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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
我成长于一个相当普通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一名海事工程师，算是公务员，他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沸沸扬扬的“海军重组”事件并担任海事工程学院项目教授后，以工业部海事工业署主任的身份退休。我的母亲则是一名家庭主妇，生育了5个孩子，她的厨艺相当不错。我不记得父母曾向我传授过什么人生大道理，或许他们尝试过，但是我以非常不合作的态度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应该是我内向的性格阻止了某些“重要”谈话的发生吧！
即便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我反而明白了自己的某些品质正是源自父母。比如，我对坚持正确的事情怀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执着。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他在做正确的事情上毫不迟疑，对外界不管不顾，我们俩在这个方面有着同样的信念。还有，最近我觉得我需要把我母亲的不少乡间智慧传授给我自己的孩子——虽然我曾经对这些话嗤之以鼻。显而易见，我这样做是受到了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论是通过基因传承还是行为模仿。不管怎样，他们的品质在我的血液里流淌。
我的学生生涯也很普通，我总能通过各种考试——除了大学入学考试我考了两次才通过（西班牙大学入学考试一年有两次机会）。我的成绩平平，平日里没什么学科能够特别吸引我，体育是我平时最喜欢的学科，物理则始终令我头痛——最近我在学习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的理论，但同样没什么进展。
也许我对物理的厌恶是一种预示。目前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便是将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科应用到了社会科学中，而社会科学就包括了经济学，所以主流经济学在看待和分析人类行为时就如同要去解一个方程式一样。
我的童年没有经历过剧变，没有受过严重创伤，也没有一点点迹象表明自己是一个金融神童，我只是忙于和同学们玩耍。总之，我的童年和大部分人的一样，平淡无奇。
然而，我在16岁后爱上了阅读，这也成为我的突出特点和生活常态。现在，当我看到我13岁的儿子被强迫着阅读500多页厚的书时，我才觉得我在少年时期看的书太少了。16岁之前，我几乎不看书，因为读书并不是我生活节奏的一部分。但我每天会读读父亲的报纸，这有助于我了解这个世界都发生了什么。
说起全球性问题，那时我对柏林墙——就是那堵阻止了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人民自由往来的墙——的存在尤其感兴趣。我震惊于人们在跨越墙的另一边之前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直到那时，我开始懂得，自发和自由组织的市场如何能更有效地满足大众的需求，也包括穷困潦倒者的需求。众多事实都指证了墙那边人民的生活并不愉悦，但当时理性的世界却没有对这堵墙提出过多的批评，这无疑令我费解。之后我才有所领悟，这是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冯·米塞斯和其他思想家帮我理清楚的。
我迷上读书可以说是源自我父亲一位朋友的儿子。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书可以展现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看不到的事情。当时作为一个害羞、内向甚至孤僻的男孩，我很自然地就沉溺于书中千奇百怪的故事里。通过和他聊天，一个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马塞尔·普鲁斯特[1]。我的这位朋友在14岁时就成为普鲁斯特的书迷，而我成为普鲁斯特的粉丝则略晚一些。
这种对阅读的热情在戏剧、影视或新闻等所谓的知识界中并不是奇珍异宝，但在投资领域中，热爱阅读绝对能让你从普通水准的专业人士中脱颖而出。我们能通过阅读接触无穷无尽的人物和故事，无论这些人或事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我们能够培养出一种开放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研究自己的兴趣点，使我们不仅仅专注于书中的这些角色，更多的是专注于我们圈子里的人物。普鲁斯特便是如此，他可以在书中用好几页来描述一个极不起眼的次要人物，或者对一个他感兴趣的名字进行词源学分析。这种态度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我在16岁以后读了很多小说，尤其是西班牙和法国的名著，比如加尔多斯（Galdós）、塞万提斯（Cervantes）、“九八年一代”（西班牙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司汤达、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等众多作家。文学可以说是我阅读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阅读爱好也从小说类作品转向非小说类作品，而我在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里也都有这类书的陪伴。事实上，我对非小说类作品的涉猎非常广泛，而这些书的内容常常和我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历史、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及自然科学等都是我经常阅读的类别。后文也会提到，其中一些学科对我的性格和职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正如我所说——后文也会不断提到，研究经济学和投资的正确方法是研究人，这也就意味着小说类作品和非小说类作品都是建立起自己世界观的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