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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1997年：情绪高涨
1995年至1997年年底，市场在这三年里表现得牛气冲天。海湾战争的爆发暂时对冲了柏林墙倒塌所带来的利好。随着战争阴霾散尽，市场经济迅速在全世界传播。这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什么重大不确定性因素，我们也赶上了这轮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长达20多年牛市的灿烂“秋天”。
这个正向经济周期始于英国和美国开始采用自由化经济政策。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70年代过去后，英国和美国政府最终都选择了告别扩张性财政政策（此前，随着越南战争和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计划的实施，以及受到英国在战后实行国有化带来的“不满之冬”事件和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诸多负面影响，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英美两国达到高潮）。而且，这种自由化的意识逐渐在西方国家蔓延开来（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经济政策的180度大转弯便突显了这一点）。
其实，1995年第一季度的股市是呈现下跌趋势的。在西班牙政局不稳定的背景下，由政府支持的“盖尔事件”（GAL plot）肆虐全国，加上比塞塔再次贬值，最终导致西班牙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下跌了5.66%。但在6月，由于美联储再次降息，市场迎来了激动人心的36个月上涨。西班牙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从1995年3月31日的268.85点跃升至1998年3月31日的888.67点，在三年内涨了两倍多。
虽然自1989年以来，股市波澜不惊，很多年没有像样的牛市了；但自1980年以来，随着西班牙开始摆脱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马德里股市的市值在20世纪80年代却增加了12倍。总而言之，这是股市无与伦比的三年。2016年6月，西班牙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也仅为780点，此时市场的低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银行业危机，但股市极高的起点——源于之前的价格上涨——也制约了股市未来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我们的收益低于整个市场的表现，但我们的投资组合在这三年牛市中却战果辉煌，获得了惊人的绝对回报，资产净值增长了两倍。但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当市场快速上涨时，要想跑赢大盘就变得很难；相反，从市场下跌中创造相对价值却是比较容易的。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基金价值的增长是在流动性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流动性大概维持在25%。这样做能够让我们所获得的回报更有价值，但也表明我们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而事实上，一方面，不断攀升的股价使我们在这段时间不得不继续增加流动性；另一方面，我们也想方设法地把全部基金资产投入股市，到年底，流动性被控制在19%。在股市继续上涨期间，我们就维持着这个比例，最多只增加了一点点。
随着逐渐减少对大盘股的投资，我们的投资组合正在发生轮转换仓。到1996年年底，大盘股仅占投资组合的20%。而与此同时，我们增加了对次级股票的配置。比如，维斯科电子、库贝塔斯、费庞莎（Fiponsa，西班牙金融投资公司）、OMSA服饰、列车制造商CAF、英国石油公司（我们投资的是英国石油公司在西班牙的子公司。说来奇怪，我们收到两次收购要约，并参与了第一次，随后进行了回购。之后，英国石油公司发起的公开市场收购，我们也参与了）。
1996年12月，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就股市的“非理性繁荣”发表了著名演讲——前几年股价的上涨意味着目前股价已经被过度高估。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股市应声而落，但之后又收复失地。
西班牙自1979年向民主国家转型以来，在1996年大选中首次出现了中右翼掌权的局面。欧洲货币联盟的第一阶段的启动也在此期间越来越明了，这无疑又一次刺激了股市。
1997年，我们一直将流动性保持在30%左右的较高水平。我们也逐渐卖空了所持的大盘股，包括桑坦德银行及雷普索尔石油公司（Repsol）等股票。这一年，我们继续将注意力放在被落在后面的中型股，特别是增加了对西班牙联合电力公司和西班牙国家电力公司的投资，这两只股票都是典型的防御型电力股。卖出桑坦德银行的股票对我来说是个沉痛的时刻，毕竟这是我在1990年买的第一只股票。7年后，新的市场价格反映了其长期赢利的能力。我开始对这只银行股的股价持保留看法，时至今日，将近20年过去了，这家银行的股价仍在原地徘徊。
此时，市场上并没有看到任何危机来临的迹象。只是在1997年年底（当时我正在意大利度蜜月），确实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征兆出现在东南亚地区，但市场对此并没有做出反应。20世纪最大的牛市已经持续了15年，似乎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继续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