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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入政治冷宫
1972年，尼克松以压倒性胜利获得连任。第二天早上，内阁官员都被传唤到白宫。我和其他部长猜想，总统肯定是想和我们一起庆祝胜利。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硕果累累，可能现在他想向我们阐明在第二个任期他希望实现的目标。
然而在我们被引入内阁会议室后不久，我看了熟悉的尼克松姿势：
他无精打采地走进会议室，肩膀耷拉着，脖子挺伸着，仿佛是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向外寻找光线一样。
我知道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待我们都坐下，总统对我们发表了一段饱含忧思的讲话。其中提到，他的第二个任期将与英国首相迪斯雷利（Disraeli）的不一样。迪斯雷利1868年开始担任首相，1874年到1880年是他的第二个任期。尼克松如此对比，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迪斯雷利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促进了英国社会的平等，签订了一些重塑东欧的条约。尼克松以1 800万大众选票、520张比17张的选举人票数横扫了乔治·麦戈文。可现在他却如此忧郁，按常理来说，应该是恰恰相反才对。这将是尼克松最后一次连任，而且在座的要么是他认识很久的朋友，要么是他最忠诚的伙伴，还有就是他的支持者，他们都希望打开香槟，为他的胜利干上一杯，可他为什么没有欣喜若狂呢？
在这个严肃的“庆祝会”结束后，鲍勃·霍尔德曼让我们等等再走，没有香槟，没有为胜利团队的未来干杯。当神情沮丧的总统离开会议室，往白宫走去的时候，霍尔德曼迅速跑在了总统的后面。片刻之后，霍尔德曼回来“提醒”我们，总统希望我们马上辞职。总统也向白宫高级官员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但是像往常一样，尼克松把这不愉快的工作吩咐给别人去做。听到这个提醒后，选举胜利夜的狂喜变成了沮丧、焦虑和真正的困惑。后来，新闻报道说，他是第一个让全体内阁成员辞职的总统。
回到商务大楼宽敞的办公室后不久，我的秘书告诉我，总统希望第二天在戴维营见我。尼克松的老朋友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时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他也被邀请了。当尼克松在前一年5月任命乔治·舒尔茨为财政部长的时候，卡斯珀从乔治手中接管了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他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就与尼克松关系密切。
第二天早上，我们两人在白宫停机坪登上了海军陆战队专机。伴着飞机发出的轰鸣声，我们飞往位于马里兰州西部的戴维营。路上，我们相互紧张地开玩笑说，不知道飞机地板上哪里会有“活动门”，把我们都吸入一个政治冷宫。但最后我们毫发无伤地抵达了戴维营，卡斯珀没有遇到什么“活动门”。尼克松让他担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从仕途角度来说，他被提升了，而我却遇到了掩蔽着的“活动门”。
我跟着总统走进了充满乡村韵味的戴维营客厅。
戴维营原本是普通人家的住所，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使富兰克林·罗斯福喜欢的轮船度假变得很危险，于是他把戴维营变为总统度假地。
尽管这个场合很随意，尼克松总统却穿着与往常一样的深色西装和白衬衫，打着领带。屋外落叶飘飞，然而这深秋的颜色却在尼克松华丽的辞藻面前黯然失色。他告诉我，他已读过所有那些声称我是胡佛以来最好的商务部长的报道。
他说，这些报道是不属实的，我比胡佛还要出色，两者没有可比性。他还说我和基辛格与苏联人举行的商业和战略谈判成就斐然。说到基辛格，确实，他和乔治·舒尔茨是真正尊重我的两个人，尼克松政府的其他人都算不上。此外，商界也完全支持我。可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让我真后悔没把尼克松的赞美之辞录下来。
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的脑子快速运转：他应该不会任命我为国务卿才对，那是亨利的。如果他重新任命乔治·舒尔茨，或许是让我入主财政部？抑或他希望我当国防部长？
夸完我的优秀品质后，总统开始谈论他心中的一项新外交政策倡议。1972年，他向中国和苏联伸出了友好之手。现在是时候重修与欧洲伙伴的关系了。他想让1973年成为“欧洲年”。在这一年，我们可以重新界定与西欧的关系，主要是与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关系。尤其是法国，法国深深地抱有戴高乐主义的幻想，认为自己了不起，因此对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不理不睬。尼克松提醒我，我曾经倡导同主要欧洲盟国广泛谈判，包括贸易、国防和能源。他说，现在是时候把这一构想付诸实践了，而我正是最佳人选。
他提议任命我为首任美国驻欧洲大使。这个新职位意味着我要充当几乎所有在欧洲的多国大使，包括驻北约大使、驻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大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大使等。现在想来，这样的任命可能是不合法的。
我的工作总部将会在布鲁塞尔，这是重新崛起的欧洲的实际首都。此前，我并未想过布鲁塞尔和那儿的古老石砌房会是我将来的工作地。尽管如此，我仍旧认为我可以在这一职位上施展才华。派驻欧洲大使是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个职位也会面临许多富有挑战的谈判机会。此外，能和基辛格、舒尔茨一起共事让这份工作显得更加美好。
我告诉总统这个职位很有趣，但我需要仔细考虑一番，顺便想想该如何胜任这一职位。回到华盛顿后，我前去拜访一位老智者：我的老友彼得·利萨戈（Peter Lisagor）。他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Chicago Daily News）华盛顿办事处的主任。
“彼得，这个职位很有趣，”他说，“但你必须确定他们的目的不是把你弄出华盛顿，安排到一个没人理会的职位。”
这种官员确实很多。他们的职位听起来冠冕堂皇，也享受一系列优厚待遇——豪华轿车、漂亮的办公室、外交住房。虽然看起来很威风，这些职位的职责定义却很模糊，他们的政绩很难甚至无法评估。最终，人们会想设立这个职位的最初目标到底是为了出政绩，还是只是作为一个安逸、无作为的职位，或者更糟糕，是为了把别人调离华盛顿。很明显，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尼克松提议的职位好像确实能让人发挥才干。可我仍旧没决定是否接受这个职位。我真的不想让孩子们一个学年还没上完，就又跟我转移到布鲁塞尔。在那里，他们要经历比先前更大的环境变化。此外，开展如此广泛的谈判肯定需要花大量的心思进行策划。我将必须制订一份详细的谈判计划，也要充分考虑各部门的关注点，包括乔治·舒尔茨的财政部、比尔·罗杰斯的国务院、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的国防部，当然还有基辛格勾勒的国家安全路线图。在前往布鲁塞尔前，我必须花些时间处理好这些问题。
我打了个电话给约翰·埃利希曼，坦率地告诉他我的提议。我说，我将在6个月后前往布鲁塞尔。在这段时间内，我将同亨利、乔治、比尔和梅尔文共同制订谈判计划。等到（1973年）7月份，孩子们的学年结束后，我可以把家人一起带到布鲁塞尔。此前，亨利和乔治告诉我，他们同意这个提议。
听完我的提议后，埃利希曼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会回我电话。确实，5分钟没到，他的电话就来了。他说，不，6个月后才去布鲁塞尔是不可接受的。要么现在去，要么就不用去了。
埃利希曼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我想起了利萨戈那预言似的警告。白宫确实要把我流放到一个遥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