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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除了转移风险，保险公司也尽力降低风险。比如，它向谨慎的司机收取较低的价格；拒绝为包围在灌木丛和其他易燃物中的房屋提供保险，除非这些易燃物被移除；从事危险工作的人也需要交纳更多的保险费。保险公司以各种方式划分人群，并对风险不同的人收取不同的价格。通过这种方式，保险公司降低了自己的总体风险，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向从事危险工作或居住在危险环境中的人发送信号，传递他们所选择的行为、职业、地点所带来的成本。
人寿保险是最常见的一种保险，它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厄运提供赔偿。死亡不可避免，每个人的死亡时间都是一种风险。如果每个人都事先知道自己会在 80 岁死亡，那么人寿保险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这时不存在风险，每个人都可以预测死亡时间，事先安排好自己的经济事务。向保险公司投保毫无意义，因为投保期间所需缴纳的保险费总额并不会比长寿的受益者所能获得的赔偿金更少。人寿保险公司事实上变成了发行预定时期兑现的可赎回债券的机构。20 岁购买人寿保险和购买 60 年期的债券并无差别；30 岁购买人寿保险就相当于购买 50 年期的债券。
人寿保险之所以不同于债券，是因为投保人自己和保险公司都不可能知道该投保人的死亡时间。伴随家庭经济支柱离世或商业合伙人死亡而来的经济风险，以某一价格转移给了保险公司。并且数百万投保人的死亡率，要比任何一个特定个体的死亡时间更容易预测，这些风险也被降低了。与其他形式的保险一样，人寿保险不仅把风险从一方转移给了另一方，而且也在此过程中降低了风险。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投保与承保成为互惠互利的交易。保险单对投保人的价值要大于承保人所承担的成本，因为承保人的风险比投保者在没有买保险时所面临的风险小。
当某个群体有足够大的风险样本时，购买保险可能不会带来利益。例如，赫兹租车公司（Hertz）拥有大量汽车，于是风险能够充分分散，也就不必付钱让保险公司承担风险。它可以运用保险公司也在使用的统计方法，来确定风险的经济成本，并纳入汽车租赁收费中。风险若无法在保险的过程中降低，也就没必要进行转移，因为保险公司收取的费用必定等于投保者承担该风险的成本，另外还要加收费用来覆盖企业管理成本，并为保险公司留出一部分利润。因此，对风险样本足够多的企业来说，自我保险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
保险公司并不是简单地将收到的保险金存起来，等赔付的时候再进行支付。例如，2012 年，一半以上的房屋保险费被用于支付当前的索赔——美国州立农业保险公司（State Farm）的比例是 60%，好事达保险公司（Allstate）是 53%。支付完索赔和其他经营费用后，保险公司才能把剩余部分用于投资。也正因为这些投资，保险公司才能有更多的可用资金，而不是一直把这些钱放在金库里积灰。人寿保险公司的收入约有 2/3 来自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约 1/4 来自投资收益。显然，保险公司必须将钱用于相对安全的投资项目——如政府有价证券和保守的房产贷款，而不是用来进行大宗商品投机。
如果你在超过 10 年的时间里，为一些资产支付了总额为 9,000 美元的保险费，当你遭受了 10,000 美元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就必须赔付 10,000 美元，看起来似乎保险公司做了亏损的交易。然而，如果你把支付的 9,000 美元保险费用于投资，当你需要补偿财产损失的时候，这笔钱已经涨到了 12,000 美元，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将最终获利 2,000 美元。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单有保险费是不足以支付赔偿金和各项费用的”，而且在美国，“过去的 25 年中，财产/意外保险公司一直如此”。2004 年，美国的汽车和财产保险公司从实际承保业务中获得的利润，是 1978 年以来的第一次获利。
虽然保险公司看似仅从保险业务本身就能盈利，但现实中的竞争会降低保险费，这与竞争迫使任何商品的价格下降一样，直到价值能收回成本并给投资者带来一定回报率，却无法吸引更多竞争性投资为止。在投资者不断寻求更高利润的经济中，保险行业的高利润率，往往会引来新的保险公司，来从这片金矿中分一杯羹。保险行业中已有许多竞争者，但是还没有哪家公司居支配地位。2010 年，美国 4 家最大的财产和意外保险公司加到一块，也只取得了 28% 的保险费，剩下的 46 家最大的保险公司取得了 52% 的保险费。
一家网站列出了所有提供定期寿险的公司及各自的保险费，此后定期寿险的价格就一路走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竞争在促进价格和利润平均化过程中的作用。环境的其他变化也反映在由于竞争而不断变化的价格中。例如，当婴儿潮一代步入中年，进入最安全的年龄段，他们的交通事故率也随之下降，这种变化反映在前些年急剧上升的汽车保险费中。对汽车保险欺诈的严厉打击也促使保险费的上升。
保险与广告一样，保险费的成本并不能简单地加总到企业产品的价格中。正如第 6 章中提到的，广告带来的销售量增加，能够让企业及其客户受益于规模经济及其带来的价格下降。而在保险的例子中，如果没有保险，就必须使企业产品的价格，能够补偿该保险所承保的风险。购买保险的唯一目的就是降低风险，所以购买保险的成本肯定要小于未投保风险的成本。因此，生产投保产品的成本要小于生产未投保产品的成本，因此相较于必须收取更高的价格来补偿未投保风险，已投保产品的价格往往会更低。
“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虽然保险在转移风险的过程中也降低风险，但是保险本身也会带来风险。投保人可能会比他在不投保时采取更危险的行为。已投保的车主会把车停在盗窃和破坏行为猖獗的社区，在这样的社区里停车对于没有投保的汽车来说是高风险的行为。已经投保的珠宝可能不会像未投保时那样被小心妥善地保管。投保带来的这种风险被称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保险带来的这种行为变化，使得保险公司更难计算应收取多少保险费才合适。如果每年有万分之一的汽车会遭受恣意破坏并损失 1,000 美元，看似对这 10,000 名车主每人加收 10 美分的保险费就足以补偿这一损失，但是如果已投保的车主因此粗心大意，以致每年有万分之二的汽车会受到恣意破坏并损失 1,000 美元，那么为了补偿这一成本，该项保险费就要涨到原来的两倍。换句话说，对车主当下的行为和当下所蒙受的损失所做的统计，可能会低估他们投保之后会带来的损失。正因如此，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带来了风险，也是投保人被收取高额保险费的原因。
基于类似的原因，仅了解某种疾病的患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会误导人们计算针对该疾病的保险应该收取多少保险费。假设每 100,000 人中有 1 人会患上 X 疾病，平均治疗成本为 10,000 美元，看起来保险公司只需要对每份保单多收 10 美分就能让保险的承保范围覆盖 X 疾病。但是，如果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易患此病，并且他们知道自己更容易患病，情况会如何呢？
如果在水里或水边工作的人比在干燥、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工作的人更易患上这种疾病，情况会如何呢？如果这样，那么渔民、救生员和水手就会比秘书、执行官和计算机程序员更有可能购买此种保险。生活在夏威夷的人比生活在亚利桑那州的人更有可能购买此种保险。这种情况被称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因为对总人口中 X 疾病患病概率的统计，可能大大低估了那些更愿意购买包含该疾病的保险的人群患上 X 疾病的概率，比如说在水边工作或生活而更容易患上这种疾病的人群。
虽然在确定各种保险的成本和概率的过程中涉及对风险的复杂统计运算，但是并不能将其简单地看作纯科学，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可预测的东西，比如保险本身造成的行为改变，以及对这种风险已经投保和未投保的人群之间的差异。
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对保险公司及其消费者面临的风险所带来的影响并不确定。政府权力可以用来禁止一些危险的行为，比如在学校里储存易燃液体或为汽车安装薄胎面轮胎。这样就减少了道德风险，即已投保群体中发生额外的高风险行为及损失。强迫每个人都购买某种保险，比如让所有的司机都购买汽车保险，同样也可以消除逆向选择问题。但是，政府对保险业的监管并不能总是带来净收益，因为有些政府管制会增加风险和成本。
例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强迫所有银行购买一种保险，如果银行破产该保险将会赔偿存款人。并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在此之前银行没有自愿购买这种保险，但是那些完全遵循谨慎政策的银行，以及资产充分多样化而不会因为经济中的某个部门受挫而遭受重大损失的银行，会发现这种保险根本不值得购买。
虽然有数千家银行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倒闭，但是这些银行绝大多数是没有分支机构的小银行。也就是说，这些银行的贷款和存款基本都来自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因此它们的风险过于集中，不分散。那些最大和最多样化经营的银行都存活了下来。
强迫所有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购买存款保险消除了逆向选择的问题，但也增加了道德风险。储户不用再担心已投保的金融机构的决策是谨慎还是轻率，因为他们的存款已经投保，即使银行或储蓄贷款协会破产，他们也能得到一定的金钱。换句话说，这些机构的管理者不用再担心管理层进行高风险投资时，储户会撤回存款。最终它们做出了更多的冒险行为，正是因为道德风险，储蓄贷款协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损失了超过 5,000 亿美元。
当保险原则与政治原则发生冲突时，政府管制也会对保险公司及其客户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往往存在这样的论调（并相应地通过了一些法律）：只因为一些年轻司机的肇事率较高，就对谨慎的年轻司机也收取较高的保险费② ；或者由于同样的原因，对年轻的男性司机收取的保险费高于同龄的女性司机；或根据司机的居住地点的不同，对相同驾驶记录的人收取不同的保险费，这些都是“不公平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一位市检察官曾召开新闻发布会，质问相比另一社区，“为什么住在弗鲁特维尔的人要多支付 30% 的保险费”？他大声疾呼：“这怎么能算公平?”
这些政治主张隐含的观点是，让人们为没有做错的事情受惩罚是错误的。但是保险与风险有关，而不是价值；如果你住在一个汽车很容易被盗、被恣意破坏或很容易撞上街头飙车族的地方，风险就大。欺诈性保险索赔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是欺诈越普遍的地方，保险费就越高。因此，为同一车辆购买同种保险，价格会随着城市甚至是同一城市的区域的不同而不同。
同样的汽车保险在底特律要花费 5,162 美元，在洛杉矶只要花 3,225 美元，而在格林贝则仅需 948 美元。为相同的汽车购买相同的汽车保险，在布鲁克林所花的钱要比在曼哈顿多，因为布鲁克林是保险欺诈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这些都是同一个司机在不同地区所面临的不同风险。保险公司不得不向风险不同的群体收取相同的保险费，意味着保险费的普涨，安全性更高的人于是就在补贴那些更危险的人或者居住在更易遭遇危险的地区或保险诈骗团伙猖獗的地方的人。对于汽车保险而言，也就意味着很多不谨慎的司机因为购买了汽车保险，能够比以前更加没有负担地开车上路了。这样，他们的受害者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不必要的伤亡。
过度关注政治上定义的“公平”而非风险，导致了 2003 年美国参议员以 95 对 0 的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保险公司对基因测试显示的某些疾病的高发病率人群实施“歧视”。当然，这些人的基因恰巧如此，并不是他们的错误，但保险费基于的是风险而不是错误。通过法律禁止风险反映在保险费和保险范围中，意味着保险费总体上必然会上升，因为不仅要补偿禁止获得关于某种风险的知识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还要补偿来自那些声称遭到歧视的投保者日益增多的诉讼所带来的成本，不论这些诉讼是否属实。
这种政治思维并不是美国所特有的。法国禁止向不同性别的人收取不同的保险费，并且欧盟其他成员国也在尽力推广这项禁令。在自由市场上，保险费或养老金费用能够反映男性更易发生交通事故，而女性寿命更长这一事实。因此男性为汽车保险和一般寿险支付的费用更高，而女性为了拿到和男性相同的养老金收入必须支付更多的养老金费用，因为支付给女性的养老金年限更长。
比起区分性别并对保险和养老金收取不同的费用，不分性别的保险和养老金需要支付的总金额更多。因为当一种性别补贴另一性别时，如果有高于预期数量的女性购买年金或高于预期数量的男性购买人寿保险，保险公司的盈亏状况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人们会自己选择从哪家公司购买保险和养老金，因此没有哪家公司能够提前知道有多少男性或女性会购买它们的保险或养老金，尽管公司的盈亏状况取决于不同性别的群体购买的是哪种产品。换句话说，出售不区分性别的保险单和养老基金将面临更大的财务风险，而这一额外的风险必须通过收取更高的价格加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