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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历程
一路顺风顺水，我们迎来了2007年，这是继持续良好业绩之后的过渡年。正如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所看到的，从牛市到熊市的转变对我们来说往往更具挑战，因为我们的投资组合倾向于保守，它们在牛市的垂死挣扎中表现不佳。
幸运的是，我们在2007年年初聘请了第三位基金经理费尔南多·贝尔纳德（Fernando Bernad）。这又是一次简单而直接的招聘。他是由阿尔瓦罗介绍给我们的，他们二人曾在两个不同的时期一起共事过。费尔南多在来的第一天就对我们帮助很大，这得益于他在基金管理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事实上，他曾经是一个名叫Vetusta的小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这只基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他的到来使我们能够扩大分析团队，从而利用他在管理和组织分析师团队的才能。阿尔瓦罗和我没有组织管理团队的时间，也没有兴趣去管理和协调一大群人的工作。我们对去哪些领域投资增加价值有自己明确的想法，因此不希望因为协调组织而打乱我们的工作环境。
每一次增加团队成员的决定都是艰难的。虽然每个新人都会为整个团队增加能力和价值，但他们也给团队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因为我们必须拿出时间来培训他们。培训会使团队骨干失去一定程度的自由时间，有时基金经理的角色会与人事经理混淆。因此，我们总是选择博学有经验的基金经理，就像阿尔瓦罗和费尔南多一样。对于分析师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我们总是挑选经验有限的高才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对他们进行培训了。如果没有费尔南多，那么我们这种人事管理策略是行不通的。费尔南多在训练年轻人时很有一套，他发挥了关键作用，并组建了一支健全的团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够为团队贡献很多好的想法。
从这一时点开始，我们雇用了卡门·佩雷斯·巴圭纳（Carmen Pérez Báguena）和詹明昆（Mingkun Chan），他们加入了伊万·契维丁（Ivan Chvedine）的行列，伊万很早就是我们的分析师了。我们一起组成了六人组，发挥着团结合作精神，并与金融危机做斗争。
2007年年初，也就是2007年3月，我给沃伦·巴菲特写了一封感谢信。当我发现他购买了韩国钢铁公司浦项制铁（Posco）的股票时，在特内里费（Tenerife，西班牙的一个岛屿）的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即我要给他写一封感谢信。那时，我们刚买入了阿赛洛（Arcelor，现今全球规模最大的钢铁制造集团）的股票，我喜欢这种相似的决策判断。在信中，我感谢他给了我投资灵感——一个被困在西班牙这样一个缺乏投资传统的国家的投资者。我还建议他购买宝马发行的优先股。
两天后，我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询问我关于投资西班牙私营公司的想法。因为我没有找到一家公司符合他的投资理念，所以我就没有再回信。可惜的是，我们之间短暂的通信就这样结束了。
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发生在2007年春天，当时我参加了IESE商学院在中国组织的为期一周的研讨会。我一直对中国有积极的评价，这让我想起了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所写的一本书。作为一名退休基金经理，他曾周游世界，先是骑摩托车，后来是开车，对他访问的各个国家进行了“实地”比较分析。他的主要结论是，中国掌握着世界未来的钥匙，他用以下论点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热情，中国人民的工作能力和储蓄水平，中国合理的保护财产权，以及与类似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官僚作风和腐败控制得很好。
当时，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在中国访问了一些当地公司、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中国的投资者和学者。我还被单独安排参观了我们基金所投资的公司在中国的办事处。这是一次独特的经历，并加深了我对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决策过程的理解。我开始狂热地阅读各种各样关于中国的书，从小说到学术，还有一些传记类的书。特别强调的是，前西班牙驻华大使欧亨尼奥·布雷戈拉特（Eugenio Bregolat）[5]写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The Second Chinese Revolution），以及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写的《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Country Driving）[6]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描述。
多年来，经过各种各样的旅行，包括夏令营的家访，我发现中国的发展是实质性的，是建立在工作付出和储蓄能力的基础上的，这使得中国人民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障碍。这与被西方误解认为处于共产党掌控之下的经济形象与中国的现实状况相去甚远。在中国，整个经济活动范围完全不受政府干预，进而为欧洲、日本、巴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这种自由市场与非战略性行业的激烈竞争相结合，使得中国经济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强劲增长，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有效控制的经济领域——电力、交通、基础资源行业也是这样的，中国人享受着新加坡传奇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所描述的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制度，这要归功于本质上的精英制度。
此外，直到2009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并不是基于信贷。直到全球金融危机迫使各国都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几年后，中国的债务杠杆上升了，但支撑其债务杠杆的资产是真实的、实质性的。我不否认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良投资，但中国发展的本质仍然是中国人口具备能够适应不断变化和高度竞争环境的巨大能力。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尚未开始在中国投资，但我们仍然认为充分深入地了解中国是至关重要的。这直接导致了我们从IESE商学院签下了詹明昆的聘用合同。考虑到顶级商学院培养出来的高才生质量，从17位中国的候选人中选择1位，这可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其中一名候选人竟然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上赢得了辩论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