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失 业
新加坡同样也没有最低工资法，失业率保持在 2.1% 的水平。1991 年，当中国香港还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时，它也没有最低工资法，而失业率低于 2%。美国在柯立芝执政期间——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法出台前的最后一届政府——年度失业率低至 1.8%。
明确的最低工资标准低估了欧洲国家政府施加的劳动成本，而且欧洲国家政府还强制雇主参与退休金计划，支付健康福利等。强制性福利的高成本产生的经济效果，与最低工资带来的高成本产生的经济效果相当。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当雇主支付的政府强制性福利大幅增加时，欧洲的失业率也随之急剧上升。
在德国，这些福利占到每小时劳动成本的一半。相比之下，日本和美国的强制福利还不到每小时劳动成本的 1/4。欧盟国家生产工人的平均时薪一般要比美国和日本的高很多，失业率也比美国和日本高。
比较一下加拿大和美国，我们也会发现类似的情况。过去 5 年间，加拿大的一些省份实行的最低工资标准占人均产出的比例比美国高，这些省份的失业率也相应地比美国高很多，平均失业期间也比美国更长，与此同时，加拿大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远远落后于美国。在这 5 年里，加拿大有 3 个省份的失业率超过 10%,其中纽芬兰的失业率高达 16.9%，同一时期美国 50 个州，每个州的平均失业率没有超过两位数的。
政府官员最终对最低工资法与失业之间的关系达成了迟来的认识，于是许多国家允许真实的最低工资在通货膨胀中缩水，避免明确废止这些法律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因为大多数选民仍然认为这些法律对工人是有利的。实际上，这些法律对那些能够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人是有利的，也就是那些向外观望的局内人，但代价是导致那些向里观望的局外人失业。
工会也能从最低工资法中受益，它们还是这些法律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即使工会成员的工资远远高于最低工资水平。工会这样做是有原因的。生产大多数产品和服务可以选择使用较多劳动力和较少资金，也可以选择使用较少劳动力和较多的资金；同样地，生产大多数东西，也可以根据相对成本，使用不同比例的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有经验的工会工人会与那些年轻、缺少经验、缺乏技能并且工资可能接近最低工资水平的工人竞争工作。最低工资标准越高，可能就会有越多的没有技能、没有经验的工人被经验更丰富和技能更高的工会工人所取代。
正如企业希望政府对进口的竞争产品征收关税一样，工会将最低工资作为一种“关税”，迫使与工会成员竞争工作的非工会工人的价格上升。
2012 年，有 360 万美国人的工资在最低工资标准以下，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年龄在 16 到 24 岁，这些人中又有 62% 是从事兼职工作。但是，争取上调最低工资的政治活动往往争论的是给一个四口之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但是大部分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并没有这样的家庭，而且在他们能够养家糊口之前拥有四口之家也是不明智的。最低工资工人的家庭平均年收入超过 44,000 美元，远比能够领取的最低工资多。但是，最低工资工人中有 42% 与父母或其他亲属生活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不需要养活一个家庭，常常是一个家庭支撑他们。只有 15% 的最低工资工人依靠自己来养活自己，那些主张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人应该考虑的是这部分人。
然而，美国一些城市已经通过了基本生活保障法，这本质上是地方最低工资法，而且要比国家最低工资法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高很多。这些法律产生的影响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最低工资法产生的影响相同，也就是说，最贫穷的人最容易失业。
各种各样的群体在围绕最低工资法的议题中投入了巨大的财力、政治、情感和思想，这就意味着要进行冷静的分析是不可能的。此外，影响就业有许多不断变化的变量，从中分离出最低工资水平对就业的影响在统计上非常复杂，因此在检视经验数据的时候，确实有可能存在分歧。然而说到底，大多数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表明，最低工资法在总体上减少了就业，特别是减少了低技能的年轻人和少数工人的就业。
在英国、德国、加拿大、瑞士以及美国做过调查的大部分专业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最低工资法增加了低技能工人的失业率。法国和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却并不这么看。这里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在加拿大的比例大约为 85%，在美国的比例为 90%。2006 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两名经济学家对美国最低工资影响的研究，以及欧洲和拉丁美洲、印度尼西亚、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不同国家和地区最低工资影响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他们总结说，尽管这些调查研究采用了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但这些文献资料整体上“极大地巩固了最低工资减少低技能工人的就业这一传统观点”。
对最低工资法负责的官方部门，如美国劳动部和各类地方机构，更愿意声称这些法律不会引起失业。工会也同样如此，因为他们在这些法律中获得了利益，通过这些法律保护了其成员的工作。例如，针对南非的情况，《经济学人》杂志指出：
主要的工会组织——南非全国总工会声称，失业与劳动法无关。它指出，之所以存在失业问题是因为企业没有努力创造足够的工作岗位。
在英国，设定最低工资的低收入委员会同样也对最低工资导致 25 岁以下工人失业率高达 17.3% 这一观点持反对态度，而当时英国整体的失业率是 7.6%。
虽然大多数研究表明失业率会随着最低工资法的强制执行或上调而增加，但却很少有研究表明人们在某些领域为“驳倒”这一“神话”而欢呼。然而,研究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的影响，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即提高最低工资前后对雇主的调查只能局限在两个阶段中都能生存下来的某些特定企业。由于在许多行业中，企业倒闭率很高，因此对幸存企业的调查结果可能与对整个行业的调查结果截然不同。① 采用这种调査方法，你就可以采访那些玩俄罗斯轮盘的人，并且会从他们的经历中“证明”，俄罗斯轮盘是一种不会产生伤害的活动，因为那些受到伤害的人是不可能接受采访的。因此，你就可以“驳倒”这一“神话”——即俄罗斯轮盘赌是危险的。
认为政府只是为低薪者颁布了更高的工资标准，而不必担心会产生不幸的后果，这样的想法令人心安理得；但是大量证据表明，劳动力也要遵循人为制定高价格会引起过剩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劳动力过剩对于那些收入低、技能不熟练或少数族裔并迫切需要找到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因为他们只有通过获得经验和技能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在某个时间段里，失业的人数不断变化，工人待业时间也有不同。国与国之间，失业率、失业持续时间有很大区别。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来提高最低工资或强制雇主支付慷慨的员工福利，或者两者兼备，都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往往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失业持续时间更长，失业率更高。例如，德国虽然没有全国性最低工资法，但是政府对雇主施加的管制、工作保障法以及强大的工会力量，都人为地提高了劳动成本。2000 年，51.5% 的德国失业者的待业时间都长达一年，甚至更长；而在美国，仅有 6% 的失业者是长期失业。然而，随着美国国会延长了支付失业补偿金的期限，失业一年及以上的美国人在 2011 年上升至 31.3%，而德国当年是 48%。
非正式最低工资
有时最低工资并不是由法律强制实行的，而是受习俗、非官方压力、工会所迫，有时候国际舆论或联合抵制会对跨国公司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支付与更现代化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人相当的工资。尽管最近几年，公众组织起来，要求提高支付给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在美国已经成了新闻素材，但是这一压力对美国人来说并不新鲜，也不只有美国人会制造这些压力。早在 20 世纪中叶，公众对在西非殖民地经营的公司也施加过相同的压力。
通过这些方式实行的非正式最低工资，与明确的最低工资法产生的影响是一样的。一位研究 20 世纪中叶西非殖民地情况的经济学家发现，当时西非到处都是“空缺已满”的告示牌。而且，这种情况不是西非独有。这位经济学家，也就是伦敦商学院的 P．T．鲍尔（P. T. Bauer）教授，注意到“许多欠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货币工资都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时却“有大量找不到工作的人”。当然，与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中的工人获得的收入相比，他们的工资水平并不高，但是要高于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生产力和其他的赚钱机会——像农业、家政服务以及个体经营的街头小贩等，这些经济部门没有因为受制于外部压力而人为抬高工资水平。
西非的跨国公司迫于压力而人为地支付高工资所引起的大量失业在 P．T．鲍尔教授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中就被提及了：
我曾问尼日利亚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的一家子公司）位于伊巴丹的一家卷烟厂的经理，如果可以的话，能否在不提高工资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他回答说，他现在面临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控制住蜂拥而至的求职者。约翰·霍特公司（John Holt）及其制革厂在卡诺的区域代理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949 年 12 月，卡诺的一家农产品采购公司辞退了两名职员，在没有公布该职位空缺的情况下，该公司两天之内就收到了五六十封求职信。这家公司打算建一座花生压榨厂。一直到了 1950 年 6 月份机器装置都还没有安装好，但是公司无须发布招聘广告就已经收到了大约 700 封求职信……我了解到欧洲啤酒厂及最近建立的文具制造商也不断收到大量求职信。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21 世纪的南非求职者的数量远远超过工作岗位，他们仍然要排队等候。正如《纽约时报》的报道：
6 年前，当虎牌车轮公司（Tiger Wheels）在这个不发达的工业城镇建立了一家车轮制造厂，求职者蜂拥而来，首席执行官艾迪·庆山（Eddie Keizan）不得不让人搭了一个瓦楞钢板屋顶，让这些求职者躲避中午的炎热。
“有成百上千的人一天又一天地坐在公司大门口，坐在太阳底下，”庆山先生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但是他们却不愿相信。”
既然像基本经济学原理表明的那样，更低的工资水平能增加就业，达到我们期望的结果，为什么工资水平不能根据供给与需求降下来呢？同一则报道中是这样说的：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大批的非熟练工人降低了劳动成本。但是，南非领导人发誓绝不会让他们的国家成为西方国家的血汗工厂，因此政府会满足拥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工会的要求，实行新的保护措施，增加福利。
这些“保护和福利”包括将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超过许多南非工人生产能力的水平。最终的结果是，这家在南非生产了 20 年铝制车轮的公司为了扩大生产，去了波兰，在那里雇用了更多的工人来扩大规模，获得利润，而不是继续留在南非，因为该公司在南非只能收支恰好相抵，甚至会遭受损失。这些在南非充满期待却又沮丧的非洲求职者所遭遇的不幸，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如果他们得到雇用，他们的产出就会给极贫穷地区的消费大众带来更多的经济福利，很多在富裕地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这些地区都是稀缺的。
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总体上是否从人为设定的高工资水平受益还不清楚。有工作的工人，也就是那些向外观望的局内人，显然是受益者，而那些想受雇用的局外人却遭受了损失。对于整个国家的人口（包括消费者在内）来说，我们也很难判断是否会有净收益，因为当人们愿意工作却很难找到工作时，就会导致消费品生产的减少。唯一明确的受益者是那些生活在较富裕国家中的人，他们可以享受帮助贫穷国家人民的感觉，或是觉得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都太自负了，不能让他们的工人按照与生产力相称的工资水平得到雇用。
尽管南非工人的生产力是印度尼西亚工人的两倍，但是他们的工资却是印度尼西亚工人的五倍——如果他们能找到工作的话。总之，要不是南非政治家设定的工资水平脱离了市场价格，这些富有生产力的南非工人是不会“过剩”或“失业”的。
正如我们在第 10 章提到的，南非公司在每位工人身上投入的资本很多。这会提高公司的效率，但这仅仅是因为南非的劳动法——最低工资法以及提高公司解雇成本的法律——人为地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如《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所说：“南非的劳动力成本要比中国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劳动力成本高 3.5 倍还多，比马来西亚或波兰高 75%。”在人为的高劳动力成本之下，南非的雇主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但是对整个经济而言，效率却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更糟的是大量人口失业，也就是说大量资源闲置得不到分配。
不仅仅南非有这样的问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项研究，对比了欧洲和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就业率，发现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最低工资上调和雇主被强制支付更多福利的欧洲国家，机器大范围地取代了低技能工人。该项研究指出，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倾向于由政府和工会来控制，而美国政府和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则要少得多。
尽管美国产生了更多的技术变革，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欧洲发生了普遍的资本替代低技能职位的现象。有时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不是被资本取代了，而是被直接淘汰了，就像这份研究所指出的：
在巴黎、法兰克福、米兰，你很难找到一个停车场服务员，但在纽约，停车场服务员却很常见。在美国的城市，即使入住很一般的酒店，也会有行李员、门童等；但是在欧洲，同样的酒店你就要自己拿行李。这些并不只是无关紧要的游客指标，而是指向了一个更深刻、更广泛的现象：与美国相比，欧洲有更多的低技能工作已经由机器取代或被淘汰，尽管美国的技术进步，比如在高科技领域，要比欧洲快。
政府设定的低于自由市场水平的价格，往往会导致在售的产品质量恶化，因为短缺意味着买方不得不接受低质量的东西，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因此，高于自由市场水平的价格会使产品的平均品质提升，因为产品过剩允许买方择优挑选，并且只购买高品质的商品。在劳动力市场中，这也就意味着，存在最低工资法时，对工作技能的要求可能会提升，从而许多在自由市场上通常会得到雇用的工人就可能会“失业”。失业就像短缺和过剩一样，是不能脱离价格的。
在自由市场中，低生产率的工人可以做低工资水平的工作，就像高生产率的工人可以做高工资水平的工作一样。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的漫长时间里，与生活在美国南方的白人相比，美国黑人接受的教育更少更差，然而黑人工人的劳动力参与率比白人工人还要稍微高一点。因为在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最低工资法对工人的劳动定价，也就不会导致他们失业。1938 年，美国通过了一部全国性最低工资法，但 20 世纪 40 年代的战时通货膨胀，使自由市场的工资高于法律上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这就使得该法律一直到 40 年代末期都被束之高阁。该法于 1950 年进行了修订，开启了最低工资持续上涨之路。
如果雇主给工人提供低工资会使工人的情况比他们的其他选择更糟糕，我们怎么理解工人仍然愿意为这些雇主工作呢？“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答案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个答案暗示着，对于某些工人来说，提供低工资的雇主仍然比其他选择更好，并不会使他们的情况更糟。所以说，认为提供低工资的雇主会使工人情况变得更糟，这样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让低薪工人情况更糟的是取消他们已经非常有限的选择机会。这对于年轻的初级水平的低薪工人来说尤其不利，因为从长远来看，工作经验对他们而言要比直接支付工资本身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