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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
在西班牙，我们没有感染华尔街病毒，也没有债务抵押债券的问题，两者都在《大空头》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释。然而，我们遇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利率问题。
其根本问题在于：货币的价格（利率）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不同于服装或食品；相反，它是由所谓的政府专家在有限信息基础上做出决定的（我们将在第四章详细讨论）。如果服装的价格由某个专家小组决定，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事实上，这种事发生在一些国家，而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
回到利率上，人为的低利率政策怎么可能不造成负面影响呢？很显然，有人会试图利用低利率得到好处，华尔街那群人在这件事情上拥有某些特权地位，他们充分利用政治阶层（美联储）向他们提供的低利率来牟利。
低利率问题也是西班牙危机的驱动因素，这个问题可追溯到1998年，当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因为“太大而不能倒闭”（too big to fail）而获得帮助。之后，大批网络泡沫公司崩溃，“9·11”袭击事件发生，伊拉克战争发生，这些事件给美联储降息提供了充足的借口，使基准利率在2002年至2005年三年内保持在2%以下（见图3-4）。2003年春季，短期利率为1%，这是自195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当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2%。换句话说，这三年的实际利率为负数。据此，根据凯斯-希勒住房价格指数（Case-Schiller index），在2004年至2005年这两年内，美国十大城市的房价上涨了38%。
图3-4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资料来源：联邦储备局。
美联储应该受到责备，而且美国国会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问题仅出现在低利率上，那么也许这场金融危机还能够被避免。2008—2015年，利率也是接近0%，但也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危害，看起来资金似乎没有像以前那样流入系统）。回顾2003年，民主党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的一些言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确实不希望美联储对安全性和稳健性方面给予如同我们在货币监理署（OCC）和储蓄监理署（OTS）同样的关注。我想在补贴住房方面再赌一把。”[9]巴尼·弗兰克当时负责制定有关政府资助企业（GSE）——如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政策。房利美和房地美是主要的房产抵押贷款担保机构。
与其说弗兰克没那么担心体系的稳固，不如说他太想在低收入人群中推高住房拥有率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放弃努力，迫使银行遵循他的理念，而忽略了人们的还款能力。在此之前，1992年，政府资助企业受到《经济适用住房法》的约束，该法要求向贫困家庭可提供担保抵押贷款的比例不得超过30%。这一比例在2000年克林顿执政时上升到50%，在2007年小布什执政时上升到55%。因此，大部分次级抵押贷款或低质量抵押贷款都是由美国国会控制的准政府组织来提供担保的（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资料）。
《社区再投资法》（CRA）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卡特总统年代的旧立法，克林顿政府加强了这项立法，并要求在提供贷款时不歧视少数群体，实际上是在迫使银行给予贷款。在这方面，另一位政治家——比尔·克林顿——时期的美国住房部长安德烈·科莫（Andre Cuomo）的话很有启发性，他谈到了要求银行向不太富裕的人发放抵押贷款的司法判决：“银行将在这些抵押贷款上承担更大的风险……它将向那些原本无法获得这些贷款的家庭发放抵押贷款……这些高风险抵押贷款总额达到2.1万亿美元，我相信这些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将高于其他贷款。”［参见托马斯·伍兹（Thomas Woods），《大清算》（Meltdown）。］[10]说完这些话后，他竟还能安心入睡！经调查，美国资助企业担保了1.7万亿美元的高风险抵押贷款。
简而言之，在危机爆发前的15年里，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积极地推动了低收入人群买房的政策。如果这项政策做得谨慎些，不超过理想的限度，那么这将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北美两大主要政治机构不干预货币价格形成（通过利率）和抵押贷款条件（通过立法鼓励还款能力低的人承担债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美国商业银行、华尔街（顺便提一下，那里的人工作的理念和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以及评级机构对这项政策的反应过于激进，因为它们总是会利用各种漏洞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发布一些令人困惑和不透明的金融产品。美国倡导的房贷激励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华尔街的逐利性，使问题更恶化的是具有赌博性质的激励制度，即如果交易员做了错误的决策操作，损失就由他们工作的机构来买单；但如果他们赌对了，那么他们将获得高额的个人收益。
中国在这里也扮演了一个角色。这时中国正在大量购买美国债券，从而压低了美元利率。
这些因素都加剧了已经出现的问题，并使问题的严重程度达到极致。但华尔街、银行和中国政府都不可能对其他方发生的事情负主要责任，它们充其量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前面提到的政治机构犯下的错误。
哪些人没有预见到危机，又有哪些人预见到了危机的到来呢？尽管巴尼·弗兰克和其他支持干预的政界和学术界人士鼓励政府向还款能力较低的人放贷的政策，但也有一些例外。一个例子来自自由意志主义国会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他在2003年9月10日提醒国会：
政府授权企业的信贷额度……扭曲了资本配置。更重要的是，这些信贷是以政府名义做出的承诺，实施从美国工人到政府资助企业债务持有人的大规模的不道德甚至有违宪法的收入转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转移一般性抵押贷款损失的风险，政府正在增加房地产崩盘的可能性。
尽管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对经济造成了长期损害……从短期来看，它正在产生一场繁荣……但这种繁荣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我认为，从事医生的职业有助于罗恩·保罗对这件事有一个清晰的看法。但与此同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02年发表了一份关于政府资助企业的报告，在这篇由乔纳森（Jonathan）和彼得·奥萨格（Peter Orszag）共同撰写的报告中，他得出结论，按照新的资本标准，发生严重冲击的风险不到五十万分之一。[11]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同样具有干涉主义倾向，甚至在2008年仍然声称政府资助企业与房地产危机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