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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历史
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来看，几千年以来，人口迁移一直在发生。考古学研究表明，人口迁移在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之前就出现了。人口迁移先于国界出现，因此在研究早期人口迁移问题时，没有必要像研究当代人口流动问题那样区分人口的国内流动和国际迁移。
人们为何要搬离呢？
选择迁离家乡的个人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但是通常只有在大量人群同时面临一些显见而又重要的问题时，才会出现人口的集中迁移。回顾历史，在某些时期和地点，土地只能在有限的几年内为当地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几年后土壤中的养分就会流失殆尽。为了生存，人们只能搬到新的土地上，让过去家园的土地休养生息，从自然界吸收足够的养分。有些人的迁移则是为了躲避侵略者。例如中世纪，斯拉夫人受到蒙古人的侵略只好背井离乡向西迁移；而欧洲人的入侵也使美国本土的原住民向西部地区迁移。其实这些侵略者也属于移民，他们用武力征服新土地，抢夺人口和财富。还有些迁移是被迫的。1530年到1780年，至少有100万欧洲俘虏作为奴隶被带到南非的巴巴里海岸，规模相当于被运往美国各地和13个英属殖民点（美国的建国13州）的非洲奴隶总数的两倍左右。
现代人口流动的原因通常与过去不同，迁移模式因此也有所差异。大部分的迁移不再是为了躲避侵略者或离开贫瘠的土地，大多数都是自愿离开家乡。是否要离开故土，个人或家庭通常会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所以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人口迁移模式也各不相同。
输出地和目的地
在过去300年间，美国接收的移民人数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2007年所有生活在美国的人中，有3 800万人并非出生于美国，这部分人约占全世界流动人口总数的20%。从人口输出地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输出人口占全球流动人口的比例能够像美国在吸纳移民方面那样具有绝对的优势。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都是移民输出地，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移民从不同的欧洲国家迁出，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输出移民方面能够像美国吸收移民那样一家独大。以去往美国的欧裔移民为例，1850年前后移民主要来自爱尔兰；到了1880年，移民主要来自德国；1930年前后，意大利人接过接力棒成为欧洲移民的新主力。
尽管当我们谈及移民时，总是泛泛地说这些人从一个国家移民到了另一个国家，但这些移民从输出地到目的地的迁徙历史通常要复杂得多。德国移民并不是随随便便就从德国出发，又在美国随随便便找个地方安家的。正好相反，肯塔基州的法兰克福（Frankfort）正是由来自德国城市法兰克福（Frankfurt）的移民建立起来的。而在威斯康星州的洛米拉小镇上定居的人，几乎全部来自德国的勃兰登堡。有研究发现，密苏里州的一些社区几乎完全是德国村镇的翻版。这种情况绝不仅限于德国移民或只发生在美国。在澳大利亚的港口城市弗里曼特尔，那里的渔民曾全部来自意大利的两个小镇。来自黎巴嫩几个小镇的移民通常聚居在哥伦比亚的一些村镇中。从世界范围来看，类似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移民输出地也各有特点。移民群体的地理分布和社会出身都不是随机形成的。美国建国13州的人口构成并不是英国人口随机抽样的结果。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有时被称为 “群龙无首”的社会，因为富有的精英阶层几乎不会冒着巨大的危险横渡大西洋，更不要说冒险在一块不熟悉的土地上与一群不熟悉的原住民为邻，创造一个新社会。从地理分布来看，在美国南部地区定居的英国移民和那些在新英格兰区安家立业的人来自英国的不同地区。这两个群体在识字率、暴力事件发生率、未婚生育率等方面都极为不同；这种差异在大西洋的两岸都存在。不管是在阿根廷、巴西还是在曾被荷兰占领的小岛库拉索（Curaçao），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和来自德国的犹太人通常都各自定居于相互独立的社区内。和这种情况类似，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移民也会分别选择在不同的东南亚国家定居。
人口流动不仅仅是重新择地安家。跨国迁移甚至是国内迁移，要求迁移人群在全新的社会学习很多新东西（例如学习新的文化）。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移民还需要学习一门新语言以及很多琐碎但极为重要的东西，比如在哪能找到工作、如何找到工作，以及如何在新的社区找到一个既体面又负担得起的安身之所等。在有亲属或同乡居住的地方，新移民能得到指导意见，有需要时还可得到资金支持，这极大地降低了新移民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当这些移民经过漫长的奔波来到一个新地方，身上没有多少钱，又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养活自己的工作和安身居所时，这些帮助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因如此，来自同一国家同一地区的移民才会选择尽量定居在一起。
很多新欧洲移民循着同胞的足迹，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这些新人依靠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家人或同乡的资助来到新大陆。在欧洲人大规模外迁的时期，来自芬兰的移民中大约有30%是使用预付船票成行的；挪威移民中约有40%使用了预付船票；而瑞典移民中使用这种方式的比例高达50%。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大饥荒时，有半数以上的爱尔兰移民的船票由已经身在美国同胞预付。与之类似，20世纪早期，也有超过一半的东欧犹太人依靠已经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为其支付船票才得以逃离迫害和暴力。
预付费用是一种标志，它表明移居到海外的家庭成员和同乡到了新的国度仍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之间的这些联系正是导致连锁移民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这种“连锁移民”（chain migration）现象不仅发生于美国。移居到西非的黎巴嫩商人和移居到东非的印度商人都会为家族中的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而这些年轻人随后也会追随前人的足迹在海外安家，东南亚的华裔商人也是如此。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去往澳大利亚的南欧移民中有超过90%是通过这种连锁移民的方式移居的。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手段有助于这种联系继续维系下去。《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交通成本的下降使移民的冒险之旅成本更低，而便宜的国际长途可以方便身在西班牙的保加利亚人打电话告诉家乡的表兄弟，在这里有很多采摘水果的工作等人来做。”
联系移民和家乡同胞的另一条重要的纽带就是前者持续向身在祖国的亲友寄回资金。据估计，2007年全球国际汇款总规模高达 3 18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约2 400亿美元——都汇往了较贫穷的国家。贫穷国家移居海外的国民往国内汇回的资金总额比这些国家获得的国际援助总额的两倍还多。这些汇款总额也在贫穷国家的国民收入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在塞尔维亚和牙买加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7%；在约旦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占20%；在海地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占25%。一项针对9 000名在美国生活的非洲博士的研究发现，这些人平均每年会往家乡寄20 000美元，有些甚至在出国20年后还在寄钱。
移民的来源与目的地会受到可供选择的交通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技术方面的，也有经济方面的。在大部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处于贫穷状态的漫长岁月里，很多人根本不会迁移。他们从生至死都在距出生地50英里的范围之内活动，通常住在父母以及祖父母生活过的房子里。当时及之后迁移的人究竟能去多远的地方，还要受限于他们承担得起的交通方式。例如，在殖民地时代早期乃至美国在这些殖民基础上正式形成之后，大部分移民都来自欧洲，更具体来说，来自北欧和西欧国家。因为欧洲这些地区的港口多为穿越大西洋、往返于欧美之间的货船经常抵达的地方。
这个时期，美国向欧洲出口农产品，并从欧洲进口工业制成品，因此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洲的工业国家。在国家间交换价值相近的产品，意味着这些产品在大小和重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工业品不像农产品那么占空间，所以运载美国产品去往欧洲的货船在返航时通常会有空余空间。结果，那些住在美国货船附近想去美国的人就能以较低的成本利用这些空间移民到美国。具体来说，只有北欧和西欧的港口城市以及通往这些城市的内地才是想要移民的人们可以接近的地方。
移民的经济状况除了决定他们能从哪里出发之外，还将决定他们在哪里安身。他们只能在货船所到之处登陆，除非身上带了足够的钱。那些非常贫穷的人大部分只能在美国东海岸的港口城市（如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等）登陆并安置下来。货船会在这几个城市装载，重新返回欧洲。例如，波士顿并不能为19世纪40年代大饥荒时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提供很好的定居条件。恰恰因为从家乡出发的货船多会在此经停，一贫如洗的爱尔兰人才在此安家并尽最大努力在无望的处境中生存。
到了19世纪，随着蒸汽机的发展，蒸汽动力船取代了风力船，极大地革新了人们迁往西半球的方式。
蒸汽动力船大幅缩短了跨越大西洋所需的时间，降低了移民的成本：除了船费会降低之外，购置途中所需食品和其他生活必备品的成本以及待在船上无法工作所导致的收入损失也会随之下降。成本的下降使跨越大西洋的移民总数急剧增加，移民的输出地也从过去的北欧和西欧转向南欧和东欧。由于穿越大西洋的成本大幅下降，更加贫穷的南欧和东欧人现在负担得起移民的成本了，也不再需要寻找有空位的货船了。他们现在买得起客船票，可以不受货船航线所限选择目的地。美国的移民大部分来自北欧和西欧的时代在19世纪80年代这10年间逐步走向了终点。
之后，去往美国的欧洲移民多为意大利人、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其他地区的欧洲人，而这些地区过去很少有人负担得起移民的成本。此外，跨越大西洋的成本大幅降低还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现象：迁移至西半球的人们并不想永久扎根于此，他们只想在此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带着积蓄回国，因为在这里比在家乡赚得多。在美国、阿根廷和其他一些国家，这种寄居人群最典型的就是意大利人，而此前意大利人就经常去其他欧洲国家寄居赚钱。
寄居客有时会在异乡居留数年，但有时仅工作一季就会返乡。这些人群主要从事季节性工作，如农场工人或建筑工人等。由于南美洲的季节刚好与意大利相反，因此对于冬天在本地找不到工作的意大利人来说，这种季节性的工作极具吸引力。然而，选择寄居的并不只有意大利人。在世界的另一端，有大量华裔在东南亚各国寄居；在世界各地（例如南太平洋的斐济和非洲及加勒比海诸国）的种植园中，有大批来自印度的与种植园主签有固定期限劳动合约的劳工。有时，一些寄居客会决定留下来，不再回归故土。所以很多印度人最后留在了斐济，他们的人数和原住民的数量几乎相当；而英属圭亚那的印度裔移民的总数也和原来在该国占绝大多数的黑人群体的相当。
跨洋航行成本的显著下降使那些以前没有足够钱坐船横渡大西洋的人能够如愿出行，同理，大批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移民横渡太平洋来到美国的西海岸、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南美洲。巴西是日本国土之外，日本移民聚居最多的国家，这些日裔巴西人在巴西拥有土地面积已经相当于日本国内耕地总面积的3/4。再后来，在20世纪，飞机的诞生和国际商用航行业务的普及再次改变了移民的输出地和目的地，使大部分过去没法移居和寄居的人群都能成行。在20世纪的最后30多年里，去往美国的亚裔移民已经超过了欧洲。
在1850年到1914年欧洲大举向外移民的时期，大约有5 500万欧洲人移居到了西半球和澳大利亚。在此之前，去往西半球的迁移人口绝大多数都是非自愿的非洲奴隶。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来自亚洲的移民成为新的主力军。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的输出地、目的地和文化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文化习俗
人口迁移——尤其是国际人口迁移——并不是简单的人口流动。文化也会随着人群一起移动。随着移民及其后代对周围文化的吸收，有些文化会受到侵蚀，而另一些文化则会维持数代甚至数个世纪，尽管它被数百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族人所包围。事实上，同一种文化在有的社会中会维持下来，而在其他社会中则会被侵蚀。而这两种情况的出现各有其原因。
例如，在美国或澳大利亚的黎巴嫩移民比在拉美的黎巴嫩移民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而那些移居到西非国家（例如塞拉利昂或科特迪瓦）的黎巴嫩人则更多地保有了原来的习俗和文化。从历史发展来看，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社会中，主流文化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团体所承袭的单一文化，其他群体总是努力去适应这种主流文化”。在这样的社会中，隐含的推论就是那些被同化的移民才能被主流社会接受；因此，接受同化对移民来说很重要。但在拉丁美洲，“不同的血统和文化在社会中融为一体；社会平等地接受着每一种文化，而每种文化又都能有所贡献”。这种尊重“多元文化”的哲学在当今也成了很多英语国家的主流（如果不是占据统治地位的话）。最后，在西非地区，“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原住民不愿意与移民群体进行文化交流”，或者也可能是移居至此的黎巴嫩人和其他移民群体不愿意按照当地人的方式去生活。
这些特点反映了一种同化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局限于黎巴嫩移民，也不仅局限于特定的地区。华裔移民在20世纪下半叶被美国社会接受之后，很快就被美国的主流社会所同化，实现了文化的融合和跨种族通婚；但在马来西亚，尽管华人移居的时间更长、人数更多，融合的进程却慢得多。大部分华裔美国人都能说英语，但是会说马来语的当地华人却并不多。美国华人与白人的通婚率也明显高于马来西亚华人与当地人的通婚率。文化融合不仅需要互相接纳，愿意被同化的移民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收益也同样重要。如果移民认为当地文化习俗落后，就会一直将自己的文化保存下去。例如德国文化在俄罗斯和阿根廷保持了数个世纪，移居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德国人也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走出了自己的圈子，学会说英语，并被周围的社会所同化。
同那些打算长期定居的移民不同，短期寄居者不会迅速、彻底地被同化。如果移民的文化不断被来自家乡的新移民加强，或迁移群体总是在故乡和新的定居地之间往返，移民的文化就不会轻易地被移民目的地同化。20世纪20年代美国通过了一系列限制移民进入的法律，此后，去往美国的移民数量大幅减少，在美国生活了几代却一直未被同化的移民族裔也开始被同化了。总之，文化融合和跨族通婚不只存在一种模式，即使是同民族的人移居到不同国家，或者在不同的时间移居到同一个国家，同化的模式也会存在差异，就更不要说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群体了。
移民问题无法抽象地探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文化。定居巴西的德国人就和最早来到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者很不一样。而过去的巴西统治阶层清楚地知道并能坦然面对这一点，他们有意鼓励那些与最早来到巴西的欧洲定居者不同的其他欧洲移民来到巴西。巴西有很多国土仍然未被开发，现有的人口又不愿承担开拓这些地区的艰辛任务，而德国人则在俄罗斯、美国和其他地方做过这样的事情。与之类似，比起西班牙和葡萄牙裔移民后代，去往阿根廷及其邻国巴西的意大利移民更愿意去做那些比较艰苦的“粗活”。而且意大利以节俭闻名，而西班牙裔的阿根廷人则喜欢大手花钱，因此虽然大部分意大利人到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非常贫穷，很快他们的银行存款就超过了阿根廷本地人。
总体来说，来到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无论是在农业、商业还是工业部门，普遍都要比那些本土出生的人成功得多。这种情况不只局限于意大利人或阿根廷。几个世纪以前，在许多国家属于少数族裔的犹太人大多受过教育，甚至在周围的多数族裔几乎都是文盲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不只是因为犹太人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教育费用。在马来西亚殖民地，政府开办的学校只接收马来西亚本地人，却不肯收属于少数族裔的华人；但最初穷困且不识字的华人移民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学校，其后代的教育水平也高于马来西亚原住民。在18世纪晚期的苏格兰，那些穷得买不起书的人也可以从遍布全国的图书馆中借到想要的书籍，因为喜欢看书的人很多。然而，19世纪内战爆发之前，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曾多次前往美国南方。在那里他很少看到书的影子，甚至是在绝对买得起书的奴隶主的家中。
总之，文化背景是导致不同人群行为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影响力常常超过经济因素。文化的影响既发生在移民身上也发生在非移民身上，它还可将一种移民群体和其他移民群体区分开来。正因如此，一般化地处理所有移民群体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不同群体的文化背景存在很大差异。
文化也会世代变化，这种变化有好有坏，不同族群的变化速度也有差异。来自苏格兰低地地区的移民比苏格兰高地地区的人更容易融入英语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另一方面，德国移民可以将其语言和文化维持数个世纪，无论是在东欧、巴西和阿根廷，他们都习惯于与同胞聚居在一起。但即使长期保持着原来的文化习俗，这些移民在政治上却不会忠于德国，他们中的大部分都热爱定居的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主要的军事首领都是德国移民的后裔，包括约翰·J. 潘兴（John J. Pershing，其族姓为 Pfoerschin）将军、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卡尔·斯帕茨（Carl Spaatz）将军（正是他麾下的轰炸机粉碎了德国）和切斯特·尼米兹（Chester Nimitz）上将。
但其他的民族则未必如此。巴西的日本人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忠于自己原来的祖国。在巴西的日本人甚至拒绝接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的事实——一些极端分子甚至还会暗杀那些公开表示相信日本战败的日裔同胞。与之相反，在更早的时候，日本国内普遍弥散着对美国社会的崇拜羡慕之情。因此，即使日本移民在美国遭遇的歧视比在巴西更为严重，这些日本人还是愿意成为忠诚的美国国民。这就说明，一个族群的行为不仅是由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所受到的对待所决定的，他们的内部文化模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无论是美国还是巴西的当权者，都很少意识到这些日本移民来自不同的文化时代，因此很多日裔美国人被政府关押起来。其他国家在战时也关押了来自敌国的居民，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身处英国的德裔犹太人也被政府拘留起来，虽然这些德裔犹太人根本就不可能为纳粹提供帮助。很多在战时紧急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体现的是对决策速度的要求而非深思熟虑，决策者顾及的是国家利益而非个人或群体的利益。
在一个移民族裔中，重要的文化变迁可能只要一代人就可以完成。这种情况在美国并不少见。以语言为例，第一代移民全部或大部分时间使用自己的母语，第二代移民就基本上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只是稍微懂一点父母的母语，而第三代移民就只会说英语了。但在其他方面，第二代移民对美国社会的适应能力也许还不如第一代移民强。决定离开故土的移民，多半是为了摆脱贫困或压迫，他们深知生活在美国社会的各种好处。但他们的子女却从未像父辈那样拥有生活于其他国家的经验，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际遇同周围的美国本地人做比较，并由此产生对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的怨恨和不满。
来自东欧的第二代犹太移民曾一度是美国有组织犯罪行为的罪魁祸首，直到被第二代意大利移民所取代。在法国，来自北非的第一代移民被描述为：“比他们的子辈和孙辈要好得多的法国人：他们从来不会在演奏法国国歌《马赛曲》时吹口哨、喝倒彩，而他们的后代却在2001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这么做，这使法国开始警惕这种存在于内部的毒瘤。”而2005年发生于法国的一系列伊斯兰暴乱验证了这种观点。两年之后，这类暴乱事件发生的次数减少了，但却更加极端。《纽约时报》报道说：
过去投掷石头和放火烧车的暴徒现在弄来了一些猎枪，并用这些武器与警察对抗。
根据警察方面的消息，超过100名警员在冲突中受伤，其中一些伤势严重。警方新闻发言人帕特里斯·里贝罗（Patrice Ribeiro）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有30个警员被猎枪射出的铅弹和小子弹击中，其中一名受伤警员被用于击杀大型动物的特制子弹击中。一位警员失去了一只眼睛，另一位的肩膀被子弹击得粉碎。
在美国，墨西哥裔移民的犯罪率同样较高：“从在海外出生的第一代到他们的美国子女，犯罪率提高了超过8倍。”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犯罪问题同法国类似：
很多新移民并没有被同化。几年前，美国队在洛杉矶纪念体育场同墨西哥队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当时，一些移民在美国国歌奏响时发出嘘声，并向美国队员投掷垃圾。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在美国的伊斯兰族裔中，30岁以下的被调查者里面有1/4的都表示可以接受自杀性爆炸袭击。
返迁移民
有报道称，2005年至2006年间共有2万印度裔移民回到了祖国；而仅2006年一年就有差不多4万海外华人回到中国。如果考察的时间范围更长一点，我们可以发现在1905年到1976年期间，总共有超过850万的意大利裔移民回国。印度被英国统治时，大量印度人离开了祖国，其中很多都是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去往大英帝国遍布全球的领土及殖民地。契约期满后，这些人就会回到家乡。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据估计有3 000万人离开印度，其中有将近2 400万人重返故土。
和其他移民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能笼统地讨论移民返迁，因为不同的移民群体返迁规模有所不同。受自然灾害（如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所迫离开故乡的难民，或因政治迫害和暴力对待而迁离的难民（如19世纪最后10年的东欧犹太移民），在新的地方或国家定居之后，很少会选择重回原居地；但是那些因经济原因外出谋生的移民——他们在海外所能赚到的钱比在国内多——返迁的情况则更多。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返迁比例差异很大。在欧洲大举外迁的时期，来自俄罗斯、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中只有5%选择回到故乡，但意大利移民中约有一半都回到了家乡。
移民来到新的国家会把自己特有的文化带到那里去，返迁移民回到故乡也会把寄居地的文化带回祖国，尤其是那些在海外长期居住的移民。很多在美国待过的意大利人返乡时不仅带回了更多的金钱，还把美国的平等精神带了回来，这种精神使他们不愿受到不平等的对待或屈从于本土精英。受到美国重视教育观念的影响，这些意大利人还会让子女接受教育。在很多地方，返迁移民已与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存在很大不同，他们往往选择聚居在一起。
疾病
就像文化习俗会随着移民一起迁移，疾病也会。事实上，正是疾病使得欧洲人相对容易地征服了拥有大量土著人口的西半球。几个世纪前曾在欧洲大陆广为肆虐的疾病，对西半球土著人口的破坏力要远远超过西半球所特有的疾病对欧洲掠夺者的影响。原住民感染欧洲疾病后，死亡率为50%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有些闻所未闻的地区，死亡率竟然高达90%。在西半球，原住民染病而亡的数量要远远超过被欧洲侵略者杀死的数量。欧洲入侵者的优势不仅在于枪炮和战马，他们还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微生物盟友。不过当时的欧洲人和西半球原住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另一个令人困惑的情况就是欧洲人征服西半球比他们征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早几个世纪，而欧洲人发现非洲却比他们发现西半球早上一千多年。这种困惑可以从疾病的角度来解释：非洲疾病对欧洲人的伤害远远超过欧洲疾病对非洲人的影响。白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生存的平均时长曾一度仅为不到一年。直到欧洲的医学水平发展到能够控制和解决非洲地区盛行的热带疾病之后，欧洲诸强才开始大规模征服非洲大陆。
受疾病影响的不只是征服型移民。难民因疾病而逃亡，就像他们因饥荒和自然灾害而逃亡一样。然而，在疾病肆虐时期逃离家园的移民往往会把这些疾病带到所到之处。甚至那些因为经济或其他原因移居到国外的移民也经常会把一些不常见的疾病带到定居地。我们在第4章中已经介绍过，在19世纪爱尔兰移民到来之前，美国城市就没有出现过霍乱。不只是疾病本身，爱尔兰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垃圾遍地，老鼠大量繁殖——也使疾病被保留下来并向外传播。
目前很多国家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例如，在四年时间里，英国的“乙肝新病例中，95%都是被海外移民带来的”，而且“2001年，非洲移民的艾滋病病例数量占到艾滋病人总数的34.7%，但非洲移民人口在英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尚不足1%”。据估计，每个患有乙肝的移民每年需要纳税人为其负担约10 000英镑的治疗费用。而治疗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的苏丹裔移民家庭每年则需要花费80 000英镑。经济成本还不是唯一的成本。英国政府经营的免费医疗体系还吸引了很多其他国家的病人，有的疾病被传染给了英国人，而英国人对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疾病缺乏生理抵抗力。
同样在美国，移民带来了21世纪美国人很少罹患的疾病。例如，在弗吉利亚州的劳登郡，2005年有86%的肺结核病例源于外国，而费尔法克思郡2004年有93%的肺结核病患是移民。在德克萨斯州，拉美裔人群中罹患甲肝的比例比黑人或白人群体高几倍。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一项对非裔移民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这些人中感染甲肝、乙肝和丙肝的比例同非洲东部地区的水平大致相当，不同的只是美国患者“从外表上看不出来营养不良或患有这些慢性疾病的迹象”。
这种问题不只发生于英国或美国。实际上，在接受了大量穷国移民的西方国家中，该问题其实非常普遍。《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上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
在西方国家中，一些典型的热带疾病也在增加，如疟疾、丝虫病等。一些过去常见的疾病也开始卷土重来，如肺结核和病毒性肝炎等。这些，都源于大量来自较不发达国家的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