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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合适”的琼
1979年春天，当我克服了消沉的情绪后，朋友们都非常高兴我能重返他们的圈子。纽约的社交活动不仅能够转移人们的不快心境，使人精神振奋，而且能提供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约会服务。自从萨莉与我分手，并确定无疑要同我离婚后，我就开始留意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遇到过的一个女人，她那时曾使我赞叹不已。1968年的时候，我曾是国家教育电视台董事会的成员，那时琼·甘兹·库尼（Joan Ganz Cooney）开发了制作《芝麻街》（Sesame Street）节目的计划。该节目计划由儿童电视节目工作室负责制作。制作《芝麻街》节目的设想真是让人佩服至极。
那时琼的丈夫是蒂莫西·库尼（Timothy J. Cooney），他在约翰·林赛执政的市政府当民防局局长。他们于1975年离婚。萨莉和我分手后，我和琼共同的朋友们敏锐地观察到了什么，并热心地进行了撮合。我对琼的兴趣重新被点燃，我们最初的约会是由莫特·简克罗（Mort Janklow）和他妻子琳达·简克罗（Linda Janklow）一手安排的。莫特是顶级的书籍代理商，他妻子是个艺术赞助人。在琳达举办的一个宴会上，她安排琼和我坐在一起。这个安排很平常，但确实起作用了。此后不久，我就打电话约她出去共进晚饭。
在第一次约会中，琼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完全是一种缘分。我们约会的地点是阿让特伊饭店（Argenteuil），这是一家位于第50街东侧的俱乐部会员制小餐厅，其菜肴具有法国风味，但后来关闭了。我们先是谈饮料，然后是晚餐和酒；我们详细地谈了自己过去的婚姻和工作，还谈论了很多职业方面的话题。当琼告诉我她正与《国家询问者》（National Enquirer）报社闹矛盾时，我的耳朵竖了起来。这是一家专门登些耸人听闻消息的通俗超市小报，其特色是专门登载些骇人听闻的罪案和名人的丑闻。她说，显然她和儿童电视节目制作室也上了该报的黑名单。《国家询问者》对指控儿童电视节目制作室滥用联邦补助金一事紧紧咬住不放。这项指控涉及的金额很小，起因是在语言上对补助金使用条款产生的误解，但这家报纸想小题大做。她已经想象到了在该报的头版上登出大鸟先生（Big Bird）(25)的情景。
我说：“你不用再担心了。”
她困惑地看着我说：“你什么意思？”“他们不会再登这个故事了。”
“为什么呢？”
“他们肯定不会了。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我大学时代的老朋友吉恩·蒲柏了，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实际上这是一个都市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买下了一家在绝境下苦苦挣扎的纽约报纸——《纽约询问者》，将它更名为《国家询问者》，并将其发行量扩大到500多万份。它耸人听闻的标题刺激着在收款台前排队的顾客的眼球，吸引力甚至超过了购物车内的商品。吉恩曾经告诉我，他从人们喜欢围观车祸现场产生了灵感。1971年，他将公司迁入佛罗里达州，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当我任商务部长一职时，应他的要求，我曾参加了一次超市经理们的会议，因为他想给这些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请我任他的金融顾问。我告诉琼我与吉恩·蒲柏的密切关系，并说我会请他不要再大量登载《芝麻街》制作工作室的故事，他答应了。
琼和我经常见面。我们约会了好几次后，我认为应该把她介绍给孩子们了。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吉姆在NBC工作，他与女朋友经常泡在格雷西广场。大卫仍然在达特茅斯，他现在是一名大三学生，在假期，他和他的许多朋友会在我东汉普顿海滨的房子里尽情折腾。那是一栋非常宽敞的老房子，家具齐全，是我几年前只用了14.5万美元买下来的。霍莉和迈克尔都在道尔顿学校读书，他们与萨莉一起生活，但在许多周末和其他日子的晚上，他们会与我在一起。这些孩子对我和萨莉的离婚都有着某种怨愤和不安，对琼至多不过是礼貌性地打个招呼。迈克尔是最小的孩子，当时只有9岁，对琼也最友善。当我把琼介绍给他时，这个单纯又聪明的小伙子点点头对她表示了赞许，并用一个词做出了评价：“很合适。”
对我来说，琼的价值远远不止是“合适”这个词所能表达的。这是在我们双方严肃对待此事后，我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琼自己没有孩子，她当然会认为我有5个孩子可真不少，特别是霍莉和大卫还常常要发泄一下他们对父母离婚的愤怒情绪。这使琼在有些时候变得很不愉快。
在周末，尤其是假日的周末，孩子们会将东汉普顿的房子搞得一团糟，琼因而将这栋房子称为“小鬼们的汽车旅店”。例如，大卫和他女朋友从海滩游泳回来后，会把湿毛巾直接扔到厨房地板上，这引得琼又是一阵忙乱。她喜爱整洁，习惯将东西放置得井然有序。后来霍莉在琼60岁的生日祝酒中透露（后来她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她会故意将毛巾扔到游泳池中再捞出来，然后将这些湿淋淋的毛巾扔到地板上的，目的就是要惹得新继母发疯。
尽管被这些孩子闹得心烦意乱，琼和我还是堕入了爱河。她非常聪明，对事情有深刻的见解。我们能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一次谈上几个小时，我们谈话的内容从政治、公共政策到商界（琼在几个大公司的董事会担任董事），几乎无所不包。我们还尽兴地参加许多其他活动，包括打网球、看电影、品戏剧等。纽约的一些社交活动上也能看到我们的身影。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类似的幽默感，所以我们的恋爱不仅满是知识的交流，而且伴随着欢乐和笑声。
随着我与琼关系的发展，我明显地看出，如果让琼生活在格雷西广场10号，必然会造成潜在的不睦气氛。琼会觉得她侵占了萨莉和孩子们的空间，而且那里会不断让她想起我以前的生活。
我觉得要想让琼嫁给我（我确实这样想），换一处琼喜欢的新公寓会有很大的益处。
当时是1980年了，我的房产经纪人为帮我找新公寓而忙碌。不久，她邀请我们去看看传说中的河楼（River House）中的一套公寓，这栋大厦位于东河岸边的第52街。(26)河楼建于1931年，但直到20年后联合国大厦开始耸立起来之前，附近的街区环境都完全没有变化。我们俩都喜欢河楼的公寓。我开始发动一场求婚的全面攻势，并采用了一种现在看来可能有点儿咄咄逼人的谈判策略。我告诉她，如果她想介入这套房子的装修工程，现在就是使自己受束缚的好时候。(27)我说：“难道你不想亲自规划这个空间吗？”有一次我还对她说：“我无法告诉你我会等多久，但我肯定不会永远等下去。”
她到底会不会嫁给我呢？
我的看法是，毕竟我们是一对理想的伴侣。此外，我还深深地爱着她。我们的朋友唐·休伊特（Don Hewitt）是CBS广受欢迎的老牌节目《60分钟》（60 Minutes）的天才制作人，他的说法更简单。他说：“你俩结婚，这件事合情合理。”
回顾往事，使我感到吃惊的是，琼很少表现出她塑造的一个人物——爱发牢骚的奥斯卡(28)那样的坏脾气。虽然她爱我这一点没有疑问，但一想到该如何忍受彼得森一家，她就会陷入短暂的“跌价期”——这是她选用的术语。
由于我有4个孩子在纽约，对这段婚姻的拖累明显来自我这一方面。她带来的唯一拖累就是她宠爱的两只猫和一条狗要同我们睡在一起。自打我们结婚以后，我们睡觉的床上就从来少不了它们。我从来没有宠物，更不会养狗。小时候，在一个为5岁的孩子举办的生日聚会上（糟糕的是还有女孩），一条白色的波美拉尼亚丝毛狗从我的屁股上咬下一小块肉来，那位母亲当着包括女孩在内的所有人的面扯下了我的短裤。那股羞辱感远远超过了狗咬的疼痛。从那以后，我就害怕狗。
然而，考虑到我们夫妻给对方的拖累极度不平等，对宠物睡床上的这种安排我非常克制，很少抱怨什么。
经过多次求婚，琼最终同意了。当她答应的那一刻，我过了1分钟才明白她所说的话。一个53岁男人的心也会由于欢乐而怦怦直跳吗？是的，我的亲身体会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那时是1980年年初，孩子们的态度也软化了。尽管孩子们和琼之间还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紧张状况，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还是在逐年稳步地改善。
接下来就是筹备婚礼了。如果过去是孩子们的怨恨带来了很多麻烦，那现在他们的态度则完全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关心。琼是在天主教堂的礼拜声中长大的，作为一个离过婚的人，她的再婚仪式不能在教堂里举行。不过，她告诉我她想要一个宗教的结婚典礼，而不是一个世俗的结婚仪式。她将希腊东正教描述为天主教会的一种“宗教表亲”。
我有1/4世纪的时间没有迈入希腊东正教的教堂了。为征求家人的意见，我们特意举办了一个家庭聚餐，但当我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时，所有人都惊讶得目瞪口呆。
我的表妹阿纳斯塔西那天晚上也在。她是母亲在内布拉斯加州弗里蒙特市的叔叔约翰·佩特罗的孙女，一个直言不讳的女权主义者。她对琼说：“你们要找一个牧师？我认为你应该找一个律师。”她建议我们订立一个婚前协议。当男女双方经济状况差距较大时，他们常常会订立一个婚前协议，但我们从来没产生过这种想法。在没有我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琼营造了一份属于她自己的全球性产业。而且面对这样一个诚实能干的人，我也不需要担心自己的财产会被拐走。此外，我认为我们俩都确信能够相伴终身。
然而，琼对宗教婚礼一事却毫不动摇，在那天，她的决心赢得了胜利。
我打电话给一个牧师，我在就一个希腊事件发表谈话时曾与他打过交道。雅科沃斯（Iakovos）大主教长期以来一直是希腊东正教北美教区的领导人，亚历克斯神父是大主教的一个助手，我认为他可能会答应主持这场婚礼。他说：“哦，彼得，我不能答应你。大主教阁下会坚持要亲自主持这个仪式的。”
我原先预想的小型私人婚礼正显露出要变成一桩大事的迹象。
大主教69岁了，但一点儿也不显老。他的白胡子、黑眉毛与充满活力的大眼睛都无不透露出他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和怜悯。他熟悉艾森豪威尔之后的每一位总统，他走了一条效忠于基督教的路线。例如，他参加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的著名的争取民权大游行。他还有一种无须用语言表达的幽默感，招人喜欢。当我们见面讨论婚礼安排时，我告诉他：“阁下，您看起来棒极了！”
他微笑着说：“彼得，人有三个年龄层次，有青年、中年，再有就是你说的看起来棒极了的人。”
我和琼同意由雅科沃斯大主教主持婚礼，但婚礼将在他平时居住的麦迪逊大道79街的一个小教堂举行。
结婚典礼的日期定在1980年4月26日。日期和地点都确定了，只剩下唯一一块绊脚石了。这个障碍无法通过调解来消除，因为它是从早期基督使徒年代就开始有的一种告诫誓词。但这块绊脚石很巨大。圣保罗在写给科林斯人（Corinthians）的第一封信中，就立下了这条给许多现代、世俗的人们带来麻烦的规定。
这条誓词与现在被广泛接受的男女平等的观念格格不入。圣保罗的誓词是这样的：“基督是所有男人之主，而丈夫则是妻子之主；上帝不是为女人而创造男人，但肯定是为男人而造出了女人。”
琼是《芝麻街》节目的创始人之一，还是儿童电视节目工作室的首席执行官，大约到过世界上100个国家，获得过很多名誉学位。毫无疑问，这样一个人与婚礼上要宣读的这段誓词所持的观点完全相左。我认为她的意见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完全合理。起初她试着就这件事谈判。“我们能不能不在婚礼上读这段誓词？”她问亚历克斯神父。
“不行，”他说，“但不要担心。这段训词是用希腊语读的，谁也不知道你读的是什么。”这让我感觉像是一个希腊东正教式的教皇赦免词，就好像琼以后会说“哦，我听不懂那段誓词”一样。
然而这样的借口完全不符合她的性格。她抗议说，我的表妹阿纳斯塔西很可能要参加婚礼，她不仅是一个“最热心的女权主义者”，而且还能说希腊语，当然也就能听得懂了。她告诉亚历克斯神父：“我想彼得肯定也听得懂。”意指我可能会利用婚礼上的这段誓词来误导我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圣保罗倒行逆施的这段告诫词没有被写进希腊语的婚礼誓词中。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宣读过誓词。就这样，雅科沃斯大主教用希腊语主持了我们的婚礼。我的孩子们和我们最亲密的一些朋友参加了这样一个欢快的仪式。在随后举行的大型招待宴会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关心我们俩的人都由衷地感到高兴，他们与我一样，都认为这是一对彼此深深尊重、双方兴趣相投的相爱伴侣的结合。如果圣保罗不同意这些是一桩完美婚姻的基础，我倒真想同他理论一番。
从那时起，我们的生活就像一幕幕戏剧一样依次展开，各集的主题分别是矛盾的事业需求、孙儿们的降生、搬家和装修。我亲爱的儿媳梅勒迪丝（Meredith），也就是迈克尔的妻子，在36岁时不幸患病离开了我们。在经历了这桩令人伤心的变故后，我们一家人被拉得更近了。梅勒迪丝对她的两个孩子倾注了全部爱心。她在2006年10月17日因乳腺癌病逝。当时博（Beau）只有5岁，亚历山大（Alexander）也只有6岁。
当我经历了约翰和梅勒迪丝的悲剧后，当我尽情享受着幸福的时光时，我无时不对琼进入我的生活陪在我身旁而心怀深深的感激。
安定生活的真正意义
我已经与琼一起生活了近30年了，我们俩关系中最令人高兴的一件事就是琼现在与孩子们关系非常密切。她与最小的两个孩子——迈克尔和霍莉更是特别亲近。这两个孩子也是她帮忙带大的。对霍莉来说，这个变化就更大了。她从最初有意破坏我与琼的关系到现在成了琼最好的朋友，霍莉结婚并有了孩子后，她们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了。琼非常喜欢他们一家人。
事实上，我所有的儿女和孙子、孙女们都热爱和敬重琼，她对他们也抱有同样的感情。他们与我一样，都认为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富有智慧，长相端庄，而且绝对正直。为表彰她创建了这样一个每周在全世界都有约2.35亿名儿童观看的电视节目，琼被授予了这个国家可以赋予一个普通公民的最高荣誉——克林顿总统于1995年亲自向她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不过我最敬重的还是她在家庭中的身份，她是一个难得一遇的贤妻良母，也是我孩子们真挚的朋友，她发自内心地理解和支持他们，对他们有求必应，不会说一个“不”字。孩子们也深知这一点。
在许多方面，我们的5个孩子的性格差异之大恐怕对遗传理论构成了重大的挑战，但另一方面，吉姆、大卫、霍莉和迈克尔又具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共同点，这真让人高兴。他们与我们的9个孙子、孙女都住在纽约，这使生日聚会、假日休闲、外出度假和家人的体育活动接连不断，真有点儿让人应接不暇啊！总的看来，生活没法儿比这更让人心满意足了。当然，约翰也仍然幸福地待在加利福尼亚的学校里。
再来仔细琢磨一下我4个小一点儿的孩子。他们具有我所欣赏的一些相似点：他们都机灵且思维敏捷、富有教养且为人正直，他们也都具有幽默感，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怪癖。
父亲如果在世的话，肯定会喜欢吉姆的“经济学”头脑，而我爱他的聪明和正直。谁如果要同吉姆打高尔夫球，就要习惯这样的情景：即使眼见他击出的球是落在了球道中，他也不得不到球道边缘的长草区去寻找那捉摸不透的高尔夫球。我想他可能要考虑自掏腰包去买新球。
大卫不仅天生招人喜爱，还喜欢冒险。在他约12岁的时候，在威斯康星州，有一次我真是蠢到了家，竟然让他驾驶雪地摩托。我坐在他的身后，心想这足以保证摩托能被控制住，不会出事。但没想到他拐弯时开得那么快，我一下子被甩了出去，撞到雪堤上。我的大声呼喊被轰鸣的摩托声所淹没，大卫开足马力一溜烟地跑回了一公里外的家，之后他才发现我不在后座上。同样，看大卫滑雪也是让人饱受折磨的过程，有好几次他都为展示滑雪技术而摔断了自己的骨头。
霍莉不仅富有感召力，而且明显是几个孩子中最有进取心的一个。当全家人都打退堂鼓时，霍莉总能成功地通过谈判争来一个餐厅位置、一张门票，购物时她能拿到其他人都无法得到的折扣。正如她所说的那样：“过程虽苦，结果却甜。”
迈克尔成熟、聪明，从来没有神经过敏和古怪异常的表现，这使我们都感到惭愧。在梅勒迪丝的葬礼上，我带着无限的骄傲眼含热泪地注视着迈克尔，他以非凡的勇气和爱，用一种坚定有力的声音宣读了献给爱人的感人悼词。后来迈克尔与塔拉·派蒂什（Tara Petus）结婚，作为亚历山大和博的继母，她算得上是一个贤妻良母。现在他们一家生活得非常幸福。
每当我意识到我有这样一个可爱、善解人意并事业有成的妻子，有这些令我骄傲的儿女和孙儿的时候，我就感到自己是那么幸运，感到上苍对我真是不薄。他们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欢乐。
现在，在琼的帮助下，我想自己终于开始理解安定生活的真正意义了。我们俩经常会去看望儿女和孙儿们。例如，我与我的孩子和孙儿们打高尔夫球的时间比其他人都要多。我在外交关系协会任职，经常需要走访世界各地，在这些出访活动中，女儿霍莉经常陪伴着我。我们还经常与儿女和孙辈们一起外出度假。我和琼也有很多两人一起度过的时光，如何安排这些时间我都留给琼去处理了。
我们现在与萨莉和她风趣、充满魅力的丈夫迈克尔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时间会告诉我们，这场离婚到底是利还是害。正是这场婚变使我从全身心投入工作变得像现在这样重视家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