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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根本就不是出路
反纳粹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至理名言曾让我醍醐灌顶：“要判断一个社会是否道德，就看它馈赠予后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今日享受免费的午餐，而明日让儿女支付沉重的账单——这个道德问题我不能再回避了。有道义、有担待的先人似乎已经在我们视线中消失良久了。
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我决定教育、引导、激励美国民众通过行动共同克服这样那样的未来挑战。
所以我建立了一个特别的基金会。它的宗旨就是关注可能危及美国和美国家庭未来的重要挑战。关注国计民生的基金会已经不胜枚举，但这个基金会不会仅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很多挑战其实已有可行的应对方案，但问题是，方案不少、想法很好，但却实践不了。
这个基金会应该是一个决策果断、行动迅速、没有官僚作风的机构。正如你在这本书中看到的，我对基金会还是有一点认识的。基金会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但是说到公共基金会的管理，我发现不少基金会都运作缓慢、决策过程官僚气浓重。
然而，公共基金会都能享受税收优惠。基金的捐赠人可以获得不错的税收减免额。我手持的黑石股份也可因此享受减免，不过换作私人基金，我就无法获得税收优惠了。但是私人基金在管理上少了很多法规限制。所以，我选择了私人性质的组织结构，董事会就我和我的妻子琼、我能干的儿子迈克尔3人。
下一个问题是：投入多少钱到这个基金里呢？我知道我们的使命十分艰巨。在这些几乎看不见、摸不着、极难解决、关乎未来稳定发展的挑战上，已有的投入甚少。
当我还在思索“投多少”的问题时，两件事闪过脑海。伟大的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曾讲过一个故事，用这个故事来形容现在的境况再合适不过了。
一名阔绰的对冲基金经理在他位于汉普顿海滩的豪华别墅里举行派对。汉普顿海滩是夏日的消暑胜地，位于富人、名人聚集的长岛。库尔特和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一同参加了这个派对。库尔特和海勒都写过影响颇广的生活讽刺文学作品，库尔特写有畅销小说《五号屠宰场》（Slaughter house-Five）和《冠军的早餐》（Breakfast of Champions），海勒作有别具一格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在派对现场，库尔特在巡视四周后，问海勒：“你从《第二十二条军规》全球销量中得到的版税还不及这屋主一天的收入，你会不会觉得不平衡？”
海勒想了片刻，回答道：“不会觉得不平衡啊！我有他没有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有他没有的东西呢？”库尔特反问道。
“我知道什么叫‘知足常乐’。”
父亲曾试图教给我“知足常乐”的道理。我曾问他为什么我们买不了新车，为什么我不能换一辆新单车，他会说：“儿子啊，这些旧东西足够我们用的了。有些人连这些旧物件都还没有呢！”我敢说他从未读过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41)的作品，威廉·布莱克曾写道：“欲知何者为足够，须先知何者为多余。”然而，20世纪的希腊移民和18世纪的英国修道士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竟然如此惊人地相似。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没有拥有足够的东西。而今天，我意识到，即使黑石没有上市，我也已经拥有足够多的东西。
我决定了，投资10亿美元。这差不多是我从黑石上市中所获得的大部分收益。我想，投入大不仅能扩大影响力，而且能吸引愿意投身这一事业的优秀管理者，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战略部署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最终招到了大卫·沃克。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基金的最佳管理人。他原来在美国审计总署任审计长，是国家资金流动的总监、为财政平衡而斗争的英勇战士。和他谈过之后，我妻子琼说：“这家伙很矛盾。他是个有魅力的会计师。”
对于如此巨额的投入，我知道有人会质疑。你是不是太狂妄、太意气行事了？难道你没有意识到摆在面前的巨大困难吗？其实这些我都想过。我知道成功的可能性渺茫得让人生畏。不过我的朋友、曾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乔治·施蒂格勒教授曾说过的一番话至今仍回响于我的耳际：“如果人无须作为，那他也就无须沮丧。”我自问：如果现在我不作为，10年、20年后的某天，突然发现美国人雄风不再、美国梦无迹可寻，那时我的心境恐怕就会更沮丧吧？不作为根本就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