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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给我找世界上最好的神经科大夫
先前我晕倒后，萨莉和儿子吉姆马上赶到了医院。经过检查、登记，我被安排在一个单人病房。萨莉和吉姆明显很担心。我也同样感到担心，但还不能告诉他们导致我突然晕倒的原因。我说，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就晕倒了。虽然他们还都在房间里，负责为我诊治的内科大夫的搭档走进了房间。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个讲究效率的鲁莽学者。
他说：“彼得森先生，你可能是专注于某件事而劳神过度了。”
我说：“说实话，是这么回事。我还不习惯一睁眼就发现自己躺在救护车里。”
他说：“你长了脑瘤。”如此直言不讳的诊断立即掀起了冲击波，但这还没完。他继续说：“你可能想知道是什么样的肿瘤，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吧？”
没等我回答，他就接着说：“是恶性脑瘤的可能性大概有九成。”
如果把它称为医患间病情交流的话，整个过程也就不到60秒。他转身走出了房间。萨莉马上跟在他身后走了出去，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吉姆似乎被这个消息给震晕了。受到这沉重的一击，我也一时反应不过来。这是在宣读一份死刑判决书吗？这份判决书又意味着什么？过了一会儿，萨莉回来了，她面色苍白，转达了无情的诊断预测结果。医生告诉她，我的生命大概还有6个星期。我觉得自己简直成了一个表现医生和患者常态的黑色喜剧当中的人物。
那时，纽约已经在风传我陷入了困境。我床边电话的铃声开始响个不停，表示同情的电话接连不断。亨利·基辛格和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也都打来了电话。他们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能为我做些什么。
我说：“去给我找世界上最好的神经科大夫来。”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回了电话。与乔治·鲍尔商谈过后，他们确定纽约医院神经科主任弗雷德·普拉姆（Fred Plum）医生是最佳人选。他来到病房后就开始对我进行诊断，他先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对我进行了问诊，问题一个接一个，这立马显示出最好的大夫与普通医生的差别。他首先提出的问题包括：“今天发生了什么异常的事，是否有什么使你不安？”
我告诉他我和皮埃尔·古瑟兰共进午餐的事和我听到格兰维尔背信弃义行为后的反应。普拉姆医生将我说的这些话记在笔记本上。
最后，他对一开始给出的不假思索的诊断结论表示歉意。他说：“在没有明确的检查结论出来之前，不应该告诉您这样的信息。”他已经安排好第二天早上对我进行一系列检查。他补充说：“但是，我研究的脑瘤患者病例多达数百个，与你被告知的情况相反，我觉得您的脑瘤是良性的可能性高达50%～60%。”
第二天早上，我准备好去做成套的检查。一个外科医生陪着我，这不是个吉兆。询问原因后我才知道，检查中有可能发现需要紧急实施手术的情况。在过去的24个小时里，我已经听到了最坏的信息，这条信息对我而言已经无所谓了。
那时还没有磁共振成像检查技术，检查过程比现在要原始得多。一名医务人员在我的腹股沟大静脉内注入一些感觉有点儿热的化学品。几秒钟后，随着这些化学品在我血液中流动而显现出表象，一台巨大的照相机开始不断拍摄我大脑的多重影像。这使我产生一种极度恐怖的感觉。这台照相机知道它看到了什么，而我却不知道。它看到的可是决定我生死的秘密。
检查结束几个小时后，普拉姆医生走进我的房间。房间里摆放了一些问候卡片和鲜花，这使阴暗的氛围中有了些许温馨的感觉。萨莉始终没有离开医院，现在她坐在窗边的一张椅子上。普拉姆医生拿着一堆那台机器拍摄的照片。他用手指着一条长长的血管，它一直通向一堆黑影，这堆黑影就像是紧紧吸附在船底的海洋附着生物那样吸附在我的脑后。他说：“恶性脑瘤通常生长过快，因此不可能长出这么长的血管来。我相信十有八九你的脑瘤是良性的，可能就是一种脑膜瘤。”
他相当平静地补充说：“话虽如此，我们仍然要把它取出来进行活体检验，以便确认。”
第二天的手术持续了7个小时。果然，活体检验显示肿瘤是良性的。10天后，我就离开了医院，感觉真好。我对普拉姆医生充满了感激，他成了我终身的朋友。在这段令人痛苦的插曲过后，我现在每年都会进行一次核磁共振检查，以确保脑瘤不会复发。
在我做脑外科手术后的荏苒岁月，一切复归正常。医生为进入我的大脑取出脑瘤而用锯切开了我的颅骨，现在这道切口的头皮已经缝合长好，头发也重新长了出来。我继续努力，试图驯服雷曼兄弟这匹野马，打造一种全新的企业文化。我重新开始打高尔夫球和网球，迈克尔和霍莉也都小学毕业了，大卫自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校毕业，吉姆从巴克内尔大学毕业后在NBC的财务部门工作。萨莉和我一如往常。我经常在夜间出门开会，周末在高尔夫球场或其他地方处理公司事务。这些都是我为养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萨莉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又或许只是我以为她适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