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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启示
很多理论试图解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一些颇为流行的解释其实经不起推敲。“人口过剩”理论单从定义来看就站不住脚，更不要提实证检验了。大部分“剥削”理论也是如此。自然资源似乎是决定一国繁荣还是贫穷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有很多高收入国家自然资源非常贫瘠（如瑞士和日本），也有很多低收入国家（如智利和南非）资源丰富。技术固然重要，但很多技术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转移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之后，由于缺乏技能、经验、甚至是必要的维护等补充因素，并没有被转化为经济生产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跳过”发达国家的一些发展阶段直接到达目前的技术水平。例如，大部分现代工业化国家都曾经历过投入巨资铺设有线电话线路的阶段，而极端贫穷而又人口稀少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根本无法承担铺设线路的高昂人均成本。然而，20世纪末期移动电话的发展让非洲人不用大规模投资于这种基础设施就能享受通话服务。在2008年，《经济学人》杂志报道：“在非洲，连那些生活在泥棚屋的人都会使用手机来支付，或寻找鱼价最合适的市场。”
在所有经济因素中，最重要的当属人力。地理条件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绝对是一个主要因素，它促进或限制了特定地区的人对他人——无论远近——的学习和借鉴。如前所述，欧洲人第一次穿越大西洋来到西半球，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茫茫大海中确定航线，靠的就是欧洲之外的天文学、指南针和记数系统。对因地理限制而无法从外部吸取知识的人而言，这是过于艰巨的任务。那些因地理阻碍无法与大多数族群发生联系的民族，会跟不上那些能够学习多种文化的民族的脚步。狭隘、闭塞的文化通常都很贫瘠，而这些贫瘠的文化也常常与经济贫困相伴。
过去几个世纪发生的交通变革，使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成为可能。于是，某种文化的人群可以移居到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去，与其他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生活。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或许就是欧洲人迁往西半球了；也曾经有一段时间，生活在斐济的印度人甚至比斐济的原住民还多；中世纪时，东欧斯拉夫城市中日耳曼人的数量比斯拉夫人还要多，尽管在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斯拉夫人的数量占据着绝对性的优势。
有些文化幸运地接触到了多种外来文化，也意味着它们可能遭遇文化的对抗，这取决于该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地理条件和历史影响，以及这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接受或抵制程度。西班牙和被其征服的西半球国家所秉承的文化习俗同英国及其统治的西半球国家迥然相异。随着历史的发展，政治和军事事件也会对文化的交流和对抗产生影响。总之，特定时段内不同人群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有时也会发生变化。
如前所述，20世纪初阿根廷曾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在世纪末因一次可怕的经济危机而衰退。几年之后，阿根廷和很多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改变了经济和政治政策，重新恢复了稳健的经济增长，数百万人由此摆脱贫困。一项研究发现，2002年到2006年整个拉丁美洲有大约1 500万个家庭脱贫。也有一些人仍在贫困的泥潭中挣扎，更有甚者，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与个人相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拥有相同的发展机遇或同等程度地利用了它们所拥有的机遇。
大量相互关联的因素共同影响着经济发展，因此要让世界所有地区发展程度相同，以致于生活水平相同，是一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各国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会使人困惑、焦虑以及不满，人们需要一个解释，但却没有花费数年来研究这些差距背后的历史、地理和经济因素。人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能在情绪上获得满足的解释，尤其是那些带有意识形态烙印的夸张解释，例如“剥削”理论。简单的“人口过剩”理论也会掀起风暴，这对那些意欲操控他人生命的人来说，恰好正中下怀。
剥削理论认为，一部分人的财富是以其他人陷入贫穷为代价获得的，无论是在国家间还是一国内部不同的阶级之间。然而可悲的是，那些被认为受到剥削的群体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被剥削，很多被称为“无产者”的人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像样的财富。而且，“剥削者”的实际行为根本与剥削沾不上边：他们更愿意与有钱人打交道，希望从中赚到更多的钱。因此，美国大部分的国际贸易和投资都是面向高收入国家的，例如西欧和亚洲较为富裕的国家，包括日本和新加坡等；只有一小部分流向非洲国家、亚洲贫穷国家和中东地区。相反，美国自己正是外国投资者青睐的最大投资接受国。与之类似，在美国国内，资本家更乐于在中产或富人社区，而不是破败的贫民区或贫困的印第安保留区开展业务。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点，征服者确实从被征服民族手中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但实际问题在于：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经济差异又有多少可以用该因素来解释呢？例如，西班牙曾从西半球被其征服的土地和原住民那里掠夺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这些被征服的群体因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人力代价。但这些财富很快就被花光——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而不是发展自身，所以西班牙一直是西欧地区比较贫穷的国家之一。相反，德国历史上一直缺乏能为其带来实质性经济收益的殖民地，但却成为欧洲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瑞士和瑞典同样也没有任何殖民地，但这两个国家都是欧洲乃至世界最富裕的国家。
在亚洲，日本在20世纪开始雄心勃勃地发动侵略战争，残酷无情地剥削着被征服的亚洲人民，其行为与西班牙人在西半球的所作所为别无二致。此外，日本还以缺乏自然资源为由使其行为正当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该国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侵占的土地，而这并未影响日本经济从战争的毁灭打击中复苏，经济水平也上升到了全新的高度。日本可以从国际市场购买它所缺乏的自然资源，成本比侵略其他国家以及派遣大量军队占守这些土地还低。
剥削理论有时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例如有些人群（例如第三世界的人民）是无知和单纯的，而外来者则非常狡猾且不择手段，他们支付给当地人的金额要低于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真实价值，从而攫取高额利润。很明显，对于没有见过的东西，每个人都是无知的，而居住在与世隔绝地区的人们可能会为这些没见过的东西付出任何价格。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情况会持续多长时间。更具体地说，持续的时间能久到足以解释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国际收入和财富差距吗？一位观察者20世纪就写过关于西非的报道，称由于竞争日盛，外国商人无法再用便宜的彩色衣服和刀具换取黄金和象牙了，所以“贸易利润都消失了”。只要对基本经济原理略有了解，就能知道这样的结果早晚会出现。未来数年里可能还会有人会不厌其烦的重复这种陈词滥调，但现在这种解释所展示的唯一“剥削”是鼓吹者对于轻信者的“剥削”，后者会相信这种观点确实能够解释国际经济的差距。
很多理论都是从外部因素出发去探究人与人之间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剥削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严格的地理决定论也是如此，它认为差距仅仅源于某地存在或缺乏宝贵的自然资源、有利的气候以及肥沃的土壤等。而另一类解释则着眼于内部因素，包括不同人群所秉承的文化习俗，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也受到了地理条件的影响。但无论这些文化如何形成，无论地理条件、历史进程、宗教或政治对其有着怎样的影响，它都是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的人们的生存方式，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文化所投射的长期影响。正如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所言：“我们不是生活在过去，但过去一直与我们同在。”
每个社会、民族或其他群体以及每个国家都拥有不同的过去，因此目前的情况千差万别，未来的发展前景也不尽相同。那些很少为女性提供与男性同等教育机会的文化会放弃一半人口的发展潜力。普及书籍和计算机，并能吸引更多人对此感兴趣的文化会比其他文化更好地激发人的自然天赋，并为这些天赋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不同人群和国家间的人口差异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内部因素。平均年龄低于20岁（如也门和阿富汗）的国家，人力资本——包括技能、经验和教育等——很难积累起来，而且会比那些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的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低很多。
是用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来解释经济差距，远非学术研究的门户之争。这些不同的解释为探究经济发展差距指出了截然不同的方向。例如，剥削理论指出只要从剥削者的压迫下获得自由，或至少拒绝与其进行交易就能够在未来实现比过去更好的发展。而文化主因论认为，应该让落后地区更多地接触成功的文化，并在某些方面借鉴其精髓。用外部因素来解释一般更容易让人接受，且更具政治吸引力，因为用内部因素分析听起来像是在“责备受害者”。但是对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群究竟应该采用哪种解释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各国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可能仅由单一种因素决定。而且任何一种因素的相对影响都不可能长时间保持不变。很多地理因素都对不同民族的经济发展机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经济发展同样也会对地理条件所发挥的作用产生影响。铁路和卡车的出现为那些缺乏可通航河流或役畜的地区（例如大部分西非地区）提供了低成本的交通。在这些地区，在铁路取代了高成本的人力搬运——这些运输者所能承载的货物规模相当有限——后，可可、棉花和锡的生产和销售开始繁荣发展。在隧道挖掘和爆破技术发明之后，群山峻岭也没有那么令人望而却步了，当飞机可以飞越这些山脉，距离的影响又进一步缩小了。便携式收音机和手机也使很多贫穷、与世隔绝的地区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远距离交流，而互联网则使全世界的所有人都能彼此交流。总之，经济发展削弱了地理因素的影响，而在过去，它在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① 在麦当劳公司艰苦创业之际，曾用加盟连锁店的土地进行房地产交易获得所需资金来避免破产。但是，如果这些土地没有产权，麦当劳公司很可能早就倒闭了，并不会成为全球性的大型企业。参见约翰·F. 拉夫（John F Love）所著的《麦当劳公司：拱门之后》（McDonald’s: Behind the Arches），修订版，第152—153页。
② 美国南部流传着一句俗语：“无论你是要去天堂还是地狱，都必须在亚特兰大转车。”
③ 亚马孙河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河流，但是其流域的土壤被认为是“惊人地差”，因此河流沿岸没有出现任何大型城市。参见乔纳森·B. 托特罗特（Jonathan B. Tourtellot）的“亚马孙河：从丛林流向大海”（The Amazon：Sailing a Jungle Sea），该文载于玛格丽特·赛丁（Margaret Sedeen）主编的《世界大河》（Great Rivers of the World），（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出版，1984，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