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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限制
对整个世界和单个国家来说，国际贸易有诸多好处。然而，和所有高经济效率的行事方式一样，它会取代低效率的做事方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就像汽车的出现使马车行业遭受了巨大损失，大型连锁超市导致很多社区小杂货店倒闭，进口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也会使本国的相关行业在收入和就业上遭受损失。
虽然国际贸易带来的经济收益一般来说完全能够抵消损失，但是在政治上，还是会有人大声疾呼，要求政府对进口实行各种各样的限制，避免国外的竞争。许多存在已久的经济谬论，就来自人们试图证明国际贸易限制的合理性。尽管亚当·斯密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反驳了大部分此类谬论，但是只要经济学家仍然存在担忧，这些谬论在今天的政治中就仍然有生命力，有效力。
例如，有些人认为，富裕国家无法与薪水较低的国家竞争。另一方面，贫穷的国家可能会说，他们要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避免来自发达工业国家的竞争，直到这些本土产业拥有足够的经验和专业技术，能够平等地与其他国家竞争。所有国家都在抱怨其他国家在进口和出口方面制定了“不公平”的法律。例如，经常听到的，有些国家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人为地降低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倾销”商品，从短期来看这些国家会遭受损失，但是当它们取得垄断地位后，就会提高价格掠夺。
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一种观点是百分百正确或百分百错误的。但是，大多数关于国际贸易限制的观点，总是错误的。让我们从高工资谬论开始，逐个予以考察。
高工资谬论
在美国这样的繁荣国家里，有一个谬论听起来似乎很合理，即美国商品无法与贫穷国家低收入工人（一些人的工资只有美国工人的几十分之一）生产的商品竞争。尽管这一观点听起来很合理，但是历史学和经济学都否定了它。从历史来看，高工资国家对低工资国家的出口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从 16 世纪 90 年代到 18 世纪 40 年代，在这一个半世纪里，荷兰一直是国际贸易的领导者，虽然当时荷兰工人的工资在世界上是最高的。英国是 19 世纪最大的出口国，而英国的工资水平要比它销售商品的许多国家（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都要高得多。
相反，印度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日本、美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但是多年来，印度一直限制从日本和美国进口汽车和其他产品，因为印度本土生产商无法在价格和质量上与这些进口产品竞争。印度对国际贸易放松管制以后，即使是塔塔这样的印度领头工业企业，也不得不担忧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尽管中国工人的工资要比印度工人的高得多：
……塔塔集团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为其庞大企业帝国的不同部门提供培训，应对进口限制取消后可能会出现的影响。基板·穆霍帕德黑（Jiban Mukhopadhyay）作为塔塔集团主席的经济顾问，负责执行这一任务。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一条在中国旅游时购买的丝绸领带。他曾问公司里参加 WTO 研讨会的管理人员，这条丝绸领带的价格。“它只需 85 印度卢比，”他说，“同样的领带，在印度要花 400 印度卢比。”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高工资理论的一个关键错误就是，它混淆了工资水平与劳动力成本，也混淆了劳动力成本与总成本。工资水平通过每小时的工作量来衡量，而劳动力成本则通过每单位的产出来衡量。总成本不仅包括劳动力成本，还包括资金、原材料、运输、制造产品所需的其他东西，以及将制成品运往市场所花的成本。
当富裕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是贫穷国家工人的两倍，每小时产出是穷国工人的三倍时，那么高工资国家每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就要低得多。也就是说，富裕国家能够用更低的成本完成一定量的工作，因为它需要的劳动力更少，即使单个劳动力报酬更高。工资更高的工人可以更有效地进行组织或管理，也可以使用更多、更好的机器设备来工作，或在具有巨大规模经济的公司或行业工作。通常，越发达的国家，运输成本越低，因此将产品运输到市场的成本就会越低。
为什么一个国家能够比另一个国家更富裕？这是有原因的，其中有一条就是更富裕的国家在生产与运输产品方面更有效率。总而言之，单位时间工资率高，并不意味着单位产出成本也高。它甚至也不意味着每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就高——当然，劳动成本并不是唯一的成本。
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发现，印度现代部门中的普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是美国普通工人劳动生产率的 15%。换句话说，如果你雇用一名普通的印度工人，并且支付相当于美国普通工人 1/5 的工资，那么完成既定量工作的成本在印度就要比在美国更高。给那些生产率只是美国工人生产率 15% 的工人，支付相当于美国工人工资的 20%，只会增加劳动力成本。
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低工资国家的就业增长不会给高工资国家带来失业。在那些生产率的差异小于工资率差异的国家，比如印度有很多受过良好训练、会讲英语的计算机程序员，美国很多的计算机编程工作就会转移至印度完成。比较优势的其他形式也意味着，工作会转移到在某事上具有某些优势的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经济活动中会出现就业净损失，就像国内或国际上的其他高效率的形式不意味着经济中会出现就业净损失一样。不管是因为国内竞争还是国际竞争，失业对当事人来说都很现实，但是对国内或国际市场的限制通常会打破就业的净平衡，因为限制会危及经济繁荣，也就会影响商品和劳动力的需求。
劳动力成本只是原因之一。资本与管理成本也是很多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情况下，资本成本都超过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在固定成本巨大的行业中，如电力设施公司和铁路公司，两者都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巨额资金。繁荣的国家通常资本丰富，在供给和需求作用下，资本成本往往也比贫穷国家更便宜，贫穷国家由于资本稀缺，资本投入往往要求更高的回报率。
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工业化初期的历史就说明了资本供给是如何影响资本成本的。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时，外国投资者每年的投资回报率是 17.5%，直到数年后，投资实在太多，回报率才逐渐下降，到 1900 年已经降至 5% 以下。贫穷国家由于资本成本较高，很难与资本成本较低的富裕国家竞争，即使穷国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真正的优势，但是通常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也并不是真正的优势。
有时，确实有些行业会受进口产品竞争的不利影响，就像它们也会受到其他更好、更便宜的产品的不利影响一样，不管这些竞争产品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市场上总是会有其他效率更高的产品，迫使公司走向现代化、削减规模，不然就倒闭。然而，当这种情况是因为外国人而发生时，政治上就会把它描述成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对立，实际上，它一直都是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对立。
保护就业
经历高失业率的时候，政治家的压力尤其巨大，他们被寄希望去拯救那些正在遭受损失或失业的行业，他们使用的手段就是限制竞争性产品的进口。这种限制可能带来悲剧性结果，比如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世界各国都树立了贸易壁垒，增加了各种贸易限制。结果是 1933 年全球出口总额只有 1929 年的 1/3。就像自由贸易会同时增加所有国家的经济福利一样，贸易限制也会同时降低所有国家的效率，进而导致生活水平降低，它并不能带来人们期盼的就业增加。
世界各地的这些贸易限制起因于美国在 1930 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使美国对进口产品的关税水平达到了历史新高，其他国家则报复性地对进口的美国产品设定诸多限制。此外，在美国发挥作用的政治压力同样在其他国家发挥作用，因为对许多人来说，通过减少进口外国产品来保护本国的就业似乎很合理。结果就是，严厉的国际贸易限制被许多国家应用于针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而不再仅仅针对美国。最终的经济后果也与预期完全不同。对这一切，经济学家早有准确预测，他们写了一份反对增加关税的公共请愿书，并递交给了国会议员霍利、参议员斯穆特以及总统赫伯特·胡佛。在请愿书中，他们写道：
美国现在正面临着失业问题。提高关税的支持者认为调高税率会增加工作岗位。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无法通过限制贸易来增加就业。
这上千名经济学家包括哈佛、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的很多优秀经济学教授，他们准确地预测到了其他国家会对美国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他们还预测到，“绝大多数”坚决拥护关税的美国农民都会出现损失，因为其他国家也会限制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所有这些预测都变为了现实：失业更加严重，农产品出口直线下降，美国的国际贸易量也普遍下降。
1930 年 6 月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时，美国的失业率是 6%，相较 1929 年 12 月 9% 的峰值有所下降。但是一年后，失业率却达到 15%，第二年失业率甚至上升至 26%。我们没有必要把原因全部归咎于关税。但是，这些关税的最终目的，曾是要减少失业率。①
在任何时候，保护性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都会立刻给某一个行业带来慰藉，它们会从本行业的公司及工会得到政治和财务上的支持。但是，和其他政治利益一样，它得到的支持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也就是没有组织、无法引起人们注意，也缺乏话语权的那些人的利益。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0 年间，美国钢铁行业的就业岗位从 340,000 个下降到 125,000 个，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并成为经济和政治大新闻。它还导致美国制定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法律和规定，以减少钢铁进口，使国产钢铁免受竞争。不用说，由此造成的钢铁供给减少，引起美国境内钢铁价格的上升，导致其他以钢铁为原料来制造产品的行业——从汽车到油井设备业——生产成本大幅上涨。
不管是在美国境内，还是在国际市场上，所有这些钢铁制品都在与外国制造的相似产品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据估计，钢铁高关税给钢铁公司创造了 2.4 亿美元的额外收益，并保留住了钢铁行业中的 5,000 个工作岗位。与此同时，钢铁高关税人为地提高了钢铁的价格，导致以钢铁为原料的其他行业遭受的损失，据估计达到约 6 亿美元，减少的工作岗位有 26,000 个。换句话说，限制钢铁进口，总体上恶化了美国工业和美国工人的净收益。
同样，一份有关美国限制食用糖进口的研究表明，尽管它保留住了食用糖行业的工作岗位，但是由于食用糖价格上升，甜点行业减少的工作岗位是食用糖行业保留住的工作岗位的三倍。一些美国公司转移到了加拿大和墨西哥，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食用糖价格更低。2013 年，《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报道指出，“阿特金森糖果公司已将 80% 的薄荷糖生产转移到了危地马拉一家 2010 年开办的工厂”。根据《华尔街日报》提供的数字，从 2000 年到 2012 年，美国的食糖平均价格是世界市场上的两倍多。
国际贸易限制还为合成谬误（部分正确则整体也是正确的谬误）提供了例证。毫无疑问，某些行业或职业能够从国际贸易限制中受益。但是，错就错在，认为整个经济都会受益，不管是就业还是利润。
“幼稚产业”
经济学家很早就认同的一种关于国际贸易限制的观点（至少在理论上），就是认为需要暂时保护“幼稚产业”，直到它们具备必要的技术和经验，能够与国外老牌的竞争者相抗衡。一旦它们具备了技术和经验，就可以取消这种保护（不管是关税、进口配额，还是其他措施），让这个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
然而，在现实中，一个新生产业在幼稚时期很少具备足够的政治力量——雇员选票、雇主对政治活动的资助以及政府对他们税收的依赖性——来保护它们免受国外竞争。另一方面，陈旧、低效率但曾经辉煌过的产业，却可能会有一些政治力量，能够得到立法的保护或政府津贴，以使自己免于淘汰，但这样做却牺牲了消费者、纳税人共同的利益。
国 防
即使是最积极的自由贸易倡导者，也不会希望依赖进口获得军事装备和物资，因为提供这些物品的国家可能会在将来某一时期成为敌对国。因此，长期以来，人们都或多或少地支持军需品和战争武器应在国内生产，以确保供应商能够及时提供国防所需的任何物资。
历史上发生过这种罕见的例子，殖民地美国曾依靠潜在的敌人获得军火，当时北美洲印第安土著从欧洲殖民者那里获得枪支弹药。战争爆发后，印第安人最初赢得了大部分战斗，然而当他们耗尽弹药，紧接着就输掉了战争，因为他们只能从白人殖民者那里获得武器。枪支弹药都是欧洲文明的产物，印第安人除了从欧洲人那里进货，别无他法。如果有选择，国家总是会让本国的生产者提供这些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物品。
不幸的是，“国防必需品”这一术语，能够而且已经被延伸到那些与军事必需品关系不大或虚构的产品上。为了纯粹的一己私利，这些产品被贴上国防标签，获得保护而免于国际竞争。总而言之，尽管为了国防安全而采取国际贸易限制的观点是合理的，但它对某个时期某国的某个行业来说是否合理，还要看那个行业、那个国家和那个时期的实际情况。
不同的外部国家在将来成为敌人的可能性是不同的，因此依靠外国供应商提供军事设备的危险，也会因涉及的具体国家不同而不同。例如，2004 年，加拿大是五角大楼最大的国外订货商（价值 6.01 亿美元），其次是英国和以色列，这些国家都不可能与美国爆发战争。
有时实物产品进口并不仅仅是进口产品本身，还包含凝聚在产品中的技术，这些技术代表着一种军事威胁。20 世纪 90 年代，尽管美国军方反对，但美国仍然取消了对中国销售应用有先进计算机技术的产品的禁令。美国军方希望继续限制，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先进的技术将使中国军队有能力让核导弹更准确地瞄准美国城市。支持解除这种国际贸易限制的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政治家。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认为，将国防作为自由贸易的例外是合理的，虽然国防基本原理已经被用于许多并不适用的情况。
“倾销”
政府采取保护措施反对其他国家的竞争者所根据的一个普遍观点就是，后者没有遵循“公平”竞争，而是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在市场上“倾销”商品。该观点认为，这一做法会迫使国内生产者破产，而外国生产者占据市场之后，将会把价格提高到垄断水平。政府对这一观点的回应，就是制定了“反倾销”法，宣称某些外国公司采取这一不道德做法，并对它们的产品实施进口禁止、限制或征收重税。
在该观点中，关键在于外国生产者销售商品的售价是否真的低于成本。正如在第 6 章中提到的，判断生产成本实际上并不容易，即使是本国的企业，政府机构也很难判断运营成本。欧洲的政府官员想要确定一家东南亚公司的生产成本，面临的问题将更多，特别是当他们同时调查多起涉及全世界各地多家公司的倾销诉讼时，情况会更加棘手。对于国内生产者来说则容易得多，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进口商抢走了他们的消费者后提起诉讼。
确定成本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政府官员们在裁决“倾销”诉讼时，阻力最小的方法就是接受这些诉讼。例如，欧盟当局宣布泰国的一家山地车生产商出口到欧洲的山地车低于其生产成本，因为他在欧洲出售的山地车的价格，比该山地车在泰国的销售价格低。然而，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在欧洲销售大量山地车的成本，比泰国境内销售量很少的其他山地车生产商的成本更低，因为泰国的人口少，也更贫穷，山地车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奢侈品，需求也少得多。
实际上，这家泰国生产商在泰国境内销售数量较少的山地车时，单位成本很可能比大批量销往欧洲的还要高。在欧洲销售山地车的价格比在泰国低，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在庞大的欧洲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低于山地车的生产成本。
这种情形并非孤例。欧盟已经对埃及的床上用品、印度的抗生素、中国的鞋类制品、马来西亚的微波炉、巴西的味精，以及其他国家的诸多产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不仅欧盟这样做，美国也对来自日本的钢铁、俄罗斯的铝土矿、波兰的高尔夫球车，以及其他产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由于没有严格的标准来确定这些东西的生产成本，美国政府机构只能依靠“所能得到的最佳信息”，而这些信息通常是由那些试图阻止外国产品竞争的美国企业提供的。
不管反倾销法背后的理论依据如何，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国内生产商的一种保护手段，并以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此外，甚至理论本身也并非没有问题。倾销理论是“掠夺性定价”理论的国际版本，关于掠夺性定价问题，我们曾在第 8 章讨论过。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掠夺性定价很容易遭到指控，并且很难举证或提出反驳。当政治偏见倾向于接受这一指控时，它其实不需证明。
其他限制
关税是对进口商品征收的一种税，目的是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使国内生产商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应对竞争，否则他们将面临来自国外的廉价产品的竞争。进口配额同样限制了外国公司与国内生产商之间的平等竞争。尽管关税与配额具有相同的经济作用，但它们带来的结果对公众造成的影响却不一样。对进口零部件征收 10 美元关税，能够使国内零部件生产商的价格提高 10 美元，并且不会让外国生产商夺走生意；对进口零部件的数量进行适当的配额限制，也能对供求产生影响而使零部件价格提高 10 美元。但是，选民一般不容易察觉到进口配额的影响，也无法量化这一影响。从政治上来看，通过配额限制将零部件价格提高 15 美元，与通过关税将价格提高 10 美元一样，都能轻易获得民选官员的批准。
有时候，人们会声称这个或那个国家对美国出口的商品施加了“不公平的”限制，以此支持进口限制。遗憾的是，为了照顾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进口实施“不公平的”限制。然而，和其他情况一样，人们只能从实际存在的各种选项中做出选择。其他国家实行的贸易限制，剥夺了他们以及我们能够从国际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如果我们以牙还牙，只会进一步剥夺我们更多的利益。如果我们“放他们一马”，双方的损失才能最小化。
适用于进口产品的健康和安全条例，是更隐蔽的国际贸易限制措施。这些条例通常远远超出健康或安全的必要范围。仅仅是必要的繁文缛节，也会增加成本，因为人们需要花费时间去遵从，易腐烂的进口产品尤其如此。如果需要花费一周时间才能让你的草莓通过海关，那么还不如不进口。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采用这些措施，它们和进口配额一样拥有政治上的优势，我们很难精确量化它们对物价的影响，不管这些影响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