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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名新来的基金经理
2003年迎来了又一个里程碑。我们经过13年的单打独斗，使资产管理团队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基金经理也由一个变成了两个。
公平地说，马里奥·塞尔纳（Mario Serna）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做我的分析师，但他之前没有任何经验，还在摸索门道。多年来，许多分析师在贝斯因特和经纪业务部门都做得很出色，但他们专注于为经纪业务部门的外国客户提供分析。我参与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招聘工作，有时还直接管理他们，但他们都是年轻的毕业生，只是时不时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能帮到我，比如为恩德萨电力公司及其子公司估值。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协助经纪人，而不是协助基金经理。
我承认我在马里奥身上犯了一个错误，而且在以后很久都为此愧疚。我只是简单地以自身为例子来让别人仿效，却没有留出时间专门指导他或采用一贯的方法教导他。也许对某些人来说，这已经足够了——我想那位在资产管理部门工作的年轻人有着令人满意的经历，但这或许并不适合所有人。这可能就是马里奥决定在阿尔瓦罗·古斯曼·德·拉萨罗（Álvaro Guzmán de Lázaro）到来的时候离开的原因。幸运的是，他是接下来10年内唯一离开资产管理部门分析团队的人。
聘用另一位基金经理的决定远非易事。我想要的是一个资深的基金经理——年轻但有一定的经验。由于我习惯了自己做决策，所以转换到一种团队决策的方式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然而，我必须得到其他人的帮助，特别是在投资范围扩大到全球市场时，以改进投资决策和降低客户风险。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业绩一直很好，而在2002年出现亏损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在国际投资组合中加入了太多的公司，从而无法做到在不断演变的多种情况下对这些公司完全了解。一个人要了解投资组合中的150家公司，加上西班牙国内投资组合中的30~40家公司，以及正在考虑的数百家潜在投资标的的详细信息，实在是勉为其难。
在我们积累了13年的行业经验之后，在西班牙，跟踪大约100个挂牌的投资标的在当时被认为是可行的。但是，我们要把我们在投资西班牙公司时的同样程序——我们在西班牙公司投资上的错误率极低——应用于选择全球的公司，因此我们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分析。
招聘阿尔瓦罗的决定很直接，就像我们所有主要的任命一样。他是由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介绍的，这个朋友曾是贝斯因特和贝塔资本（Beta Capital）的分析师，名叫安东尼奥·贝拉斯克斯-加斯特卢（Antonio Velázquez-Gaztelu）。有一天，他们来这里讨论雷普索尔石油公司的优点，之后我们见了几次面，共进了午餐。很快我就明白阿尔瓦罗很适合这份工作。我不打算启动常规的招聘程序，事实上，我们也从未在关键岗位上这样做过。阿尔瓦罗从2003年春天开始与我们合作。
阿尔瓦罗是一位合适人选。他完全理解并分享了我们的投资理念，也有过将类似的基金管理风格运用于家族企业投资组合的经验。在工作经历方面，他在西班牙信贷银行证券交易所（Banesto Bolsa）做一名“普通”分析师，但在业余时间，他把时间花在了自己的爱好（为自己的投资组合寻找一流的股票）上，这需要足够的个人努力和毅力。
在如何开始投资方面，阿尔瓦罗是一个比我更典型的例子。如果没人愿意付钱让你投资——这对年轻和欠缺经验的人来说是合乎逻辑的，你就必须在业余时间去做，而投资金额无关紧要。事实上，我的情况甚至比阿尔瓦罗更艰难，我一开始只持有桑坦德银行的50股股票。关键是，我要了解这个过程，挺过情绪的起起落落，对自己有效投资的能力树立信心，并将这种信心传达给他人。让别人相信我们可以投资，并且我们能够证明这一点（即使投资金额微不足道），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如今，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自学及向其他投资者学习和模仿的机会。
阿尔瓦罗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将我们投资的公司的模型标准化，我一直没有做到这件事。在那之前，我一直把所有的想法都记在脑子里，相信如果有什么念头冒出来，那么它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这很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但似乎对我有效。幸运的是，阿尔瓦罗的到来以及后来其他同事的到来，意味着一切都会被完整地文字化或数据化。
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运转良好的团队。我们在股票的选择上少有分歧，我们即使有分歧也都是通过“民主”方式协商解决的。我不认为把标准强加给团队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购买一家公司股票的意见必须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就不会投资。阿尔瓦罗和我在某些宏观经济问题上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这些对我们的投资选择并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在两三只股票上意见不一致，这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结果。
他的到来意味着我们可以更频繁地去欧洲调研我们投资的公司，以加深对它们的了解。渐渐地，我们国际基金的质量提高了。截至2003年年底，欧洲股票占到了我们国际投资组合的67%。
基金净值在2003年增长了32.7%，而同期指数仅增长了8.83%，这使我们能够弥补2002年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