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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与其他经济学入门书籍的最明显区别是，它既没有图表，也没有公式，用语浅显易懂，表述上不使用经济学专业术语，方便没有经济学知识的读者理解。本书既适合普通民众阅读，也适用于经济学初学者作为入门教材。 本书还有一个不太明显但很重要的特征，即使用世界各国真实的例子，从而使得经济规律得以用一种活泼生动，且令人难忘的方式阐述，而这种效果是图表和方程不能达成的。相较之前
与我的其他著作一样，我的两位出色的研究助理刘娜（Na Liu）和伊丽莎白·科斯塔（Elizabeth Costa）对本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她们为我搜集了大量研究资料，科斯塔女士还对我的手稿进行了编辑、审核，而刘娜女士则将书稿转换成校样并编制了索引。这样，出版社在拿到书稿之后即可直接进行印刷。新增的“经济学史”一章，经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名誉
“稀缺”意味着什么？稀缺是指个人需求加总之后大于现存的资源数量。这看似简单易懂，但人们常常严重误解其内涵，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例外。例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曾有一篇专题文章描述经济困境，并以此表达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担忧，这一阶层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一群人。虽然这篇文章描绘的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甚至拥有私人游泳池，但它的主标题却
经济学不仅关涉人们作为消费者如何对已有商品和劳务产量进行安排，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也关注生产，即从原始的稀缺资源到产出——由输入转化为输出的整个过程。 换句话说，生产需要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来实现产出，产量水平进而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经济学研究的正是这些资源的使用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资源的使用决策及其后果比资源本身更重要。因为有些国家虽然
当前对经济学的诸多误解，包括认为经济学能教人们如何赚钱，如何经营企业或如何预测股市波动。但是，经济学并不能提供个人理财意见，也无法用于企业管理，至于预测股市波动，暂时还无法简化成一个可靠的公式。 例如，当经济学家分析物价、工资、利润或国际贸易平衡时，要考虑的是，针对经济的不同部分做出的决策如何影响稀缺资源配置，进而提高或降低全体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 经济学不
市场经济中并不存在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控制或调节所有的经济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活动是毫无章法的。消费者、生产者、零售商、房东或工人都根据双方共同商定的条件与他人进行单独交易。价格不仅把这些条件传递给利益攸关的某个人，也把它们传遍整个经济体系，并且实际上是传遍了整个世界。如果某地某人的产品更好，或是同样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更低，相关的信息就会传开，不必由民选官员或
市场中的价格并不是卖方凭空捏造或随意设定的数字。虽然你可以给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设定任何价格，但是只有其他人愿意支付，价格才会成为经济事实。这并不取决于你选择了何种价格，而是取决于有多少消费者需要你的商品和服务，以及相同的商品和服务的其他生产者的售价如何。 即使你生产的东西对消费者来说值 100 美元，而且只以 80 美元的价格出售，但如果其他生产者以 70 美
人们在价格低时买得多，在价格高时买得少，这大概是最基础、最浅显易懂的经济学原理了。同样道理，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人则倾向于在价格高时增加供给，价格低时减少供给。然而就是这两个简单的原理，无论是单独还是结合起来，其含义都涵盖了极大范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也否定了一系列的误解和谬论。 需求与“需要” 当人们试图去量化一个国家对种种产品或者服务的“需要”（nee
这个观点有什么不妥呢？让我们回到起点。如果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利用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那么总会存在未满足的需要。我们可以百分百满足一些被挑选出来的愿望，但是这也意味着其他愿望的实现程度会比现在更低。在大多数大城市，有车族一定对停车位具有更多的未满足需要。但是，尽管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能实现让城市里每个想要车位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能有一个停车位，我们是否就
当某一产品“短缺”时，并不一定是指它的数量变少了，而是与消费者的数量比较而言相对或绝对地变少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那几年，美国存在严重的住房短缺，尽管美国的人口数量和住宅供给量与战前相比都增加了 10%，而战争爆发的时候并不存在这种短缺。换句话说，虽然住宅数量和人口数量的比例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在这一时期寻找住房的美国人必须花费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
我们已经知道，把价格设定在低于自由市场上供求决定的价格水平时，会导致需求增加和供给减少，并且在这一既定价格下会产生短缺。同样地，把价格设定在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水平，将引起供给增加和需求减少，造成过剩。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悲剧之一，是许多美国农民卖粮食的收入还不足以维持生计。农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要比农民购买的物品价格下降的速度快得多。农业收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能很简单，但它的政策结果却相当复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房租管制法案及农产品价格支持法案造成的各种后果中察觉。然而，即使是这样简单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也远未被大众所理解，而人们所寻求的政治上的“解决方案”往往使事情变得更糟。这在当今世界也不是什么新现象了。 16 世纪的西班牙曾经企图通过封锁，切断位于安特卫普的西班牙反叛军的粮食供给，从而迫使其投
从因果关系方面来分析经济活动，意味着我们要考察创造激励的逻辑，而不是仅仅思索追求目标的愿望；还意味着要考察激励之下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经验性证据。 经济中的因果关系常常系统性相互作用，而不是像台球一击入袋那样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系统性因果关系涉及更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像把碱液加到盐酸中最终生成盐水那样① ，两种化学物质彼此相互作用后都发生了转变，从致命物质变成了无
激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多数人比起为其他人谋利益，通常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付出更多，而激励把这两个目的联系了起来。服务员把食物端到你的桌子上，并不是因为你饿了，而是因为她的薪水和小费有赖于此。苏联的餐馆缺乏这样的激励，服务之差众所周知。未售出的商品堆积在仓库里并不是缺乏自由市场价格机制激励所导致的唯一后果。价格不仅有助于人们决定生产哪种商品，也是配制所有商品和服
稀缺意味着每个人的欲望都不可能得到完全满足，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或政府政策，也不管个人或社会是贫穷还是富有、聪明还是愚笨、高贵还是卑微。人们为稀缺资源而竞争是与生俱来的，与我们喜不喜欢竞争无关。稀缺意味着我们没有权利选择经济体制中要不要存在竞争，因为只有一种经济体制是可行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能够用来应对竞争的具体方法中做出选择。 经济制度 大多
我们在媒体或其他地方得悉的许多企业，通常都是成功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取得非凡成就的企业，如微软、丰田、索尼、瑞士信贷等。早些年月，美国人都听说过 A&P 百货连锁店，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零售连锁店。1929 年，它就拥有 15,000 家分店，这个数量比美国其他任何零售连锁店都要多。现在，A&P 百货连锁店的规模已经缩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几乎不为人所知。这一事
利润是一种激励 让我们再回到起点。在市场经济中，对盈利的渴望和来自亏损的威胁迫使企业主以最低的成本进行生产，并出售消费者最愿意购买的商品。计划经济下，由于缺少这些压力，企业管理者也就很少有动力在既定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提高效率，更不用说要他们跟上不断变化的形势并快速地做出反应了，而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如果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这样做。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说过，他们国
规模经济 首先，生产某个产品或服务，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成本。亨利·福特在很早以前就证明，一年生产 100 辆汽车与一年生产 100,000 辆汽车相比，单辆汽车的生产成本是绝对不同的。通过在自己的工厂率先实行大规模生产方式，他在 20 世纪初成为汽车制造行业的领导者。这一生产方式不仅在他的工厂引起了一场革命，而且对经济中的所有企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企
一家企业总是有限的，这不仅体现在总规模方面，而且还包括它能够有效执行的功能范围。通用汽车公司制造了数百万辆汽车，却不用生产一个轮胎。因为它从固特异（Goodyear）、米其林（Michelin）或其他的轮胎制造商那里购买轮胎，这些厂家能够比通用汽车公司更有效率地生产汽车轮胎。汽车制造商也没有遍布全国的汽车经销店。一般而言，汽车制造商会把汽车卖给地区经销商，这
和许多其他事情一样，通过观察有限责任缺位时的情形，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它的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冲突导致的封锁和破坏使欧洲大陆出现大量忍饥挨饿的人，赫伯特·胡佛总统组建了一家慈善企业来给这些人购买、分派食物。被招募来管理这家企业的一位银行家问胡佛，该机构是否为有限责任组织。当胡佛给出否定回答后，这位银行家立刻辞职了，因为如果该组织无法募集到足够的捐款
垄断从字面上来说就是只有一个卖方。然而，只有少数卖方的时候，即经济学家称为“寡头垄断”的情形，这些卖方也可能在定价上或明或暗地相互合作，带来类似垄断的结果。只要某一行业中存在一个能够设定价格和产出量的正式组织，即卡特尔，结果也会和垄断非常相像，即使在这个卡特尔中包含许多卖方。尽管各种各样的非竞争行业各不相同，但普遍都引起了消极影响，需要法律和政策来预防或消除
在理想情况下，监管委员设定的价格与竞争市场中的价格相等。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这些价格本应是多少。只有市场本身的实际运作才能揭示价格。在市场的实际运作中，低效率的企业会因破产被淘汰，只有最有效率的公司才能生存下来，而它们的低价格就成为市场价格。外部观察者无法了解特定企业和行业最有效的运营方式是什么。实际上，一个行业的许多管理人员会发现他们原以为最有效的经营
竞争与竞争者 反托拉斯法下，政府提起的许多诉讼所基于的理由是某些企业的行为威胁到了竞争。然而，关于竞争，最重要的是，它是市场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能由某时某刻某个行业的已有竞争者的数量来衡量，虽然政治家、律师和其他人往往将竞争存在与否和现有竞争者的数量混为一谈。但是，作为一种状态，竞争却恰恰能消除许多竞争者。 很明显，如果某企业消灭了所有竞争者，那么该企业
在市场和企业之前，非市场化的生产和服务方式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没有几千年也有几百年，那么一个显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企业能够在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大范围淘汰非市场生产者呢？ 企业大范围取代了其他组织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方式，表明成本优势相当重要，而成本优势就反映在价格上。这不仅是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资本主义企业时说：“商品的
许多人会感激市场经济创造的繁荣，但是他们不会惋惜某些个人、群体、产业或地区没有完全享受到总体经济的进步，或境况变糟。政治领导人或候选人可能会谴责这一不公平的现象，并提出各种各样的政府“解决方案”来“纠正”这一情况。 不管各种政治方案的优劣如何，在评价它们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于心的是，不同经济部门的幸与不幸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因此防止出现坏的结果也会把好结果拒之
一个使用最新的现代化设备的工人，每小时的产量显然要高于使用旧设备的工人的产量，或在管理欠佳、生产组织效率较低的公司的产量。比如，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人在中国开办的棉纺厂比中国人开办的棉纺厂工资更高，但是在日本人开办的棉纺厂，每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却更低，因为每个工人有更高的产出。这并不是由于设备不同——他们使用的机器一样，而是由于日本人的管理效率更高。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是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因素。那么，供给方面又是怎样的呢？如果没有必要，雇主很少会支付高价，因为还有其他人愿意并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相同的劳务。 薪资与其他价格一样的经济功能类似，它们都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使用具有指导作用，在它们的作用下，每种资源都会被用于最有价值的用途。然而，现在我们讨论的稀缺资源变成了人类，相较于生产过程中的其他投入
生产任何东西都需要一定的劳动，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只靠劳动就能生产出来。农民需要土地，出租车司机需要汽车，而艺术家需要画材。即使单口相声演员也需要笑话库，那就是他的资本，正如水坝是水力发电公司的资本一样。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补充了劳动，但是也与劳动就业形成竞争。换句话说，生产商品和服务，要么用大量劳动和少量资本，要么用大量资本和少量劳动。当运输工人工会迫使运输公
新加坡同样也没有最低工资法，失业率保持在 2.1% 的水平。1991 年，当中国香港还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时，它也没有最低工资法，而失业率低于 2%。美国在柯立芝执政期间——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法出台前的最后一届政府——年度失业率低至 1.8%。 明确的最低工资标准低估了欧洲国家政府施加的劳动成本，而且欧洲国家政府还强制雇主参与退休金计划，支付健康福利等。强制性
由于人们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别，因此失业者不可能只是劳动力队伍中的一个随机抽样。在世界各地一个又一个国家中，因为最低工资法而丧失就业机会的大多是那些很年轻、没有经验或没有技能的人。在新西兰、法国、加拿大、荷兰、美国都发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些生产率远远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人，将会是最有可能找不到工作的人，这一点无须惊讶。 1978 年至 2002 年间，澳大利亚 2
作为经济社会的健康指标，失业率是非常重要的统计数据。但是，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有必要了解这种统计的局限性。 因为人类有决断力，并能做出选择，与生产的非生物因素不同，很多人可以选择在某些时间和地点不参与劳动。这些人可能是学生、退休的人，或是在家从事家务、照顾家庭却没有任何工资的家庭主妇。低于某一法定年龄的儿童甚至根本不允许从事有偿工作。官方统计的失业者指的是
虽然对政府来讲，强制由雇主为提高工人待遇买单，总是具有政治上的吸引力——因为相较流失的雇主选票，政府能从工人那里赢得更多的选票，而且不费一分一毫——但是出台这些政策的政界人士和选民却很少关注由此引发的经济影响。当经济摆脱萧条开始回暖的时候，随着产出的增加，失业者却不能重新得到雇用的一个原因就是，延长现有工人的工作时间对雇主来说要比雇用新的工人更便宜。 因为增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一直认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人和雇主数量众多，并且他们都是分别且独立进行竞争，而不管政府有没有对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管制。然而，对劳动力而言，这不是唯一的市场情形。工会里的工人会就工资和工作条件与雇主进行谈判，而不管雇主是单独采取行动还是作为雇主协会成员采取一致的措施。 雇主组织 几个世纪以前，雇主更有可能组织起来，一致设定工资和工作条件。在中世
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提到的，如果投资回报率高于弥补风险和投入的必要收益水平，几乎可以肯定，其他人会被吸引过来，投资现有公司或干脆设立自己的新公司，以求分一杯羹。如此一来，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现有公司的规模扩大或新公司数量增多，投资与生产扩张，市场竞争会不断加剧，从而削平超额回报率。只有在限制新竞争的领域，高于平均水平的投资回报率才有可能持续。 政府管制是最常
虽然经济学家们经常会首先解释自由竞争市场如何运作，然后展示违背市场的各种方式会怎样影响经济结果。但是在历史上，几个世纪以来，都是管制市场远远领先自由市场。几个世纪以前，获得政府的批准才能从事各种职业是通行的做法。自由市场的兴起得益于 19 世纪古典经济学的开创和传播。虽然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 19 世纪变得更加自由，但试图摆脱竞争的势力从未得到完全根除。渐
不管是对人的投资，对钢铁厂的投资，还是对输电线路的投资，都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不管是这些投资，还是其他投资，风险都是他们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规避风险的方式有投机、保险以及发行股票和债券。 人力资本 虽然人力资本有多种形式，但是我们倾向于把它等同于正规教育。然而，采取这一方式不仅会忽略许多其他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形式，还会夸大正规教育的价值，而且由此产生的一些适得其反
“非劳动收入” 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全球各地不乏各种投资及获得延期回报的形式，但是对这一过程的误解却长期存在并广泛传播。有时，这些延期收益也被称作“非劳动”收入，仅仅因为它们不是对当期劳动贡献的奖励。投资建设一家工厂，回报可能要等雇用工人和管理者，生产产品并销售后才能获得，这往往要花数年时间。 当工厂终于在某一年分红时，虽然投资者可能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但是并不
大部分购买现有物品的市场交易，都基于该物品对买方的价值和卖方收取的价格。然而，也有一些交易，涉及的物品暂时还不存在，或该物品的价值还未得到确定，或者两种情况兼有。例如，亚马逊公司赚到第一笔利润之前，有好几年的时间股价一直在上升。显然人们预期亚马逊最终一定会盈利，于是有人不断推高它的股票价格，因此不管亚马逊有没有盈利，原始股东都可以卖出股票获得利润。亚马逊创立
仅仅因为缺少 1.5 美元成本的活塞环，将近 70% 的日本汽车生产在这一周陷入了暂时的瘫痪。 库存太大或太小都意味着要遭受损失。很显然，库存最接近理想规模的企业才具有提高利润的前景。更重要的是，经济中的所有资源都会得到更有效的配置，这不仅仅是因为每一个企业都有动机来提高效率，而且还因为经常做出正确决策的公司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继续做出正确的决策，而那些重复
相反，如果市政府宣布明年要在你家附近建一个污水处理厂，你的房屋的价值就会立刻下降，直到相邻的土地也被动用。资产的现值反映了它将来的收益与损失，因此任何能在预期上提高或降低收益或损失的东西，都会对今天所售资产的价格产生影响。 现值通过多种方式将未来与现在联系在一起。一位 91 岁的老人种植需要 20 年才能够成熟的果树也可能是合理的，因为土地的价值会由于这些果
给定数量的金钱具有的实际价值，随着收回时间的不同而不同，也随着全部收回的可能性的不同而不同，对此现实中有很多应对方式。而应对不同风险的多种方式中就有股票和债券。但是，即使是那些不考虑购买这些金融证券的人也仍然会在其他方面面临相似的情况，例如为自己选择职业或为整个国家考虑公共政策问题。 股票与债券 债券不同于股票，因为债券是在固定日期支付固定数量金钱的法律承诺
除了转移风险，保险公司也尽力降低风险。比如，它向谨慎的司机收取较低的价格；拒绝为包围在灌木丛和其他易燃物中的房屋提供保险，除非这些易燃物被移除；从事危险工作的人也需要交纳更多的保险费。保险公司以各种方式划分人群，并对风险不同的人收取不同的价格。通过这种方式，保险公司降低了自己的总体风险，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向从事危险工作或居住在危险环境中的人发送信号，传递他们
应对风险的政府计划经常被归类为保险，而且有时甚至被官方称为“保险”，虽然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保险。例如，美国的国家洪水保险计划保障的房屋，所处的位置对于真正的保险公司来说风险过高，并且国家洪水保险计划收取的保险费也远低于弥补其成本的必要水平，因此未补偿部分就必须由纳税人来补偿。此外，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还帮助洪水、飓风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恢复和重建家园。该署
这种情况并非美国特有，也不是 21 世纪初才有的经济问题。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说过： 国家需要——除非我弄错了——也要求大胆而锲而不舍的实验。试用并采取一种方法，这应该成为一种共识。如果失败，坦率地承认失败，再去尝试另一种办法。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敢于尝试。 无论政策优缺点如何，这种方法会产生不确定性，从而使投资者、消费者和其他人
古谚说：“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不仅正确，而且含义深刻。它意味着，谁有能力拖延，谁就能够把成本强加给其他人，而且有时候是极其巨大的成本。 例如，计划建造住房的人，通常会借款数百万美元来建设房屋或公寓楼，并且必须为贷款支付利息，不管他们的建设是否按计划进行，是否因法律质疑、政府官员拖拉犹豫不决而延期。房屋建设可能会因为环境危害接受调查，也可能因为是否应该增加各
经济后果不会马上显现，这一事实使得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能够牺牲未来，创造当前收益，从而在政治上大获成功。政府养老金计划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因为大多数选民很乐意被纳入政府养老金计划，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和精算师指出，政府承诺的福利并没有足够的财富来支持。然而，只有等几十年后，经济学家和精算师才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人的远见有限，因此风险随时间而来。这种固有的风险，必须
媒体报道的各个经济部门的真实情况，与整个经济的真实状况恰好相反。 合成谬误的另一个例子是，加总所有的个体投资得出一个国家的总投资。比如，当个人购买国家债券时，对个人来说它是一份投资。但是，对整个国家而言，实际投资并没有比没有这些债券时有所增长——没有新建工厂、办公楼、水电站等。个人所购买的，只是未来从纳税人那里征收来的税收的一份权利。对个人来说的额外资产是纳
要理解国民经济，最基本的指标之一就是总产出加总后的数量。我们也需要理解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我们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中已经清楚了解。国民经济中另一个重要因素几乎总是政府，虽然它并不是在每个行业都很重要。和其他领域一样，国民经济领域的事实相对简单且不难理解，复杂的是澄清误解。 不断增加的产出，最终会超出经济的吸收能力，这种担忧是国民经
我们在第 10 章对个体进行探讨时，分析了收入和财富之间的区别，在探讨整个国家的收入与财富时，这种区别也同样适用。一个国家的总财富包括它在过去积累的一切事物，而它的收入和国民产出是当年生产的物品。积累的财富和当前的产出在不同的方面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表明有多少资源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这些目的包括维持或改进人们的生活水平，或发挥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组织的功能。
远古时期，许多经济体都是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运作的。人们简单地互相交换实物产品和劳动力。但是这些经济体通常规模很小、结构很简单，用于交易的物品也相对较少，因为大多数人自己生产食物、建造住处和制作衣物，只和他人交易有限的工具、设施或奢侈品。 物物交换非常不方便。如果你生产的是椅子但想要一些苹果，你肯定不可能用一把椅子交换一个苹果，只有足够多的苹果加起来才能抵得上
为什么会产生银行？ 原因之一是它在保障资金安全方面有规模经济。如果餐馆或五金店将赚来的钱都放在屋里的某个密室，那么罪犯就会竭尽所能地抢劫更多的饭店、五金店以及其他企业和家庭。如果他们把金钱交给银行，个人和企业就能够用更低的成本让别人来守护他们的金钱。 银行会投资于金库并雇用保安，或购买装甲车，定期从企业取走资金运到戒备森严的地方储存起来。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就
银行不仅是储存货币的地方，它们的作用远比货币仓库更加积极。正如前面的章节曾指出的，企业收入无法预测，它可能会从盈利转为亏损然后又回到盈利，如此循环往复。同时，不管企业盈亏如何，它都必须不停地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支付雇员日薪、定期支付电费，以及向其他为企业运营提供必要物品的人支付报酬。这就意味着当企业在付款期限日没有足够的资金履行义务时，就必须有人为企业提供
银行和银行系统在不同的国家各不相同。它们不仅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不同，在更基本的层面上某些国家在一般设置和历史经验上也不尽相同。这些不同有助于解释建立一个成功的银行系统的普遍要求，还可以用来评价具体政策的影响。 对银行系统的要求 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银行从表面上来看很简单，不过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从中赚取利息，并将一部分利息支付给存款人以使他们继续将钱存入银
如果政府将自己的经济职能仅限于充当法律与契约的执行者，有人就会说，就经济而言，这种政策等同于“无为而治”。然而，这种所谓的“无为”常常要经过几个世纪才能实现，也就是说，拥有可靠的法律框架需要经过很长时间。并且，只有拥有可靠的法律框架，经济活动才会繁荣，否则，即使一个国家拥有大量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可能无法发展到应有水平和繁荣。 腐 败 与考察价格的作用一样，通
通过市场做出的经济决策并不总是优于政府制定的决策。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交易是否真实反映了交易的成本和收益。在某些情况下，市场做不到这一点。 当有人购买了一张桌子或一台拖拉机，它们是否值那么多钱，就要由做出购买决定的购买者用行动来回答。然而，当电力公司购买煤矿用于燃煤发电时，发电过程中的很大一部分成本是由那些吸入烟尘，以及房子和汽车被烟灰弄脏的人来承担的。
即使在苏联这样的计划经济国家，政府的不同分支机构和部门也会追求各自的不同利益，并常常会对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例如，隶属不同部门的工业企业只要有可能，就不会在设备和供给上相互依赖。位于海参崴的一家企业可能会从几千英里外的明斯克的另一家企业订购所需的设备和供给物，只因为它们隶属于同一个部门，而不会从位于海参崴附近的隶属于别的部门的企业订购。于是一些原料被运往
政府提供的物品与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很少能达到自由市场上提供同样物品与服务的企业收取的价格，因此政府销售也很少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配置产生同样的影响。总之，这些交易并不只是货币的转移，根本上来说，是用一种对经济运行效率产生影响的方式转移有形资源。 美国建国初期，联邦政府以各种方式从土著人或外国政府——如法国、西班牙、墨西哥和俄国政府——手里获得了大量土地
政府花费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非自愿的。官员可能会主动创建一个新项目或新部门，增加、减少拨款。但是，当经济衰退使得更多人失业时，政府可能会被迫根据现有法律支付失业保险。当农民获得大丰收，以致不能以农业补贴法所保证的价格出售所有农产品时，政府也有法律义务去购买过剩的农产品。失业补偿金与农业补贴只是所有“政府津贴”项目中的两个。只要补贴这些项目有相关的法律支持，
不仅如此，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还估计，资本所得税税率降低到 15% 后，如果再延长实施时间，将使美国财政部损失 200 亿美元的收入，而当时这个临时性的税率降低，已经使财政收入增加了数十亿美元。从 2003 年到 2007 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的税收收入偏差不断扩大——2003 年低估了 130 美元，2007 年低估了 1,470 亿美元。许多媒体也以
虽然有些决策明显是政治决策，而另一些决策明显是经济决策，但在许多领域中，两种决策都可以使用。政府和市场都可以供给住房、交通运输、教育以及许多其他事物。由于这些决策既可以通过政治途径做出，又可以用经济方法做出，因此我们不仅要判断哪种结果更合意，而且要判断哪种途径最可能达到合意的结果。这反过来又要求，理解各个途径在实际中如何运作（按照各自的激励和约束条件），而不
除了当前的财政支出，政府还承担着各种未来支出的法律责任。这些责任以政府债券的形式被明确和量化——这些债券要在未来的不同时期以不同数量的金额兑现。另一些责任则是无期限的，比如在未来向有资格的人支付失业赔偿金或农业补贴的法律责任。这些责任不仅无期限，而且还很难估计，因为它们依赖于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事物，如失业水平和农产品的收成。 其他难以估计的开放性责任包括，政
市场的缺陷——包括外部成本和外部收益、垄断和卡特尔——让许多人认为政府干预是必要且有利的。不过，市场的缺陷必须与相应的政府干预及政府干预的缺陷进行比较。我们必须根据市场和政府的激励和约束条件对它们进行考察。 国有企业面临的激励往往会使它们以非常特别的方式来发挥其职能，这种方式区别于自由市场经济。例如，1969 年印度银行国有化之后，银行坏账上升，占所有未偿贷
虽然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与其他贸易一样，都是为了双方利益，但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两个国家为什么都能获利，特别是有那么多政治家和记者都在用相反的观点混淆视听。 经济学家通常把各个国家都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原因分为三类：绝对优势、比较优势以及规模经济。 绝对优势 我们很容易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购买加勒比海地区种植的香蕉。在热带地区种植香蕉的成本，低于那些需要温室或其他
对整个世界和单个国家来说，国际贸易有诸多好处。然而，和所有高经济效率的行事方式一样，它会取代低效率的做事方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就像汽车的出现使马车行业遭受了巨大损失，大型连锁超市导致很多社区小杂货店倒闭，进口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也会使本国的相关行业在收入和就业上遭受损失。 虽然国际贸易带来的经济收益一般来说完全能够抵消损失，但是在政治上，还是会有
比较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进而引起国际贸易生产中心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例如，当计算机还是一种新生的独特产品时，它早期的研发和生产大部分都是在美国进行的。但是，当技术开发完成之后，计算机成为一种应用广泛的产品，很多人也知道了如何生产它，此时，虽然美国仍然在计算机软件设计方面存在比较优势，但是机器本身都可以在贫穷的海外国家进行组装，事实也确实如
据《经济学人》报道，除了没收和腐败外，许多贫穷国家还“不允许资本自由进出”。资本无法轻易撤出的地方，一开始就不容易进入。当中国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最初也非常贫穷，后来却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发达的地区，并且曾一度拥有很大份额的国际贸易量，甚至超过印度这样的大经济体。它拥有低税率，允许资本最自由地流动，与世界各地进行广泛的贸易，因此资本的大量流入带动了香港经济
在国际投资额已高达数万亿美元的今天，财富国际转移仍然存在很多其他方式。这些方式主要包括汇款、外国援助，以及具有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的移民为主的人力资本转移。 汇 款 在外国工作的移民往往会汇钱给他们的家人，用来支撑家人的生活。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世界各地的意大利男性移民以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而著称，他们为了将钱汇回意大利而节衣缩食。19 世纪 40 年代
财富可能会以商品或服务的形式在国家之间转移，但迄今为止，最庞大的财富转移是以货币形式进行的。正如币值稳定会促进国内经济活动一样，当国家之间的货币稳定时，也会促进国际经济活动。这不仅是某一时刻将美元兑换为日元或欧元的难易程度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今天在美国、日本或法国进行的投资，经过十年或更长时间后是否能够得到回报，并且是以具有同样购买力的金钱计算的回报。
让我们从最基本的因素谈起，土地的肥沃程度在各个地方是不同的。被科学家们称之为黑土的肥沃土壤，在全球的分布极不均衡。这类肥沃的土壤广泛聚集在美国中西部平原地区，延伸到加拿大境内；而大片肥沃的土壤也贯穿整个欧亚大陆，从东欧南部一直到中国东北。在南美洲的温带，阿根廷南部、巴西南部和乌拉圭，也有一小部分这类土壤。 虽然在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大部分温带地区都存在这些土壤，
都铎王朝绅士的小儿子是不允许在庄园里游手好闲的，虽然欧洲大陆的贵族们看不起劳作而坐吃山空。他必须离开家族，通过贸易或法律赚钱。 有时经济进步取决于特定文化中的人是在寻求进步，还是满足于按照陈规俗律做事。这两类人口的比例在不同社会之间，以及在同一社会的不同区域间都存在差异，也就造成国家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以美国为例，美国内战前，南方地区往往不如美国其他
迟至 20 世纪，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还发生了饥荒，夺取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即使是这种几乎无法想象的灾难，也不能证明世界粮食供应不足以养活全球人口。某些国家或地区发生饥荒，常常是由于当时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特定因素引起的，比如当地农作物歉收，因战争、天气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粮食运输中断等。在苏联的案例中，饥荒集中发生在一个地区，即乌克兰，而该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小麦的主要
试图为影响经济差异的各种因素分配相对的权重，是一种雄心勃勃但极其危险的行动。简单阐述经济发展涉及的个别因素，就已经能够看出不同地区、种族、国家或文明要取得相同的经济成果，不仅在原理上讲不通，在实践中也不可行。当我们把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都考虑进来时，不同的因素排列组合、相互作用带来的影响种类将呈指数级增长，取得相同产出的机会就愈加渺茫了。举例来说，拥有类似河流
价格被等同于为私人利润而收取的费用，或是被比作为了私人利润而设置的障碍，阻碍了商品流向对它们有需求的大众。 在深入研究价格协调的众多经济活动后，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想法经不起进一步推敲，但是却成为全世界政治运动（有些曾改变整个国家的历史）的启示。这些运动曾试图消除利润，认为利润是不正当的收费，不必要地增加了商品的价格，相应地限制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在这一愿景中隐
当你开车去一个从未到过的城镇，想给汽车加油或买个汉堡包时，无法直接知道加油站的陌生人给你的油箱加油时加的是不是汽油，或路边汉堡店的陌生人卖给你的汉堡里都有些什么。但是，如果加油站的标志是雪佛龙，而餐馆的标牌是麦当劳，那么你就不必为此担心了。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你也可以起诉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这点你明白，公司明白，当地经销商也明白。
非营利组织拥有额外的收入来源，包括向服务使用者收费，比如博物馆的参观者以及交响乐团的听众。这些收入事实上是美国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美国非营利组织每年的总收入高达 20,000 多亿美元。但是，这些收入并没有补偿他们提供的商品与服务的全部成本。 换句话说，使用者得到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比他们支付的价格更高，而且一些人还能免费享受这些商品和服务。这些补
针对非经济价值最强有力的论点，也许就在于它们涉及人的生命。许多成本高昂的法律、政策或计策，设计初衷是为了保护公众远离致命危害，这些法律的论点是，“如果能拯救哪怕一个人的生命”，花费多大的成本都是值得的。虽然这种言论在道德和感情上有着强烈的号召力，但是在稀缺资源具有多种用途的世界里，它是经不起推敲的。 稀缺资源的多种替代用途之一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拯救人的生命。没
人们常常指责市场阻碍了道德或社会价值。例如，解释为什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市的水资源供给不能委托给私人企业时，《旧金山纪事报》的撰稿人写道：“市场是毫无道德的。”该报引用斯托克顿市市长的话说：“水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绝不能落入市场手中。”然而，日常维持生命的食物都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此外，大多数拯救生命的新药也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研发的，而不是在由政府控制
典型的重商主义代表作是 1664 年托马斯·孟（Thomas Mun）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书中宣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每年出售给外国人的物品的价值，要比我们消费的外国物品的价值更高”。反过来，国家一定要尽力在国内生产“现在从外国人那里进口的物品”。重商主义者看重的是以可供统治者使用的财富数量为基础的国家相对实力。 重商主义者根本不关心人民大众的
亚当·斯密 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数卷本重商主义著作问世不到十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发行，并给重商主义者的理论及世界观带来了沉重打击。亚当·斯密设想，国家是生活在一国中的所有人。这样一来，就不能通过压低工资以增加出口的方式使国家变得富裕。亚当·斯密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贫穷又悲惨，这个社会就谈不上繁荣幸福。”他也不赞成将经济活动看作一个零和过
现在，我们看到经济学是与学术部门、学术期刊和美国经济学会这类专业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一门专业。但是，从历史角度来衡量，这些都是很晚才发展起来的。 经济学经过了几个世纪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从亚里士多德到大卫·休谟的众多哲学家都留下了有关经济问题的著作，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神学家，以及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这样的贵族成员，也都对此有过著述。但是，即使一些作家开始专
有关经济学历史的分析往往会涉及以下几个问题：（1）经济学是科学还是一组观点和思想偏见？（2）经济学思想是否反映了周围的环境和活动，它能随着环境和活动而改变吗？ 科学分析 毫无疑问，经济学家作为个体，与数学家、物理学家等个体一样，有他们各自的喜好和偏见。但是，人们并不认为数学和物理仅仅是主观看法，或是有失偏颇的观念，这是因为这些学科都有广为接受的程序来检验和证
第 27 章 最后一点想法 在我们意识到自己所做的许多事情都十分愚蠢之前，我们不会变得更聪明。 ——F．A．哈耶克 有时候，整体会大于各部分之和。通过本书，你除了能够了解价格、投资或国际贸易等知识，可能还学会了对媒体、政治家和其他人大量使用的粉饰词汇和模糊用语保持普遍的怀疑。 你可能不会再不加批判地接受关于“富人”和“穷人”的语言表述和统计数字。你也不会再疑
括号里标注的页码能够帮助你在书中找到答案。 第一部分 价格与市场 存不存在没有短缺的稀缺，或没有稀缺的短缺。用案例解释。（36 页，44~45 页） 如果决策不涉及金钱，它还是不是一个经济决策？为什么？（6~7 页） 社会中能够既存在饥荒，又存在食物过剩吗？为什么？（51~52 页） 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新房还来不及建好，而住宅突然不再短缺，并且人们都能找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Basic Economics）是美国自由主义大师托马斯·索维尔对经济学的祛魅之作，他力求写出所有人都能看懂的经济学常识，破除人们观念中对于经济学最深的误解，深入传播自由市场经济学对于日常生活、政治、国际事务的解释。并且，自初版以来几易其稿、日臻完善，至今已是第五个版本。几十年来，本书也成为美国读者了解经济学的最畅销读物，在美国亚马逊经
本书对之前的版本进行了修订和扩充。新版本加入了一章移民经济学的内容，原有的各章也加入了很多新的材料，例如医疗经济学那章中加入了器官移植经济学，住房经济学那章加入了对次贷危机背后的 “创新融资”的解释。 虽以“应用经济学”为题，但本书并不是要教经济学人如何学以致用。写作这本书是为了让所有人，无需预先掌握任何经济学知识，都能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关键经济议题——
无论是在经济环境还是在政治环境中，人们都会根据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做出反应。然而，这些激励和约束条件在不同的环境中差别非常大。因此，选民的行为与消费者的行为自然不同，政治家的行为与出售商品、服务的商家的行为也会有异。 选民 做经济决策与做政治决策完全不同，即便是同一个人——例如既是消费者又是选民——在做这两种决策时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实际上，选民在考虑选择
我本科时在哈佛大学接受阿瑟·史密瑟斯（Arthur Smithies）教授的指导学习经济学时，他在课堂就某个具体问题问我最支持的政策是什么。对该问题颇有心得的我满怀自信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并详细解释了对于这项政策，我期望能产生怎样的有益结果。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他接着发问。 这个问题让我措手不及。不过稍做思考，我就发现自己刚才描述的情况很明显还有着
人力资本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大部分人都被称为工人或劳动力。然而，人不仅代表着劳动力，也代表着资本的投入。学校教育、工作经验、阅读、摆弄汽车或电脑所获得的经验，以及从父母和同事身上学到的知识和经验都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技能、洞察力以及工作能力，而这些被经济学家们统称为“人力资本”。“人类劳动”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区别并不仅体现为一些没有结果的抽象概念。 人类通常
非自愿劳动力包括陪审团、军队、强制劳动集中营中的囚犯和彻底的奴隶（这些奴隶就像牲口一样被人买卖）。 美国法院可以强迫公民服务于陪审团，如果开庭在即而陪审员数量不够，法院甚至可以派出执法人员在购物中心随机抓些消费者充当陪审员。当然这只是极端的案例，但它足以证明政府有权强迫公民进行非自愿劳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曾报道： 迈克
政府很喜欢价格管制，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方式可以隐藏部分成 本——至少在相关法案被通过时一部分成本不为人所知。对于那些习惯短视思维的人——往往在选民中占绝大多数——而言，价格管制也同样具有吸引力。通过政府命令而非市场供需关系控制的低价将会刺激这类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同时又会导致生产数量减少。消费水平的上升和生产水平的降低会引致短缺，其影响既有数量上的，也有质量上的
最后，在比较不同国家的医疗支付体系时，还有一些医疗成本没有被计入经济统计数据中，包括疼痛、身体虚弱、过早死亡，还有出于健康原因无法工作导致的收入损失等。所有这些成本都在医疗体系由政府管理的国家中更高，因为诊断和治疗之间需要等待的时间更长，特别是对那些需要从全科医生转诊到专科医生的患者来说。如果将这些国家的“医疗成本”同那些私人负担医疗费用的国家进行比较，无异
产科医生经常面临法律诉讼的威胁，只得缴纳更多保费来应对这种风险，所以很多产科医生不愿接生婴儿。而在有些地区，证据不足时陪审团会更同情遇到医疗事故的患者，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继续当产科医生并不合算。最终的结果是该地区的孕妇所面临的风险比以往更高，因为预产期来临时，很可能附近已经没有足够的产科医生。产科大夫并不是唯一因医疗事故易发、本地赔偿金额较大而选择逃往其
虽然在美国的医疗支出总额中，药品开支所占的比重相对不 大——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服务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的数据显示其约为10%——美国的高药价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议题。这些价格背后的成本不仅高昂而且不寻常：药品的研发成本甚至大大超过了药品生产本身的成本。 一种新药的问世，不仅伴
10 000个，而且没人知道“还有多少病人因没有被列入等待名单而被统计数字忽略”。同时，据估计，全世界约有70万病人依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 器官移植手术除了能够帮助数万患者延续生命之外，还能帮他们恢复多年未曾感受到的健康和活力： 一次成功的移植能使病人重生，重新拥有完整而生机勃勃的生命。从这个角度来看，器官移植手术无疑是过去数十年里最重大医学进步之一。 相反
在对医疗问题的经济讨论中存在很多误解。由于很多人无法正确理解医疗服务的价格和成本，很多国家的政客就借机宣称自己所推行的政策能够降低医疗服务的费用。事实上，他们所能降低的只是每个病人从自己荷包里掏出来直接付给医生、医院以及药房的那部分费用；成本其实一点都没有减少，它们已通过政府部门或私有机构以税收或保费的形式筹集起来。供养这些机构及其员工都需要成本，它们增加了
根据过去的经验，住房成本应该占个人收入的25%左右；但是这条老经验对2 800万美国家庭已经不再适用，因为现在这些家庭将收入的30%用于解决住房问题。在有些地方，将每月收入的一半用来支付公寓租金或偿还房贷的情况并不罕见。很明显，这么高的住房成本限制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水平。 房价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房屋质量：数层的豪宅通常都比单层小屋更
一个多世纪以来，政治和社会运动在很多国家推动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这些法律和政策践踏了租户、房东、房地产开发商、购房者和其他住房市场参与者的选择。其中最常见的干预措施就是“清除贫民区”（slum-clearance）项目。其他的干预方式还包括阻止“城市扩张”（urban sprawl）以及促进或防止出现种族隔离的居住区的法律。 清除贫民区 政府主导拆除被第
住房经济学同住房政治学区别很大。在住房政治学中，事情可以放到一系列想要实现的目标中来考量，如“负担得起的住房”或“开放空间”。而住房经济学能让我们意识到实现这些目标所需付出的成本。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是否评估它们的规模，这些成本都难以避免。例如，一项关于加利福尼亚的研究发现：“规划法案为该州的房地产开发节约了3.4%的资金，但却为购房者带来了每年
家庭、帮会、封建军阀、保险公司、生意合伙人、大宗商品投机者以及股票和债券的发行者都在从事降低和转移风险的活动。他们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即降低现有的风险会使受保护的个人更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如果某个帮会势力非常强大，在其声名的庇护下，帮会成员在面对外人时就会更加咄咄逼人。中世纪时，农民不愿在强盗、掠夺者环伺的地方耕作，除非有武装贵族为他们提供保护。而这种保护的代
安全这种东西似乎不可多得。然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却与这一结论不符。我们的所作所为常常要比我们所说的更有意义。 要降低风险就要付出成本——有些人愿意支付该成本，但有些人却不愿意；而且，不是所有的成本都是金钱成本。对于很多人而言，降低风险所带来的成本就是放弃滑雪、划船、爬山、攀岩、滑板和其他带有一定危险性的娱乐活动。事实上，所有的活动都有风险，因为没有什么
政府经营的社会保险计划，其资产很少能超过负债，它依靠当期收入来完成当期支付。这种计划被称为随收随付（pay-as-you-go）计划，有时也被称为金字塔计划（pyramid schemes）。金字塔计划是指私人经营的随收随付计划，由于这种计划的违约风险非常高，而且管理该计划的人有可能攫取部分资金为己所用，因此它是违法的。最有名的金字塔计划是由查尔斯·庞兹（C
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来看，几千年以来，人口迁移一直在发生。考古学研究表明，人口迁移在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之前就出现了。人口迁移先于国界出现，因此在研究早期人口迁移问题时，没有必要像研究当代人口流动问题那样区分人口的国内流动和国际迁移。 人们为何要搬离呢？ 选择迁离家乡的个人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但是通常只有在大量人群同时面临一些显见而又重要的问题时，才会出现人口的集中
经济状况会影响移民决策以及接收国是否接受移民的决策。在帆船转变为蒸汽轮船的之前和之后，经济状况影响了欧洲移民的来源地和目的地。更重要的是，移民群体给所到之国带来了收益和成本，因此就产生了经济学中最为经典的利弊权衡问题。不同的移民群体给接受国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各不相同。例如在21世纪早期，来自亚洲的移民中约有45%具有大学学历，相比之下，墨西哥移民中只有4%的人
经济学并不能为移民“问题”提供“答案”。经济学要做的只是将需要解答的问题呈献给声称找到了答案的政客。而且经济学不会囿于政策的短期效果，而政治提案则很少会这样。例如，政治词汇“客工”意指这些过来打工的移民就像是客人，他们的来去由主人决定。于是，对政策效果的评估只需以工作为核心考察客工对现有公民的影响。即便只从狭义的经济角度来分析，这种看法也显然并不正确，因为政
成见（prejudice）、偏见（bias）和歧视（discrimination）这三个词经常会被混淆。在论实质性问题之前，应该首先明确这三者的定义。注意，这种讨论并不是语义学上的咬文嚼字。 成见 成见是指在事前做出判断。该词被广泛用于指代对特定种族或民族群体的不利看法。有人认为，无论在哪里，任何群体的技能、行为和表现都不会降低该群体的工作能力和他们在邻人中
雇主在招聘和提拔雇员时，如果歧视性决定只有很低的成本或者无需承担任何成本，歧视就会扩大，即歧视不仅会出现在做出雇用或提拔决策的时候，它也会扩散到更多雇主和更多群体的身上。过去，美国铁路基本是依靠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修建起来的；而新教徒则在其他工作中发挥了绝对性的作用。在大家的记忆中，有一段时间，没有一所常青藤联盟大学有犹太学者获得终身教职，尽管存在大量够资格的犹
那些将歧视与人生轨迹的不同等同起来的人，混淆了造成群体境遇差异的不同原因。即使有人认为人生发展机会的差异比歧视还重要，也必须在研究这两种社会现象时认真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别。 人生发展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发展的机会比歧视更容易确定。我们可以通过统计数据计算并确定一个黑人孩子成为医生或者国会议员的概率——只需要黑人的人口规模和最后从事这些职业的黑人数量即可。
反对歧视的法律和政策可能的效果取决于有权执法的人如何定义和界定歧视。要定义何为歧视并判断歧视是否存在，就会面临一些激励和约束。考察这些激励和约束，比考察政策或法律的目标和依据更能揭示它们的效果。而随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有关实际发生了什么的经验证据。 法律定义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联邦民权法案立法之初所定义的“歧视”非常简单直接。它意指按照所属的种族或
在很多关于歧视的讨论中，持相反观点的人其实没有面对他们实质上的不同，也很少面对实际的症结，因为他们使用的很多词语都含义模糊，词义也在不断变化。特别是这些讨论经常会把个人自身素质（如工作技能、教育水平和经验）的差异与外界强加的障碍（如就职、录取）混为一谈。因此，那些资质不佳的人常常被认为没有“进入通道”或“机会”，实际上，他们的进入通道和机会与其他人一样，只是
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异令人震惊。一些以偏概全，常常又是戏剧性的理论被发展出来，宣称可以解释这种差别。纵观历史，这种巨大的经济差异其实非常普遍。在古代，中国远比欧洲发达，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丝绸、瓷器（这个名字确实值得注意）和其他产品的需求很大。欧洲很少甚至没有类似可供贸易的产品，于是只能用黄金来支付从中国购买产品的费用。而在欧洲内部，差距
相反，地理条件的限制切断了易洛魁人与阿兹特克（Aztecs）、印加（Incas）文化的联系，易洛魁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更不用说去吸收他们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发展成果了。此外，两个大洋也切断了西半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虽然生活在西半球的人并不像加那利群岛居民或澳大利亚土著人那样与世隔绝，因为西半球的不同地区还维持着一定程度的往来，但是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完
如果我们正在不断接近极限，那么无需公众敦促和政治限制，食品、自然资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不断提高的价格也会迫使我们做出改变。事实上，政策总是反复无常，效果也常常适得其反。例如，政府部门一边限制普通民众用水，另一边却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农民供水。这些农民需要政府用昂贵的灌溉项目为加利福尼亚州沙漠上耗水量巨大的农作物提供水源。但这些农作物更适合种植在雨水丰沛的地区，依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国家或地区内部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有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受益于外国投资者的资金、技术和技能。外方投资者有很多，包括私人投资者、金融机构和商业企业；而接受投资的国家既包括独立的主权国家，也包括帝国主义列强的海外殖民地。 私人投资 尽管英国引领全世界步入了工业革命时代，但在几个世纪之前，英国还是西欧诸国中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移民的
很多理论试图解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一些颇为流行的解释其实经不起推敲。“人口过剩”理论单从定义来看就站不住脚，更不要提实证检验了。大部分“剥削”理论也是如此。自然资源似乎是决定一国繁荣还是贫穷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有很多高收入国家自然资源非常贫瘠（如瑞士和日本），也有很多低收入国家（如智利和南非）资源丰富。技术固然重要，但很多技术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转移到
本章前的题词引自《斯坦福》（Stanford）杂志2007年1月/2月刊中的一篇题为“一位资本思想家”（A Capital Thinker）的文章。关于加利福尼亚的选民与电价的情况可以参见约翰·凯（John Kay）的《文化与繁荣》（Culture and Prosperity）一书第101页的相关内容。国会议员迪克·阿梅伊的那番话摘自他的著作《阿梅伊公理》
《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2002年4月刊80—88页登载了一篇名为《现代奴隶制度的社会心理学》（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Modern Slavery）的论文，该文对印度债务奴役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在威廉·L. 韦斯特曼（William L. Westermann）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体系》（
美国的医疗费用约占全国经济产出的六分之一的数据引自《纽约时报》2007年1月9日 A13版的文章“2005年全国医疗费用增长速度是过去6年里最慢的”（In ’05, Medical Bills Grew at Slowest Pace in 6 Years）。关于美国医疗费用中患者自付和通过其他渠道支付的金额及比例的数据引自“2008年第三保险情况说明报告”
2800万美国家庭将收入的30%用于解决住房问题的情况可以参见2002年6月9日《华盛顿邮报》B7版的文章“暂时搁置住房问题”（Housing on the Back Burner）。文中提到的高档社区房价与普通社区房价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的情况引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12355号工作论文“超级城市”（Superstar Cities），文章作者是约瑟夫·乔
2007年11月15日《华尔街日报》D1版登有一篇标题为“最安全车辆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Number of Safest Vehicles Nearly Triples）的新闻，文中介绍了2007年获得最高安全评级的车辆数量增长情况。大卫·但丁·特劳特（David Dante Troutt）的研究报告《红色警戒线：穷人是怎样付了更多的钱》（The Thin
本章前的题词引自沃尔夫冈·卡斯帕的《移民和文化融合》（Immigr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第 ix 页，该书由澳大利亚的独立研究中心出版。2008年1月5日的《经济学人》杂志登载了一篇关于人口迁移问题的特别报道“开放”（Open Up），文章第4页提出全世界范围内移民总数约为2亿人。这篇文章的第4页和第5页还讨论了较贫
俄国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允许犹太商人来俄经商的历史可以参见罗杰·P. 巴特利特（Roger P. Bartlett）的著作《人力资本：外国人在俄国的定居历程，1762—1804》（Human Capital: The Settlement of Foreigners in Russia, 1762-1804）第86—87页。W. E. B. 杜博斯对19
《经济学人》杂志出版的“口袋中的数字世界2007年版”第26页对以购买力平价计值的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美国新泽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 GDP 数值引自《现代商业概览》（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杂志2007年7月刊第124页列出的“各州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State）。“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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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并非美国特有，也不是 21 世纪初才有的经济问题。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说过：
国家需要——除非我弄错了——也要求大胆而锲而不舍的实验。试用并采取一种方法，这应该成为一种共识。如果失败，坦率地承认失败，再去尝试另一种办法。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敢于尝试。
无论政策优缺点如何，这种方法会产生不确定性，从而使投资者、消费者和其他人不愿意花钱，因为政府将如何改变管理经济的规则，或政府不可预知的规则变化会导致怎样的经济后果，他们对此无法形成可靠的预期。在大萧条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因为不确定性而下降，但有些人却认为这是经济复苏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