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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
亚当·斯密
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数卷本重商主义著作问世不到十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发行，并给重商主义者的理论及世界观带来了沉重打击。亚当·斯密设想，国家是生活在一国中的所有人。这样一来，就不能通过压低工资以增加出口的方式使国家变得富裕。亚当·斯密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贫穷又悲惨，这个社会就谈不上繁荣幸福。”他也不赞成将经济活动看作一个零和过程，即一个国家所失，就是另一个国家所得。在他看来，通过让各个国家的人变得更富裕，所有国家都可以同时向前发展，尽管军事力量（重商主义者的主要关注点）必然是相对的，并且是零和竞争。
总之，对重商主义者来讲，首要关切的是财富转移，不论是通过出超、帝国主义，还是奴隶制，但是这只会让一部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则会因此受损。亚当·斯密关心的是财富的创造，这不是一个零和过程。亚当·斯密反对政府为了帮助商人（重商主义这一名称的来源）而干预经济，相反他站在法国经济学家——即重农主义者一边，提倡自由市场，自由放任一词就是他们创造的。亚当·斯密一再斥责那些旨在保护“商家和厂家”特殊利益的立法，他认为这些人的政治活动是为了欺骗并压迫公众。在当时的背景下，自由放任是用来反对政府偏袒商业的一种学说。
亚当·斯密与重商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亚当·斯密并不将黄金看作财富。《国富论》一书的书名就引出了财富包含什么这一基本问题。亚当·斯密提出，财富由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商品和服务构成，而且这里的人民指一国内的所有人。基于经济和道德两个方面原因，亚当·斯密反对帝国主义和奴隶制。他指出，维系帝国主义所需的“大型舰队和庞大军队……所带来的收益，并不足以补偿它们的维护费用”。在《国富论》的结尾，他还呼吁英国放弃帝国主义迷梦。至于奴隶制，亚当·斯密认为，它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在道德上也应当被唾弃，他还轻蔑地反驳了受奴役的非洲人比欧洲人低贱这一观点。
虽然，如今亚当·斯密往往被认为是“保守”人物，事实上，在他那个时代，他攻击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利益团体。此外，关于自动实现自我平衡的系统，即市场经济的观点，首先是由重农主义者提出的，后来成为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学传统的一部分，代表了一个全新的起点，无论从社会因果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还是从降低政治、学术和其他领域中的精英对公众的指导和控制程度来讲，都是如此。
自柏拉图以来，具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在讨论智慧的领导者为了社会的利益会实施什么政策。但是，在经济领域，亚当·斯密宣称政府一直将“很多不必要的精力”放在不必要的事情上，这些事情若没有政府干预，而由个人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政府干预经济，在重商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看来是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应该发挥的作用，而亚当·斯密则将它看作“奸猾”政治家的观点和行为，带来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多。
虽然《国富论》并不是第一部对经济学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却是世人皆知的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基石，在亚当·斯密著作问世后的一个世纪中，古典经济学得以构建。并不是所有的早期著作都是重商主义。例如，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写于 18 世纪 30 年代的著作，以及费尔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在 1752 年的著作，都包含了复杂的经济分析，而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 ）在 1758 年出版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中所包含的思想，鼓舞了短暂却重要的重农主义经济学学派。但是，正如我们已提到的那样，这些早期的先驱者没有像亚当·斯密那样建立持久的学派，吸引后来的杰出经济学家持续地以他们的著作为基础进行研究。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曾涌现了众多独立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著作领先于时代，却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也鲜有追随者，并且他们的身影逐渐隐去，直到被后来的学者重新发现，奉为该领域的先驱。例如，法国数学家奥古斯丁·古诺（Augustin Cournot）在 1838 年就对经济学原理进行了数学分析，但当时数学还没有成为经济学家分析工具的一部分，直到约一个世纪后，经济学家才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在反对重商主义者的理论中不断发展，后果之一就是弱化了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在古典经济学繁荣的一个世纪中，这一观点贯穿始终。重商主义者过于强调在许多经济中充当货币的黄金，因此古典主义者对重商主义者的反对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将金钱描述成是一块“面纱”，却常常被读者误解，因为它过于模糊，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被掩盖的真实经济活动。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明白，在既定时期，货币供应量的紧缩会带来生产下降，相应抬高失业率。① 但是对其读者来说，他们无法清晰地体会到这一点，而古典经济学家们自身的注意力又很少关注这一方面。
大卫·李嘉图
在亚当·斯密的追随者中，最有成就的要属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他是 19 世纪早期的一名杰出经济学家，发展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并取得了诸多其他成就。除了对经济分析有巨大贡献外，大卫·李嘉图还创造了一种阐释经济学的新方法和新风格。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充满了社会评论和哲学性探讨，全书结尾还提出了强烈的建议，即英国不应该努力掌管它在美洲的殖民地，就在这部著作发布的当年，这些殖民地发生了叛乱。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卫·李嘉图在 1817 年写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作为一本经济学经典著作，首开先河致力于分析经久不衰的经济学原理，而没有进行社会、政治和哲学性的评论，它所强调的是原理，而非当前的政策问题。
这并不是说大卫·李嘉图不关心社会议题或道德问题。他的一些分析深受拿破仑战争后英国面临的经济问题的启发，但是他推导出的原理并不局限于这些问题或是当时的时代，如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并不局限于掉落的苹果一样。《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当时的政策问题。利用更严格的名词定义和更严密的逻辑推断，大卫·李嘉图给经济学带来的是专注于细分领域的系统分析。
然而，大卫·李嘉图不仅仅只是一部推理机器。他的个人行为和私人信件都展示出他想要成为一个有良好道德品质并关心社会的人。当他成为国会议员后，李嘉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诚实，遵从自己的信念，而不去讨好大人物和掌权者。
作为国会议员，大卫·李嘉图没有违背内心的信念。虽然他自己是一名地主，他还是一再投票反对维护富有地主利益的提案，他还曾投票支持会让自己失去国会席位的选举改革。②
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学”，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曾被称作“政治经济学”。当古典经济学家提到“政治经济学”时，他们指的是整个国家（政府体制）的经济学，区别于家庭的经济学，或现在被称为“家庭经济学”的学科。“政治经济学”一词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合并，后来有些人曾使用这个词来表达这种意思。
经济学原理并不是现成的，也不是在灵光一闪间迸发。相反，需要连续几代渊博而勤奋的思想家，摸索出对真实世界的经济活动的理解，逐步掌握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概念。如今初学者在一个星期内就能学会的供求分析，始于 19 世纪初的思想家——如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等的争论，并且花了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形成。
大卫·李嘉图在和他的朋友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件中，讨论了当时的经济问题，李嘉图在 1814 年写道：“我有时怀疑我们对需求一词所指的意思并不相同。”他是对的，他们确实有不同的理解。③ 直到两人相继去世，又过了数十年，这个词才得到澄清并准确界定，与如今经济学家理解的相同。事后看来，这可能只是逻辑上的一小步，却是一个反复摸索的耗时过程，而创造并完善概念定义、清晰无误地表达思想观点，使人们能够用反对者赞同的方式探讨实质性的问题，这样做至少可以确定他们是在实质内容上有不同意见，而不至于陷入语义上的混淆。
萨伊定律
萨伊定律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在 19 世纪初就曾受到激烈争论，而后在 1936 年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重新点燃。这一理论以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的名字命名，虽然其他经济学家对这一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刚开始，萨伊定律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原理，但是经过它的提倡者和批评者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种种争论，萨伊定律的推理和扩展不断变得复杂。
从本质上说，萨伊定律回答了人们一直以来的一种普遍忧虑，即经济体不断增加的产出会超过人们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商品滞销和工人失业。在让·巴蒂斯特·萨伊以前的时代，人们就表达了这种忧虑，在萨伊之后的时代，这种忧虑仍然存在。正如我们在第 16 章中提到的，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位畅销作家曾提出警告，“生活中的基本物资、福利设施和装饰品有可能过剩，并带来危险”，甚至成为“一个重大的国家问题”。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萨伊定律指出，生产输出以及生产中获得的用于购买这些产品输出的实际收入，在整个过程中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因此，不论一个国家的产出是大是小，生产带来的收入都足以购买这些产出。萨伊定律常常被表述成如下命题：“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换句话说，一个经济体能生产并购买多少产出，并没有内在限制。
萨伊自己曾经问道：“若非如此，如今在法国买卖的商品，怎么可能是在查尔斯五世的无道统治时期的五六倍呢？”甚至在此之前，一位重农主义者就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即总需求“没有已知的上限”。当然，这并没有排除如下可能性，即在特定时期，消费者或投资者可能选择不去行使他们能力范围内的总需求。萨伊定律排除了反复流行的恐慌观念：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产出的快速增长将变得过于巨大，人们将没有能力购买所有的产出。
正如思想史上经常发生的，一个最初非常简单的概念，由于倡导者在许多方向上的扩展和反对者的众多争议，含义变得扭曲含混——即使两方的经济学家（包括 19 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杰出经济学家）都是认真而博学的思想家，而且相互之间只讨论过往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在于，经济学尚未得到足够发展，他们所谈论的术语（如“需求”）还不具有所有人一致同意的严格定义。④ 不论后来的学生认为严格定义的过程是多么单调乏味，经济学的历史（以及其他领域的历史）痛苦而清晰地表明，在试图讨论实质性问题时，若讨论的各方没有清晰明确的术语来代表相同的含义，将会带来混乱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