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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与结果
从因果关系方面来分析经济活动，意味着我们要考察创造激励的逻辑，而不是仅仅思索追求目标的愿望；还意味着要考察激励之下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经验性证据。
经济中的因果关系常常系统性相互作用，而不是像台球一击入袋那样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系统性因果关系涉及更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像把碱液加到盐酸中最终生成盐水那样① ，两种化学物质彼此相互作用后都发生了转变，从致命物质变成了无害物质。
在经济中也是一样，买方和卖方根据对方对供求的反应改变自己的计划，最终价格也随之改变，而价格的变化又迫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计划。比如，那些一开始想在海边买别墅的人在发现海滨别墅的价格很高后，就会转而在内陆购买一套小屋。同样，当需求不足以从用户那收取高价格的时候，供应商就不得不以低于进价或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否则在原定的价格水平上出售滞销商品可能会一无所获。
系统性因果关系
系统性因果关系涉及相互作用，而不是单向因果关系，这就减少了个人意向的作用。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的：“每个人的意志都会受到其他人的干扰，而最终出现的可能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的事情。”经济学关注的是最终会发生什么情况，而不是人们的意向是什么。假设某一天股票市场收盘指数是 14,367，这是股票市场上无数的买方与卖方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并没有人有意让股票市场收盘于 14,367，这是人们追求其他意愿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
因果关系有时可以用目的性行为来解释，有时则可以用系统性相互作用来解释，更多的时候，本是系统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却错误地用个人意向予以解释。比如，原始人往往把风中树动归因于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在有意为之，而没有认识到大气压力变化的系统性原因。同样，当人们不明白经济学基本原理时，也倾向于用个人意向来解释经济中的系统性事件。例如，价格上升反映了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但不懂经济学的人可能会把价格上升归因于人的“贪婪”。
生活在低收入社区的人们震惊于商店里的高价格，并且往往马上归罪于生意人的贪婪和剥削。与中产阶级社区的银行收取的利率相比，低收入社区中的典当行和小型金融机构收取的利率更高，他们也会从个人动机的角度得出类似的结论。低收入社区的公司通常会对支票兑现业务收取费用，而中产阶级社区的人们却能够在当地银行免费办理该业务。然而，市内企业的利润率通常并不会比其他地区的高多少，许多企业都在撤离市内社区。其他企业，比如连锁超市正在往外发展，这些都强化了上述结论。
购买相同的商品和服务，穷人最后总是比富人支付的更多，这一令人痛心的事实有一种非常直白的系统性解释：在低收入社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成本通常要高很多。为了应对高发的犯罪和恶意破坏行为所支付的高额保险费和各种各样的高额安保措施，是导致低收入社区商业成本较高的系统性原因，而这些原因却被那些想从个人动机方面寻求解释的人所忽略。此外，在低收入社区，每一美元的生意都要面临更高的成本。典当行或信贷公司贷给 50 个低收入者每人 100 美元和银行一次性贷款给一个中产阶级客户 5,000 美元相比，虽然金额总数一样，但是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更多。②
大约有 10% 的美国家庭没有支票账户，毫无疑问，这一比例在低收入家庭中更高，因此许多低收入者要依靠当地的支票兑现机构来兑现他们的薪水支票、社会保险支票，或其他支票。一辆装甲车将小面额的钞票运送到贫民窟的社区信贷公司或小型支票兑现机构的成本，与运送大面额且价值 100 倍于前述金额的钞票到城郊商业区的银行所花的成本一样多。由于低收入社区每一美元的生意花费更高，因此这些高成本转变成高价格和高利率也就不足为奇了。
负担能力差的人却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这固然是不幸的结局，但原因却是系统性的。这不仅是哲学或语义上的区别。对于因果关系的不同理解会引起不同的实际后果。认为低收入社区的高价格和高利率是因为人类的贪婪或剥削，并且通过实行价格管制和利率上限来纠正这种情况，结果只会使低收入社区的供应更少。正如房租管制减少了房屋的供应一样，价格管制和利率管制导致了愿意承受低收入社区高成本的商店、典当行、地方信贷公司和支票兑现机构减少，因为法律批准的价格和利率无法让这些企业收回成本。
另一种结果是，低收入社区的居民不再去合法的信贷机构，而是从高利贷借钱，这些高利贷者收取的利率甚至更高，并且他们总有自己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如使用暴力等。
当低收入社区的商店和金融机构倒闭，更多低收入社区的居民不得不到其他社区购买日用品或其他商品，于是除了购物花销外，人们还要支付更高的成本，用于公交或出租车费。已经有许多企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倒闭，包括骚乱、高发的入店行窃及破坏财物行为，结果就是低收入社区的居民被迫去其他社区购物或办理银行业务。
“首先，不要造成伤害。”这条原则已延续了数个世纪。明白系统性因果关系和意向因果关系的区别，是减少经济政策负面作用的一种方式。尤其重要的是，不能去伤害那些已经处于艰难经济环境中的人。我们也应该知道，即使在犯罪高发社区，大多数人也并不是罪犯。这些社区中的一小部分不正直的人，才是导致社区商业运营成本较高的真正源头，进而导致企业收取更高的价格。但是，不管是从理智上还是情感上来说，人们都很容易把高价格怪罪于收钱的人，而不是真正导致高价格的人。在政治上更是盛行谴责外来者，特别是当这些外来者有着不同的种族背景。
系统性原因，比如我们在经济学中经常看到的，不同于“贪婪”“剥削”“乱要价”“歧视”等意向原因，并不是公众的一种情感宣泄，也不是媒体和政治家演出的一场道德情景剧。从个人意向方面来解释因果关系可能是自然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经验的个人或是发展不太成熟的社会往往会先从这一方面来解释。人类花费了几个世纪，才使表现为自然迷信的意向性解释让位于基于科学的系统性解释。然而，我们尚不清楚是否也需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才能使经济学基本原理取代人们用意向原因来解释系统性结果的自然倾向。
复杂性与因果关系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但是人们总是不愿接受与他们长期珍视的信念相悖的分析结果，而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过度简化”使得经济学容易学习也容易遗忘。对简单事实的回避，通常要比这些事实本身复杂得多。同样，复杂的结果也不一定就自然而然存在复杂的原因，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很可能会产生非常复杂的结果。例如，地球的地轴是倾斜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会导致植物、动物、人类以及无生命物（像洋流、天气变化、昼夜长度变化）发生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反应。
如果地球的地轴不是倾斜的③ ，那么世界各地的昼夜全年都是等长的。赤道与极地的气候虽然仍旧不一样，但是任何一个地区冬季与夏季的气候却是一样的。事实上，地球的地轴是倾斜的意味着地球每年围绕太阳公转时，太阳光以不同角度从不同点照射同一个国家，于是引起温度的变化和昼夜长度的变化。
相应的，这些变化又引发植物生长、动物冬眠与迁徙等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反应，同时还会引起人类的心理发生变化，而经济也会发生季节性变化。气候变化还会影响洋流，以及飓风出现的频率等诸多自然现象。所有这些复杂的现象都只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地球地轴是倾斜的，而不是垂直的。
总之，复杂的结果既可能是由简单的原因引起的，也可能是由复杂的原因引起的。只有具体的事实才能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原因，而先验地声明哪些是“过度简化”则并不管用。如果我们从一个解释中得出的结论与事实不匹配，或是它的推理不合逻辑，那么这样的解释就过度简化了。但多数情况是，人们想当然地就认为一个解释“过度简化”，而没有去考察它的证据或逻辑。
人们往往在低价格时增加购买，在高价格时减少购买，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了。不管是在房地产市场上，还是在食品、电力或医疗保健市场上，把它和生产者在高价格时增加供给、低价格时减少供给联系在一起，足以让我们预测人们对价格管制的多种复杂反应。此外，我们还可以在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和数千年的历史记载中发现人们对此的反应。简单的原因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结果，在各个民族和文化中都很常见。
个人理性与系统理性
将因果关系归结于个人因素这种倾向，不仅使人们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升高归罪于“贪婪”，而且还使人们指责官僚的“愚昧”是导致政府经济活动出现许多失误的原因。事实上，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失误，都是基于完全理性的行为（考虑到负责这些活动的政府官员所面临的激励，以及任何一个或一群决策者可获得的知识的内在限制）。
当高层政治领导制定某项政策或制度后，政府官员就会服从当局权威，他们可能会对违背自己的信念感到犹豫，但是不要指望他们指出这些政策和制度会出现的负面影响。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往往需要赌上自己的职业，甚至生命。
对政府官员来说，执行某项具体政策可能是理性的；但对整个社会而言，这些政策却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曾出现采矿设备的极度短缺，但是生产该设备的工厂管理人员却把生产出来的设备存入仓库，而不是把它们运送到急需这些设备的矿场。原因是官方命令要求这些设备必须涂上红色耐油性涂料，但是工厂只有绿色耐油性涂料，没有红色耐油性涂料。而且由于不存在自由市场，工厂很难买到符合规定的涂料。
当时，不服从官方命令是一种重罪。“我可不想坐八年牢。”该厂的管理人员说。
当他把这种情况解释给一名高级官员，并请求批准使用绿色耐油性涂料时，这名官员的回答是：“你要知道，我也不想坐八年牢。”不过，这名高级官员还是发电报给政府部门请求获得批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拖延，政府部门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采矿设备也终于运到了矿场。这些人的行为并不愚蠢，他们在面对工作制度设定的激励和约束时，做出了相当理性的反应。在任何一种经济或政治体制中，人们只能在可行的多种备选方案中选择，只不过不同的经济体制提供的备选方案是不同的。
即使在民主政府中，那些在私营部门取得过骄人成绩的杰出人士，被授予政府高官显爵后，也很难再次复制以往的成功。这种情况再次说明，不同制度间的激励和约束是不同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所说：
一大批成功的商人转而谋求国家政府中的高级行政职位，他们中的许多人——我想应该是大多数——在新的环境中取得的成绩相较以前都要黯淡得多。他们被深谙世故、头脑顽固的下属包围，还要应付不顾他们需求的立法机关，而且他们所在的机构几乎每样东西都被打上了“管不了”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