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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经济学
安全这种东西似乎不可多得。然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却与这一结论不符。我们的所作所为常常要比我们所说的更有意义。
要降低风险就要付出成本——有些人愿意支付该成本，但有些人却不愿意；而且，不是所有的成本都是金钱成本。对于很多人而言，降低风险所带来的成本就是放弃滑雪、划船、爬山、攀岩、滑板和其他带有一定危险性的娱乐活动。事实上，所有的活动都有风险，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消极地回避一切活动——任何事情都有风险，那么如果要回避一切，我们还必须远离阳光，因为阳光会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另一方面，大部分人都不会在交通高峰时期为了走捷径就横穿高速公路。这也就是说有些风险我们愿意承担，但有些风险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每个人的选择都会有所差异，但不管面对什么情况，人们在选择时都会衡量利弊。坦克比汽车安全，但我们不会开坦克去上班，因为我们不愿意支付金钱成本、通勤的时间成本，也不愿解决停放问题。
权衡利弊
无论我们有多赞同与安全相关的冠冕堂皇的说辞，甚至投票给说出这些话的政客，在生活中，我们会将增加的安全性同增加的成本进行权衡。我们可能会觉得在玩死亡概率为1/6的俄罗斯轮盘游戏时极力避免死亡是值得的，但又会觉得花费1 000美元去避免死亡概率仅为1/6 000 000的偶然性事件不值得。事实上，如果避免这1/6 000 000的可能性需要付出一些令人不便的代价，有些人就会拒绝为其支付费用。总之，即使是那些在绝对语境下讨论安全问题的人，他们口里说着“只要能够挽救哪怕一条生命，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实际生活中也会权衡利弊。
为某种安全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增加其他的危险。为了让地铁更安全，我们可以降低列车的行驶速度、加大两次列车的行驶间隔，或减少每趟列车的车厢数（这种方法可以使列车的重量减轻，从而减少列车制动所需的时间）。然而，所有这些方法都会降低地铁在高峰期的载客量，但人们总得去上班，于是有的乘客只能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出行，而大部分交通方式的伤亡风险都比地铁大。换句话说，用政策命令来降低地铁出行的风险，就会增加其他交通方式的风险。
用政治管理风险的一个问题在于降低风险具有新闻价值，但与此同时增加的其他风险却不具备新闻价值。例如，迫于国会的压力，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gency）在2008年强迫所有航空公司取消了几千次航班，进行逾期未完成的检查和整改，未达标的飞机就不能继续执行飞行任务。在那时美国已经有7年没有商业航空飞机发生空难了，所以这些等待检查的飞机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危害。然而，事出突然，成百上千的乘客必须在没有得到提醒的情况下改变出行安排——毫无疑问，这么多航班停运迫使乘客乘坐汽车去往目的地，而汽车每英里的致死率是飞机的几倍。换言之，降低未被查验的航班的风险，会提高高速公路上死亡事故的风险。
在很多情况中，降低某种风险就意味着增加其他风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战斗机飞行员在空战时通常都选择不配带降落伞，尽管降落伞明显属于安全装置。一位飞行员在战后对此解释道，尽管部队为每个飞行员都提供了降落伞，“但我们自己决定在飞行时不带它们”，因为降落伞“会影响我们在驾驶舱里的活动”。飞行操作的瞬时反应关乎生死，而“被降落伞背带缠绕的四肢很难快速活动”。换言之，配带降落伞就会提高飞机被击中的概率③。提升某件事情的安全性可能会增加其他的风险，地铁列车、商业航班和其他案例都证明了这一点。
保险和再保险
保险公司的作用不仅是为遭遇不幸的投保人提供赔偿。和家庭一样，保险公司也会竭力降低各种可能造成不幸的风险。但同保险公司相比，家庭能够更好地警告和监督家庭成员，而保险公司限制投保人从事风险活动的手段却比较有限。保险公司会通过其他方式来保障公司的财务安全。一是将投保人主动降低风险作为签订保单的前提条件，二是根据风险程度的不同来制定保费。所以吸烟者支付的保费要高于那些不吸烟的人。房主在购买财产保险时也通常会被要求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过：
在西部一些州，火灾给周边居民造成的威胁越来越大。有些房主会被要求清除房屋周边大面积的灌木丛，有些房主还被要求给房屋装上全新的防火屋顶。在经常爆发飓风的东部和海湾地区，保险公司会要求投保人在投保前必须给房屋装上能抵御风雨的百叶窗。
在美国的海湾沿岸和东部沿海地区，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管制措施禁止私营保险公司对财产险收取过高的保费。由于保费在这些地区无法弥补理赔成本，保险公司最终只能放弃这里的财产险业务。很多投保人最后只能求助于州立和联邦保险计划，将风险转嫁给纳税人。
和其他问题一样，政治决策者在这里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与经济决策者完全不同。私营保险公司必须收取足够高的保费来弥补危险事故频发给公司带来的成本，或者提出严格的要求让投保人尽量降低这些风险；而政治决策者则想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以此吸引选票并留任，但未来灾难会造成的损失——也许在很长时间之后才会显现——则需要纳税者来买单。如果保险公司不采取措施，一旦出现灾难性事件，投资者和金融机构——他们对商业行情的监控比选民对政府的监控要严密得多——的反应会立刻让保险公司的股票价值和债券评级大幅下降，保险公司的高管也会面临失业。总之，政治决策者和商业决策者都想保住自己饭碗，然而在不同的机制体制下这两类决策者会做出极为不同的决定。
除了要求投保人采取具体的安全防范措施，保险公司的保单中通常都会要求投保人分担高风险活动的部分成本，即损失发生后先由投保人自己承担一部分固定的“免赔额”（deductible），再由保险公司支付剩下的部分。
和家庭一样，保险公司还会提供风险信息帮助投保人降低风险，他们经常出版关于健康生活、安全驾驶、防火和预防其他灾害知识的小册子。保险行业协会会对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汽车进行碰撞测试并将这些结果广而告之。这种做法可以让公众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并给汽车制造商施加压力，推动它们生产出更安全的汽车。同时保险公司也可以参考这些测试结果为不同种类的汽车制定保费标准。数据显示，随着时间推移，汽车事故致死率不断下降，这表明汽车制造商一直在回应消费者对安全性的要求，而这与纳德所描写的情况恰好相反。
保险不仅降低了风险，还将风险转移到了承担成本最低的地方去。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房屋何时会着火，自己的汽车何时会遇到事故；保险公司为成百万的房屋和汽车承保，他们对整体的预知能力要比投保人预测自己何时陷入危险的能力要强得多。换种方式来说，保险公司为弥补损失预留的资源比每个投保人为弥补同样概率的损失预留的资源加总起来要少。这种资源安排不仅对某些保险公司及其客户有利，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还降低了风险和承担风险的成本，经济中的闲置资源也会因此而减少。
正如房主和公司可以通过支付保费将发生火灾、遭遇洪水和其他灾害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可以付钱将部分风险转移给再保险公司。在这两种情况下，风险不仅被转移，同时也被降低了。如果有家保险公司位于美国中西部，大部分保单都是俄亥俄山谷的房主为房屋所投的财产险，一旦洪水侵袭，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就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如果这家保险公司已将主要责任转移给了再保险公司，例如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也就是大家熟知的“Swiss Re”），这家国际再保险公司所面临的俄亥俄山谷、莱茵河谷、尼罗河谷和多瑙河山谷等地区同时爆发洪水的风险要远远小于当地保险公司所面临的洪水爆发的风险。
世界范围内有一百多家再保险公司，所以不会只有一家再保险公司独自承担俄亥俄山谷洪水灾害的所有赔偿。每个再保险公司的风险组合从地理范围来看，要比各地区当地的原保公司（primary insurance company）所承担的风险分散得多。总之，保险行业和再保险行业的整体风险比任何一家原保公司——尤其是那些客户集中在某个地理区域的原保公司——的风险都要小。因此，为全世界各条河流沿岸的住房和产业投保，其成本会比为其中某一条河沿岸的住房和产业投保的成本低。
换言之，由于再保险业务不发达，有些国家企业和家庭需要预留更多资金或物资来抵御风险。如果部分风险能由瑞士和美国的再保险公司承担，就不需要预留那么多的资金和物资，因为这些再保险公司会同时为位于阿根廷、埃及、澳大利亚、丹麦、斐济以及中国的企业和家庭承保。中国的长江沿岸储备了大量抗洪物资防范洪水风险，包括安置被迫离家群众的帐篷、供灾民食用的罐装或其他密封食品，用来维修损坏建筑和进行重建的设备等。但如果中国的原保公司在瑞士再保险公司投保，一旦长江洪水肆虐，瑞士再保险公司会实时电汇资金从日本购入设备和物资，并在几个小时内送达中国。这样，中国就不需要事先准备那么多的物资了。
低风险就意味着低成本。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之间的市场竞争意味着顾客的保费会因各家公司争取客户的行为而降低④。风险的地理分布是开展再保险业务的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例如，超过4/5的美国人寿保险公司都购有再保险。和洪水侵袭的风险一样，如果某个地区爆发流行病并导致死亡扩散，当地人寿保险公司的金融风险可以被世界各国的再保险公司共同分担。
在处理自然灾害时，政治考量与市场动机也截然不同。根据印度媒体报道，当该国1999年面对龙卷风袭击时，政府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没有尽快在其他国家或国际机构的帮助下拯救受害者——若向外界求助，各方就会对印度政府的能力产生质疑，令政府难堪。与之类似，当一艘俄罗斯潜艇被困于海水中时，俄罗斯政府拒绝了美国和英国海军的援手，所有受困船员都因此不幸丧生。大规模的公众抗议迫使俄罗斯在灾难再次出现时选择接受英国海军提供的帮助。
但在竞争性市场中，私营保险公司的快速应对能力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资产。在1906年著名的旧金山地震和大火灾中，瑞士再保险公司迅速筹集资金帮助受害者渡过了难关。正是这种做法使该公司蜚声全球，该公司也因此得以将业务迅速拓展到世界各地。尽管瑞士再保险公司将当年公司火灾保险收入的一半都用于1906年旧金山巨大灾难的赔偿，但此后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再保险公司。
政治学与经济学
在决策过程中，有一点非常关键：究竟是个人为自己做决定还是由第三方为其他人做决定。地铁乘客其实可以选择其他方式去上班，他们并没有要求地铁必须达到百分之百的安全，也不会因为地铁无法达到该标准就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但如果是由一群人为其他人做决定情况又会如何呢？如果最近发生了一起引发多方关注的悲惨的地铁事故，多人因此丧生，那么要求地铁提高安全保障的政治呼声会促使当局下达命令，降低列车的行驶速度，减少列车的车厢数，并加大列车之间的距离。
而且，如果政策实施一段时间过后，地铁事故和损伤事件的数量真的有所下降，下令推行这些政策的政府官员就不会羞于承认这些政策出自己手，选民也不可能去询问交通高峰期所有出行方式的伤亡事故总数。只有那些跳出第一阶段思考的人才会想去了解这些。总之，第三方决策以类别论和第一阶段思考为基础，常常在政治领域取得成功，而个人为自己做决定则更可能基于对增量利弊的权衡。善于言辞的政客们能轻易地忽略隐性成本，但如果他们是为自己做抉择则很可能会将成本纳入考量。
在其他情形下，短期内的谨慎行为从长远来看也可能带来危险。这些情况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McClellan）将军因在指挥联邦军时过分谨慎而广受诟病：如果他能更加积极地打击南方联盟军，不让败北的联盟军逃脱并卷土重来，就不会出现如此多的伤亡。麦克莱伦将军坚持要等自己的部队完全集结好才肯重新发起进攻，却为联盟军提供了宝贵的撤退时间，并让他们能够修好战壕、更好地准备防御。如此一来，在后面的战役中联盟军就轻而易举地杀死了更多的联邦军进攻士兵。
提升某种安全会增加其他风险，这一现象还与财富相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种常见的言论：“为了能够挽救一条生命，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但从安全角度看，仅当财富无法挽救生命时，这种不计后果的牺牲才说得通。
然而，在现实中财富是拯救生命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牺牲财富就等于牺牲生命。财富对挽救生命的作用十分巨大，无论是比较同一个社会中富人与穷人的情况还是比较富裕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情况都是如此。一位印度经济学家曾指出：“在自然灾害中丧生的人中有95%都是来自较为贫穷的国家。”几乎所有国家过去都比现在贫穷，这也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在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在自然灾害中丧生的人数一直会下降。各种经验数据也证实了该结论。
1900年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敦的一场飓风夺走了6 000～8 000人的生命，而1992年飓风“安德鲁”袭击佛罗里达州时，只有不到50人丧生，其实“安德鲁”飓风的破坏性比1900年那场飓风强得多。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1992年的美国比过去富裕得多，人们有更多方法提前警告当地居民，并在飓风后采取更多方案援救受灾群众。印度经济学家布劳恩·米特拉（Barun Mitra）指出印度也曾出现类似的情况。根据媒体报道，2000年发生的旱灾被认为是整个世纪最严重的一次，媒体“努力寻找受害者，但却遗忘了过去的饥荒曾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发生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和其他灾难时，当事者的个人财富和所在国家的财富水平也会影响灾难的危害程度。
最富裕的国家在自然灾害中往往会遭受最大的经济损失，而最贫困国家则会失去大量的生命。例如，2005年的“卡特里娜” 飓风肆虐给美国和巴哈马造成了高达1 350亿美元的损失——比世界其他地区任何一次自然灾害的经济损失都要高上数倍，而一次发生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地震则导致了超过73 000人遇难或失踪；与之相比，虽然根据美国的标准，侵袭美国和巴哈马的“卡特里娜” 飓风已经是极其罕见、极具毁灭性的飓风灾难，死亡总数对美国来说也已经相当高，但却只有不到1 500人。
并非所有风险都会危及生命。在面对金融风险时，政府机构的处理方式也和经济部门依靠市场的处理方式不一样。银行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行业，风险评估对该行业的生存至关重要，但却往往不能成功。由于银行长期以来受政府监管，他们的风险根据政治管制的力度以及政府对银行自我决策（银行常常根据市场状况来做决定）的压制程度的不同而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银行开设分支机构的数量一直受限，至少在有些州是这样。无论这种限制背后的政治原因是什么，其经济结果都是增加了银行业的风险。一家开设在小麦产地的银行，其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麦市场的情况，因为这家银行的储户和贷款客户很可能由小麦市场的从业人员构成，而这些客户的收入都依赖于小麦市场的景气状况。如果这家银行可以在出产石油、银矿或其他产品的地区开设分支机构，那么由于这些产品在经济中占比更大，银行的风险就能得到分散，整体风险也会因此降低。
这些只扎根于一个地区的银行被称为“单位银行”（unit banks），一旦银行所在地的经济出现问题，这些银行就会遭受损失，因为贷款难以收回，与此同时储户也会因为收入水平降低而减少存款。然而，利润损失还不是最危险的。由于银行会将很大一部分存款用于发放贷款，如果所有储户同时要求提取存款，银行的现金流就会出问题。区域经济衰退导致能偿还贷款的客户减少，而由于收入下降、入不敷出，到银行去取钱的储户增多，于是另一种风险就会出现：人们因担心银行倒闭纷纷跑去银行提款并造成挤兑——挤兑一旦发生，银行破产的可能性就会加大。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单位银行”的问题就变得尤为明显，几千家银行接连倒闭。这种风险并非只对银行业产生影响，还会打击整个经济，因为银行的倒闭会导致总需求萎缩，使整个国家更难走出经济衰退。银行倒闭并非随机发生，而是集中于单位银行：
规模很小（只有一个办事处）的银行，在倒闭的银行中所占比重大约为90%。这些银行开始游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稳定客户的情绪，让他们不用为存款担心。规模较大、分支机构较多的银行没有向这种保险寻求帮助，因为这些银行业务更分散，财务状况也更可靠。
一开始，美国有14个州政府设立了自己的存款保险公司。这些州都曾通过立法要求州内银行只能是“单位银行”，而其中有大部分州都发生了大规模的银行倒闭危机。换句话说，这些州的存款保险公司处理的风险恰恰是州政府自己造成的。而且，这种解决方式并不是零成本的，因为当地银行必须向存款保险公司支付保费以抵御政客强加给他们的风险。在联邦层面，分支机构众多的大银行认为自己没必要向存款保险公司支付保费，但随着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的成立，所有银行都有法律义务去为自己的存款投保。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极大地降低了银行的挤兑风险，因为人们知道哪怕银行倒闭，自己的存款也有保障。这样一来，银行挤兑的可能性就会减少，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货币供给紧缩、需求下降的危机也会因此降低。很多人将其视为政府为经济长期稳定做出的主要贡献。然而，联邦政府这样做实际上是在解决此前的限制性措施的恶果，且代价不菲。拥有多家分支机构的银行本不需要支付这种保费，因为这些银行根本不存在这种问题，哪怕是在大萧条时期。同样的存款保险政策扩展至存贷社（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后，纳税人为20世纪80年代存贷社的大量倒闭支付了高达5 000亿美元的成本。很明显这些机构缴纳的保费并不足以弥补所有的损失，但是存款保险的存在会让储户和银行董事放松警惕。金融机构的经营者和其他人一样，都会因保险保障而敢于承担更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