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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邻居计划
那个时代的芝加哥，种族歧视处处可见。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在1964年。当时，一个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教授（也是芝加哥地区民权委员会主席）告诉我，有个黑人家庭搬到了凯尼尔沃思。
“呀，这可是个好消息！”我说。
“你的邻居们可不一定这样想哦！”他警告我说。
我对社区活动并不积极，对我所在社区的人怎样看待少数族裔也一无所知。听说这家黑人姓卡尔霍恩斯（Calhouns），我对他们表示了欢迎，但他们搬来没几天，就有人在他们家的草坪上点燃了十字架。虽然后来得知这个可怕的行为只是几个少年的恶作剧，但我突然开始意识到种族隔离是现实存在的。我孩子的学校里没有黑人学生，大多数社团里也没有黑人成员。黑人，学名非裔美国人，直到后来才真正融入本地人当中，在这之前，许多上点儿档次的饭店都把他们拒之门外。这些饭店不像南部饭店那样在大门外挂上“只接待白人”的牌子，而是相对“文明”地冰冷地对待他们，对他们置之不理，让他们等相当长的时间。
后来，我惊讶地了解到，凯尼尔沃思其实早就建立了一种“卡尔霍恩家例外”规则。后来这一规则放宽了，允许有黑人住家女佣和保姆，但卡尔霍恩家是当时第一个黑人房主。“卡尔霍恩家例外”规则针对的对象还包括犹太人。我不知道这事儿，可犹太人都知道。一个犹太朋友告诉我：“彼得，你知道，许多犹太人对凯尼尔沃思的反犹太主义都有不满。他们路过这小镇时都会被扔烟头，倒烟灰。”
惊骇之余，我私下做了个小调查，看凯尼尔沃思到底有没有过犹太人，答案是肯定的。邮购地址上的斯皮杰（Spiegel）家显然在20世纪20年代住在这儿，另一个犹太家族最近也在这里住过。我得到的标准回答是“你当然知道金博（Gimbel）家，彼得”，其实他们一年前才搬离凯尼尔沃思镇。
卡尔霍恩家搬来凯尼尔沃思镇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一年后，也就是1965年，我和我的家人从凯尼尔沃思镇搬走了。我花12万美元在毗邻凯尼尔沃思北部的温尼特卡买了房子，推门即湖，风景宜人。之所以搬家主要是因为在了解了凯尼尔沃思的历史后，我觉得很不安。我不能在公开表示强烈反对芝加哥地区的种族歧视后，依然住在凯尼尔沃思这个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却默许歧视存在的地方。最近我高兴地了解到，凯尼尔沃思已经是个比较开放的社区了。
芝加哥的种族歧视从两方面困扰着我。种族歧视本身就够糟糕的了，但更糟糕的是，似乎没人在乎这一点。我所观察到的这种无意的或者说是故意装作不在乎的种族隔离状态，虽然是个人的私下行为，但却鼓励了种族隔离的存在。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唤醒了我，使我意识到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的种族歧视都是道德败坏的。可能是因为我的希腊血统有时会提醒我到底多长的种族歧视尖刺才会刺痛黑人。
1966年，一场芝加哥自由运动把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CLC）带到芝加哥北部，他在当地社会活动家的支持下展开工作。金把芝加哥称为北部最封闭的城市。他在一家贫民公寓住下来，准备证实他的观点。
黑人占芝加哥总人口的25%，相较于在凯尼尔沃思一类北海岸郊区小镇受到的较含蓄的歧视行为，黑人显然在许多地方受到更严重的敌视和歧视。在西塞罗，南欧和东欧移民的子孙用更邪恶、更暴力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种族歧视；而在较封闭的南部，许多黑人还住在贫民窟一样的地方，过着被遗忘的群居生活。
1966年，马丁·路德·金的抗议揭开了种族歧视的面纱，他指出，是房地产惯例让芝加哥保持了这种封闭的全白人的邻里关系。这之后，芝加哥领导委员会（The Chicago Leadership Council）迅速崛起，其官方名字是大都市开放社区领导委员会（Leadership Council for Metropolitan Open Communities），它吸收了芝加哥的各个阶层，包括政府、工人、媒体、宗教和6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回想起我父亲在卡尼对3K党的印象、我高中时针对民权问题成立的辩论小组、我所在的西北大学兄弟会投票反对我黑人朋友的事情、在完全隔离的芝加哥南方我那令人沮丧的行程和许多其他每天见到的丧失道德的行为，我觉得自己很想快点儿了解种族歧视的最新状况。遗憾的是，我没为改变这种状况做出任何贡献。所以当有人号召大家加入保护民权的行动中去时，我迅速满怀热情地加入了。
我无时无刻不在痛恨黑人每天遭受的种族仇视。我被选为公开住房领导委员会（以下称“领导委员会”）的主席。消息发布后的一天晚上，我跟萨莉刚准备睡觉，电话响了，萨莉接的电话。一分钟后，我听见萨莉叫道：“你是谁？”
“什么？”我打开床头灯问道。
她拿着电话看着我，脸色苍白。
“这是怎么回事？”她有些忧虑地说。
她慢慢重复了电话那头留给我的口信：“告诉你那爱黑鬼的贱丈夫，我们一定会逮到他。”
我立刻报了警，但后来还是会接到这种恐吓电话。于是我们换了新的电话号码，没在黄页上登记。那些天我常常想起我的父亲，想象着当看见3K党在咖啡店外挥舞他们的标识时他的感受。他会害怕、愤怒或对他们的渺小和狭隘感到同情吗？这些我都能感受到。我必须试着做点什么来改变这些。
领导委员会广泛寻求有关芝加哥隔离住房体系的提案，力求改善同时缓和双方日渐增长的愤怒。黑人游行要求住房平等，白人拒绝游行者进入他们的社区，双方暂时仅有小摩擦，但这种小摩擦很有可能演变成大暴乱。1965年，洛杉矶的瓦特暴乱造成34人死亡，死者多数是黑人，另有1 000多人受伤，财产损失达4 000万美元。我们不想看到芝加哥变成第二个洛杉矶。
我们决定发起“好邻居”运动，目的是促进住房体系公开平等。首先进行的就是开展广告宣传活动。我联系了几家自己在麦肯埃里克森广告公司时打过交道的广告代理商，他们都曾热情主动地为委员会提供过免费服务，我给他们出了几个小主意。从美国历史和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中，我发现在美国，各个种族都面临过歧视，都知道歧视带来的伤痛。非裔美国人只不过是通过美国这个大熔炉寻求民族融合的最后一拨人而已。为什么不提醒一下我们的芝加哥兄弟，其实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呢？
一个星期后，领导委员会的广告团队报告说他们有个不错的主意。他们同时也说，这个主意可能有点太“好”了。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那个周末，广告团队到我家做演示。他们布置的客厅让我想起了我在麦肯埃里克森的那些日子。中间架子上被一张白纸盖住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那下面应该就是广告词。他们首先告诉我别仓促判断我马上要看到的东西，之后演讲的人揭开了那张白纸。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
条幅上用黑体大号字醒目地写着“让我们赶走那些黑鬼”。边上有个大星号，表示下面还有注释，“等把他们赶走后，我们再把意大利佬、西班牙佬、犹太佬、爱尔兰佬、波兰佬……都赶走”。下面列上了对各个民族的贬义称呼。这些贬义称呼让多数芝加哥人都成为种族主义者辱骂的对象（奇怪的是竟没有对希腊人的贬义称呼，我听到过的对希腊人最严重的贬义称呼就是“该死的希腊人”）。
我喜欢这广告，但它太有煽动性了，我没法儿自己做主同意。我必须跟整个领导委员会一起讨论，如果这20个人中的多数人反对的话，那我就只好放弃。我把委员会的所有人聚在一起，揭开了盖住广告词的白纸，然后听到跟我第一眼看见这广告词时发出的一样的惊诧声音。唯一一个反对的人来自芝加哥的圣约之子会（B'nai B'rith），一个传统犹太人服务组织的领导人。“这是个聪明的主意，彼得，”他说，“但有个词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冒犯。”
他指的当然就是“犹太佬”。但如果只考虑某些人对某个词的敏感性，那整个理念就得七零八碎。
后来，芝加哥天主教大教区的爱尔兰领导人约翰·卡蒂诺·科迪（John Cardinal Cody）发言了。他笑着说：“彼得，我也不喜欢管我们爱尔兰人叫‘爱尔兰佬’。但我支持你，每个人都不该例外。我同意这广告词。”
我喜欢那个红衣主教的话。投票表决的结果是19票赞成1票反对。我们在报纸上投放了广告，目的是鼓励公平住房并引发关于种族的讨论。我得说，这广告有点儿效果。
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ey）市长和整个芝加哥城都参与了“好邻居”计划。这是场轰轰烈烈的全城范围的大变革，遍及每个人和每条街道。同时这项计划还得到了芝加哥媒体的广泛支持，它们积极提供免费的广告位和广播宣传。《芝加哥日报》（Chicago Daily News）把我们的努力提到“一个新时代到来了”的高度。我认为我们迈出的这第一步可能对马丁·路德·金于1967年进一步推进芝加哥自由运动提供了帮助。他把我们的努力称为“最有创意的行为”。芝加哥城的种族问题被摆到了桌面上，不再被忽视甚至是恶意忽视。
我有幸在“好邻居”计划发布会上见到了马丁·路德·金。那天我和他一起站在台上，记得当时我暗暗对自己说：“他那瘦小的躯体里装着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啊！”他只有大约1.68米，差不多是一个13岁孩子的正常身高。过了还不到一年，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在孟斐斯遇害了。我在亚特兰大参加了马丁·路德·金的葬礼。当看到棺材里那副瘦小的身体时，我更加确信他是个伟人，因为他让美国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