍然存在很多其他方式。这些方式主要包括汇款、外国援助，以及具有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的移民为主的人力资本转移。
汇 款
在外国工作的移民往往会汇钱给他们的家人，用来支撑家人的生活。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世界各地的意大利男性移民以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而著称，他们为了将钱汇回意大利而节衣缩食。19 世纪 40 年代，逃离爱尔兰饥荒的人穿越大西洋的费用，大多来自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家庭成员的汇款。此后从东欧移民到美国的犹太移民，也同样从他们在美国定居的家人那获得了汇款资助。
整个 21 世纪，汇款是流入贫穷国家的主要外部资金来源之一。2009 年，全世界流入贫穷国家的汇款总额，是外国援助总值的 2.5 倍。
曾几何时，生活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海外华人，因向中国的家人汇款而闻名。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和媒体常常宣称，这些汇款让中国获利，使汇出国变得贫穷。实际上，中国人在这些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许多企业，有时甚至建立了整个行业。他们汇回中国的资金，只是他们给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国家创造和增加的财富的一小部分。
同样的指控也指向了西非的黎巴嫩人，东非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民族。在这些例子中，最根本的谬误是忽视了这些人所创造的财富，他们移居的那个国家由于他们的存在而增加了财富而不是减少了财富。有时候对这些民族的敌对行为导致他们离开这些国家，或是遭到驱逐，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下滑。
移居国外和国外移入
人是最大的财富来源之一。移民能够建立一整个行业，并改变经济面貌。
某个特定民族或移民群体建立或主导一整个行业的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19 世纪，德国移民在美国建立了先进的啤酒厂，21 世纪大多数的知名美国啤酒品牌，仍然是由具有德国血统的人建立的啤酒厂生产的。中国最著名的啤酒品牌之一——青岛啤酒，也是由德国人创立的，而澳大利亚、巴西和阿根廷也都有德国人的啤酒厂。胡格诺派教徒逃离法国，将制表技术带到了英国和瑞士，而在此之前伦敦还制造不出手表，此后两国都成为世界领先的制表者。相反，逃离法国迫害的胡格诺派教徒在周边国家建立了与之竞争的制表企业，法国在这个它曾独霸的领域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英国以及随后的美国，它们崛起并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化国家，背后就有定居在两国的移民群体带来的技术和企业家精神，这些移民常常是为了逃避故国的迫害或贫困。在英国，羊毛、亚麻、棉、丝、纸和玻璃等行业的革命性创新，都是由外国工人和企业家带来的，而犹太人和伦巴第人则发展了英国的金融制度。作为一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有更多的职位和行业是由特定的移民群体建立或主导的。殖民地时期，美国的第一批钢琴是由德国人制造的——最先在沙皇俄国、英国和法国制造钢琴的也是德国人。到了 21 世纪，德国人建立的公司仍在不断地生产美国最好的钢琴，如斯坦威。
拉丁美洲国家对移民的依赖程度可能更大，并且尤其依赖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征服国之外的移民。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弗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正是这些移民“造就了现代的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某个行业中具有一半以上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移民，包括西非的黎巴嫩人、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巴西的德国人、斐济的印度人、阿根廷的英国人、俄罗斯的比利时人、马来西亚的华人等。这种情况也不只发生在过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4/5 的甜甜圈饼店是由柬埔寨人开办的。
在整个历史中，国家经济因为人口移居海外遭受的损失，与接受移民获得的利益一样引人注目。17 世纪初，摩里斯科人被驱逐出西班牙后，一位西班牙教士曾发问：“现在谁来为我们制造鞋子？”显然在摩里斯科人被驱逐之前，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好，尤其该教士本人还支持了驱逐决定。一些国家大规模出口人力资源，比如有些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移民到有更好机会的其他国家。《经济学人》曾报道，斐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海地、牙买加以及圭亚那的高校毕业生，有 60% 以上都选择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生活。在圭亚那，这一比例为 83%。
虽然量化人力资本很困难，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此大规模移民海外，代表着国民财富的巨大损失。移居国外的移民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的一个最惊人例子就是纳粹德国，反犹太人的政策导致许多犹太科学家逃往美国，正是这些科学家的努力，美国才成为第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导致大批犹太人从法西斯统治的欧洲移居海外的政策，最终使德国的盟友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然而，仅仅根据移民积极的贡献来评价它的经济影响将产生误解。移民也会带来疾病、犯罪、内乱以及恐怖主义。我们也不能将所有移民混为一谈。在美国的日本移民，只有 2% 的人靠领取政府福利救济金生活；而来自老挝的移民，却有 46% 都靠政府救济，并没有一种单一的模式适用于所有移民。同样，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给美国或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犯罪率水平以及其他积极或消极影响也具有很大差异。俄罗斯和尼日利亚常被排在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列，俄罗斯和尼日利亚移民带来的犯罪活动在美国也是臭名昭著。
一切都取决于你要讨论的是哪部分移民、哪个国家以及哪段历史。
帝国主义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或民族遭受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掠夺是很常见的现象。
帝国主义能够将财富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但是推行帝国主义还有其他非经济原因，所以即使占领国会而在经济上受损，帝国主义还是会推行下去。军事领导人可能想得到战略要地，例如直布罗陀的英国基地或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国基地。19 世纪，传教士呼吁英国政府控制非洲各国，以便在那里大规模传教。这种要求往往遭到财政大臣的反对，因为他们明白，英国从这些贫穷国家中获得的财富，不足以补偿在那里建立和维持殖民政权的成本。
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这样的个人，可能会在非洲暴富，但是英国的纳税人承担的成本要比塞西尔·罗德斯的巨额财富还要多。一般而言，现代欧洲的帝国主义控制的领土面积比这些领土的经济重要性更令人印象深刻。欧洲帝国主义在 20 世纪初达到顶点时，占世界陆地面积不到 2% 的西欧国家，在海外控制了占世界陆地面积 40% 的领土。然而，大多数主要工业国家的出口和投资，只有很小一部分流向了被其征服的殖民地，而且从殖民地获得的进口，与这些工业国家自身生产的或从其他工业国家的进口相比较，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即使 20 世纪初处于鼎盛时期的英国，对美国的投资也比它在亚洲和非洲的投资总和还要多。道理很简单，投资于富裕国家能够得到的财富要比投资于贫穷国家更多。基于同样的原因，20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美国对加拿大的投资要比对亚洲和非洲的投资总和还多。只有当亚洲工业化国家在 20 世纪后半期走向繁荣之后，它们才将美国投资者从世界其他国家那里吸引过来。当世界油价在 21 世纪初暴涨之后，外国投资大量涌入中东产油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总体来看，去年（2006 年），中东阿拉伯国家得到的国外直接投资达到了 190 亿美元，而 2001 年时仅为 40 亿美元。”国际投资通常会不断涌入财富所在之处。
否定殖民地经济对现代世界的意义，最有力证据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在失去了所有殖民地和征服的土地后，重新发展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战争爆发前，日本政界普遍认同日本需要建立殖民地，因为日本自然资源稀缺。但是，伴随着战败和毁灭，它的军事辉煌迷梦被打断，日本开始从资源国购买所需的自然资源，并由此走向繁荣。
帝国主义给被征服民族带来了许多苦难。但是，起码在现代工业世界中，帝国主义很少成为国际财富转移的主要手段。
虽然有些人认为投资于贫穷国家会使穷国更穷，但是投资者倾向于投资更繁荣的国家，让自己和富裕国家更富有。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中被应用于全球范围，并且在经济上被等同于早期帝国主义征服者的掠夺行为。然而，遗憾的是，正是在很少或没有外国投资的欠发达国家，贫穷程度最高。
类似地，相较国际贸易在经济中扮演着更大角色的穷国，国际贸易占国内经济比例较小的贫困国家经济增长率通常较低。事实上，20 世纪 90 年代的十年间，后者都发生了经济衰退，而那些更为“全球化”的国家则实现了经济增长。
贫穷国家中的富人常常投资于富裕国家，这样就不用担心政治动乱或投资被没收，他们的钱会更安全。讽刺的是，贫穷国家也因此帮助更富裕的工业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同时，在经济帝国主义的理论（把国际投资描述为帝国主义掠夺）影响之下，许多贫穷国家的政府还在奉行拒绝外国投资的政策。
然而，到 20 世纪末期，这种政策带来的痛苦经济后果在第三世界已经显而易见，例如，有些政府（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和印度）开始取消这些政策，以便利用其他国家企业的投资，从贫穷走向繁荣并从中获得一些好处。
经济现实最终冲破了意识形态的禁锢，虽然在最终确立基本的经济事实和原则之前，数代人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这些国家的市场一旦向外国商品和投资开放，就会迎来商品和投资的大量涌入。富裕国家在贫穷国家的投资，比起它在其他富裕国家的投资，不论看来有多么微小，在第三世界都非常瞩目，因为接受投资的国家本身实在过于贫困。1991 年，外国公司在拉丁美洲国家拥有 27% 的企业，10 年后这一比例变为 39%。
许多经济谬论的形成都是由于把经济活动看作零和竞争，认为一个人所得就是另一个人所失。这种认识又常常是由于忽视了财富是在经济活动中被创造出来的这一事实。如果向外国投资者支付收益使一个国家变得贫穷，那么美国应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因为仅 2012 年外国投资者就从美国拿走了 5,430 亿美元的收入，比埃及和马来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多。这些钱大部分是从外国人在美国拥有的资产中获得的，美国已经从这些资产创造的财富中获得了利益，仅仅是将这些外国人创造财富的一部分分给了他们。
剥削理论还有一种变体，声称自由的国际贸易加剧了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证据包括从世界银行得来的统计数据——20 个收入最高的国家与 20 个收入最低的国家之间的收入比，从 1960 年的 23∶1 增加到了 2000 年的 36∶1。但是，这些数据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因为所谓的最富裕的 20 个国家与最贫穷的 20 个国家，在 2000 年和 1960 年并不相同。若是比较 1960 年和 2000 年相同的 20 个国家的数据，会发现最富裕的国家与最贫穷的国家之间的收入比，从 23∶1下降到了不足 10∶1。扩大国际贸易是贫穷国家摆脱最贫穷的 20 国之列的一种途径。
当然，也可以用出口收益来购买外国的技术、机器和专业知识。一个国家越贫穷，意味着为推动国内经济增长要付出的代价越高。“我们宁肯挨饿，也要出口。”沙皇俄国时期的一位部长曾如此宣称，当然他自己是不会挨饿的。苏联时期虽然不再有这种言论，但采用的理念却非常相似，当时苏联的工业化严重依赖出口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换取外国进口。多年之后，两位苏联经济学家这样写道：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40% 的出口收入来自粮食出口。1931 年，全世界的机器和设备进口，1/3 是由苏联购买的。在这一时期，苏联工厂生产经营使用的所有装备，80% 到 85% 是从西方国家购买的。
然而，当时苏联国营工业的增长被赞扬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虽然实际上体现的是以食物出口为代价进口资本主义技术，而此时苏联国内正在缩减粮食消耗。在排斥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是不会允许外国投资的。
外国援助
所谓“外国援助”，就是外国政府以及国际机构转移给贫穷国家政府的财富。“援助”这个术语有一个先验假设，即这种转移将会实质上帮助贫穷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在一些情况下，确实如此，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外国援助仅仅会让掌权的政治家通过贪污获益，并利用政治策略给帮助他们执政的人让利。外国援助是给政府的财富转移，所以与给私人企业的投资有所不同，它鼓励许多国家重建已经破产的国有企业，或建造宫殿、露天广场这类用来观赏而不是用于生产的设施，但是只有生产设施才能够提高接受国的物质生活水平。
马歇尔计划可能是最著名的外国援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计划将美国的财富转移给了西欧各国。后来的模仿者也尝试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外国援助，显然马歇尔计划更成功。西欧国家的经济困境源自战争破坏。一旦人们拥有了吃的东西，重建了基础设施，西欧国家就会恢复曾经拥有的工业化生活方式。事实上，他们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先驱。
与西欧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贫穷的、尚未工业化的国家，我们首先要去建立他们缺少的工业技能。欧洲国家需要重建的是物质资本，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需要建立的主要是人力资本。后者更难实现，欧洲历经了几个世纪才发展出现代经济所需的大量技术。
虽然外国援助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和负面效果，但这丝毫不妨碍它的延续和扩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类外国援助机构，能够分配大量资金，因此这些机构的官员对贫穷国家的政府能够产生巨大影响，他们会给接受援助的国家提出建议方案作为接受援助的先决条件而不管这些方案能否获得成功。总之，没有经济底线来约束援助的分配者决定哪些行动、政策、组织或个人，能豁免于市场竞争的淘汰过程。
除了国际机构发放的外国援助，还有政府直接给政府的资金拨款、运送免费食物，以及比金融市场更优惠的贷款，而且这些贷款还可能定期获得“减免”以及延期，或者用一笔新的更大的贷款的收益偿还“延期”。这样，美国政府给印度政府的贷款，以及英国政府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贷款都直接被免除了，它们将这些贷款转变成了礼物。
有时，富裕国家会接管一整个贫穷社会，并大量给予补助。大量美国援助涌入，以至于密克罗尼西亚人放弃了曾经赖以糊口的经济活动，如打鱼和种植。如果美国人决定终止援助，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密克罗尼西亚人的后代是否还会重拾他们曾经普遍拥有的技能和经验，回归自给自足。
给予资助的国家或国际机构会大肆宣传外国援助的有益结果，批评者则更倾向于四处宣扬失败的情况，因此，外国援助的净效应并不能一眼就看出来。已经过世的杰出发展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彼得·鲍尔（Peter Bauer）认为，总体上“官方援助更有可能阻碍，而不是促进经济发展”。不论你是否接受这一颇具争议性的结论，更重要的问题是“外国援助”这个词，不能用于暗示一种事实和分析都无法证明的结果。
另一个预设结果（这一结果事实上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的用词是“发展中国家”，用来指较贫穷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发展可能与富裕国家一样快，也可能比富裕国家慢，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多年衰退。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拥有可用于创造财富的丰富资源，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充分利用，而且这些财富往往远超这些国家曾经得到过的任何外国援助。在很多贫穷国家，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经济活动是“在表外”发生的，或者属于“地下经济”，因为在获取经营企业或拥有房屋所需的法律许可的过程中，烦琐的程序、腐败以及官僚主义的拖延产生的成本，使得法律认可的经济活动超出了许多人的经济能力。于是这些人可能到街头摆摊、去工厂做工，或者为自己和他人建造房屋，但所有这些经济活动都没有得到政府的合法认可。
据《经济学人》杂志报道，典型的非洲国家 10 个人里只有 1 个在合法的企业工作，或在拥有合法产权的房子中居住。例如，据估计埃及有 470 万栋房屋是非法建造的。秘鲁没有合法产权的房产总额，比秘鲁历史上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还要多 12 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度、海地，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总之，许多贫穷国家已经创造出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这些财富却不被法律认可，因此这些财富无法转化为资金来源，也就无法被银行、借款者或投资者利用，而在产权制度更完善的国家里，已有的物质财富可以被用于建立更多企业，而这些企业又能够进一步创造财富。
在许多贫穷国家，法律瓶颈严重制约了经济，因为它们阻碍了许多已有的企业从创业时的小规模继续发展壮大，而这些企业汇总起来代表着巨额的财富。许多大型美国公司刚建立时都是很小的企业，与当今遍布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初创企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例如，李维斯服装、梅西百货、萨克斯百货以及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他们的创建者一开始都只不过是小商贩。
这些企业可能靠个人的少量积蓄，或来自家人、朋友的借款而建立，然而它们要最终扩张成为大型公司，通常需要动用许多陌生投资者的资金。但是，能够让企业利用投资者资金的产权制度，虽然对美国人来说稀松平常，但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通大众来说却难以企及。
不愿意向一家小型企业投资的美国银行，却可能会以房屋抵押的方式借钱给该企业的所有者，但是房屋必须首先是贷款申请人的合法财产。当企业经营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其他陌生投资者看到该企业不断增值的财富，也会愿意将钱借给它，或直接进行投资成为持股人。但是这一切都依赖于一个可靠且便利的产权体系，即使在贫穷国家，这种产权所能调动的财富，也要远多于从其他国家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转移来的财富。
许多人评判贫穷国家接受了多少帮助，要么依据捐助国政府向贫穷国家转移的财富绝对数额，要么依据政府对政府以外国援助方式转移的国民收入百分比份额。但是，美国向贫穷国家转移的财富中，约有 90% 来自私人慈善捐款、商业投资或定居在美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移民的汇款等形式。例如，2010 年，美国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是 310 亿美元，但是美国的个人给这些国家的私人慈善捐款就达到 390 亿美元，而流向第三世界国家的美国私人资本为 1,080 亿美元，从美国向这些国家的汇款为 1,000 亿美元。
通过官方的外国援助来衡量一个国家对贫困国家的捐款的人有时也指出，虽然美国的外国援助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在美国人的收入中的占比却非常小。然而，这忽略了美国通过非政府途径，转移给贫穷国家的更大规模的财富。自 21 世纪以来，从富裕国家转移给贫穷国家的财富，绝大部分并不是通过所谓的外国援助的方式。
这些数以千亿美元的转移财富，对接受国到底带来了多大的利益？这个问题更难回答。然而，对于增加受援助国的产出、提高他们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来说，以不同方式转移的财富所产生的激励不尽相同，其中官方的外国援助产生的激励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