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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危机
1978年秋季的一天，我在一个相对正常的时间下班回家。我们夫妻俩和霍莉、迈克尔一起围在桌边吃晚饭，保姆在一旁忙碌着。晚饭后，当孩子们回到他们的房间各自看电视或做作业后，萨莉平静地对我说：“我要和你私下谈谈。”
我们走进书房。书房位于这套住宅的东南角，房间里摆满了书。书房的窗户下面就是第59街大桥，从这扇窗户可以俯瞰东河。现在房间里就只有我们俩，其他人都听不到我们的谈话。
“想谈什么呢？”我问道。
她深吸了一口气，看着我说：“这样的话总是难以开口。彼得，我想离婚。”我以为听错了，说：“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要离婚。”
用“震惊”这个词不足以表达我当时的感受。不相信、不理解、恐惧和尴尬，种种感受如一波波的洪水一样向我涌来。我感觉自己就像动画片里那些掉下悬崖的人物，突然意识到脚下除了空气什么都没有了。我赖以生活的基础和我的安全感，突然一下子就没有了。
回想起来，我本不该对此感到突然。此前已经出现过警告信号了。我一直为萨莉是一个迷人的女人和一个好母亲而感到自豪，但她的反叛情绪那段时间不断增长。在华盛顿时，她就是内阁成员夫人中行为最难以预料的一个，即使是在乔治城的狂欢聚会上，那里禁止表露任何对尼克松政府的热情态度，而她对此的轻蔑一望可知。现在，已经过了6年离开公众视野的生活了，她的叛逆性格开始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她喜欢一个年轻的富有文学气息的朋友圈，讨厌与我那些老气横秋的商业同事及他们的妻子打交道。在需要与这些人打交道的场合，她越来越多地选择一走了之。一天晚上，当我忙于公司事务时，她与朋友们出去了。我没有注意到这些迹象。但当我全神贯注于如何管理和运作雷曼兄弟时，难道还要我去关注这些生活琐事吗？我太容易相信别人，或者是有点儿感觉迟钝，又或者只是太天真。在她坐卧不宁的时候，我也没有仔细考虑一下或面对面地与她好好谈谈。
她想尽快搬出去。她告诉我，我反对也没有用，她考虑这件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最终，我知道与她纠缠下去只会加重对我们双方的伤害。尴尬地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后，她搬到了我给她在第72街买的一套公寓，还带走了霍莉和迈克尔，但我们共同享有孩子们的监护权。我可以理解，孩子们对此感到非常烦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似乎适应了他们的生活。孩子们的适应能力真的很强，但我不行。
待在一个有5间卧室和6个浴室的公寓里，我感觉孤零零的，窗外就可看到东河的美景，但我不再有欣赏的心情了。半夜三更时我无法入睡，就站在这些窗边向外呆呆地看着，似乎想找出什么答案。当熬过这漫漫的不眠之夜之后，我还有工作要做，但却很难集中注意力。我患上抑郁症，血压也急剧上升。我的密友们看到我精神沮丧、身体不佳的状况，都认为：虽然我的反应可以理解，但确实有些反应过度了。
当终于明白这一点时，我决定重新进行心理治疗。以前在芝加哥看心理医生主要是出于好奇，这一次我是真的需要了解我的内心感受。
那时，心理治疗还没有被广泛认可，至少我所认识的大部分商业人士不会接受这种疗法。他们依然认为谈论感情是一种软弱的表现，甚至会回避心理治疗方面的话题。神经科大夫留给人们的印象可能是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电影和电视节目中，他们通常都是些非常古怪的人：揪扯着山羊胡，在本子上胡乱涂写些什么。人们认为一个优秀的男性首席执行官应该能够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而不应该自我放纵地把自己交给那些被人们看作具有某种魔法、能够看见大脑内部运动的人。但我曾有过心理治疗的经历，了解心理治疗的作用，清楚自己需要心理治疗的帮助。我选择了强化治疗的方法。
具体到我的情况，强化治疗意味着比一般的疗程要长。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健谈的人，我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一点。而像我这种喜欢说话的人很容易用谈话来隐藏感觉，至少一段时间内是这样。
在标准疗程中，每次需要用时50分钟。我决定每次连续进行两个疗程，以帮助我找到问题的根源。事实上，正是在这些第2个小时中，当我把所有想说的话都说完，当我深入地挖掘自我时，一些更深刻的领悟才慢慢出现。
通过随意的联想与梦的解析，我开始明白我反应的根源在哪里了，实际上，我的反应是过度了。我又退回到童年时期被抛弃的心理状态。在我妹妹伊莱恩死去后的那段时间，我失去了母亲的关爱。我对离婚的反应就如同我还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感到孤独和无助。著名的小说家多克托罗（E. L. Doctorow）对这种现象的描述也许是最确切的。在一个晚宴上他曾对我说，神经官能症“是一种早期心理经历的退化反应”。
退化是肯定的。我一个52岁的成年人体验到了一个4岁儿童那样无助的感觉，但现实的我既不茫然无助，也不依赖于谁。一旦理解了这一点，尤其重要的是内心深处的潜意识中也有了彻悟，我就开始感觉好多了。
当变得更加理性后，我就很容易看出，萨莉和我爱的是最初的对方，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都在变化。不再相爱，分手也就在所难免了。我们的结合是一个典型的20世纪50年代的婚姻关系。我钱挣得不少，当然家里的物质条件也就不错。但即使是用20世纪50年代的标准来看，我对于家人情感方面的需求也关注得太少了。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把孩子们照顾得也确实很好。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写了一本书叫《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在书中她揭示了那些只专注于家庭、壁炉和孩子的家庭主妇常常患有一种隐性抑郁症。她这本书要是能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就好了。
萨莉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但我真希望她能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她想要的生活不再与我的相容。我们不是性情相投的人。
我一周两次进行双倍的心理治疗，几个月后我终于能够接受现实了。逻辑告诉我，坚持这种对双方都会带来损害的关系没有什么益处。我终于明白，没有了她，我的生活一样可以过下去，分手对我们彼此都有利。虽然我已经想开了，但我的心理治疗并没有结束，只是现在我的心情平和多了。
我本应该及时发现萨莉与迈克尔·卡莱尔（Michael Carlisle）的恋情。萨莉那时已经47岁，她是5个孩子的母亲和一个有抱负的心理治疗师。迈克尔是安多佛中学和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成长过程中有威廉·斯泰伦和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24)的陪伴，他们的家庭也是世交。他的职业是书籍代理商，但对萨莉而言，他简直就是生活中最大乐趣的化身。他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不属于那种古板的老一代人；他代表着富有文学气息、非传统、放荡不羁的那一类文化人。在我们的生活中，萨莉是找不到这些的。知道萨莉还有另一个男人，这起初对我无疑是另一个打击，但最后它却使我加快了恢复。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萨莉和我之间出现的鸿沟有多深。顺便说一句，时间证明了萨莉的选择是正确的。她和迈克尔结婚了，之后30年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
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与萨莉是在重复我父母的婚姻。父亲是一个工作狂，很少陪伴母亲，也很少给她情感上的慰藉。理解了这一切，并认识到现在我的生活能力完全不同于幼年时那种处处需要他人的状况，我逐渐恢复了过来。
我要对我在家庭中的行为（或许应该叫作不作为）负全部责任，我过分强调了自己必须全神贯注于工作。但我仍然认为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的美国文化传统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妇女（大约有70%）没有参加工作，人们普遍认为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就是她们的“工作”。那时人们认为男人应该拼命挣钱养家，作为回报，他们回到家里要放松一下也是理所当然的了。现在人们虽然仍有这种观念，但相较那时已经淡了很多。
说老实话，我并不非常期望回到家里去放松自己。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喝过马丁尼酒，甚至果酒我都很少喝。但我确实希望萨莉自己“打理”好孩子，不要分散我的精力。这种分工并不是我们之间出现问题的根源。萨莉希望开辟一种新生活的愿望是我们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分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