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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权力轨道
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了临时性的工资和价格调控。原先，有人向总统提过这个想法，但他认为这种措施不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于是拒绝了。康纳利成为财政部长后，一切都变了。那天我也参加了戴维营的会议。
会上，康纳利极力推荐这些措施。这些是我能想象的最偏离市场导向、最违背共和党思想的措施。而当尼克松对康纳利的意见表示赞同时，大多数与会者都瞠目结舌。尽管如此，我还是尽力挽回了一些影响。我的贡献是提出10%的临时进口附加税，旨在让我们那些发达国家贸易伙伴将它们估值过低的货币升值，并重启贸易谈判。这种临时的附加税是我们亮出的“大棒”，而承诺将废除它则是我们展示的“胡萝卜”。在宣布工资、价格调控和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的演说中，尼克松还宣布了这项进口附加税。他解释说，一旦我们的贸易伙伴把它们的汇率调整到现实合理的水平，并真诚地开展贸易谈判，他就废除这项附加税。这将第一次大幅促进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转变。浮动汇率是我、乔治·舒尔茨和我的老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3人共同的梦想。
在这个问题上，米尔顿的想法非常坚定。此前，当我问他我是否该接受白宫的工作时，他表达了这些想法。“绝对不能接受，”像往常一样，米尔顿率直地说，“固定汇率不改变的话，这份工作是没法儿做的。而如果浮动汇率被成功引入，这份工作又是多余的。彼得，在你这个年龄和人生阶段，你不应该接受一份不可做或没必要做的工作。”
在价格调控和“临时”进口附加税宣布后的数月，我们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开了个会。那时越南战争正影响着尼克松的支持率。会上，康纳利说附加税使“皮奥里亚市获益良多”。此后，在另外一个在总统办公室举行的经济政策会议上，他武断地鼓吹延长附加税的征收期限。与会人员有总统、康纳利、乔治·舒尔茨、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麦克拉肯（Paul Mc Cracken）。康纳利发言说，普通美国百姓把这项税收看作通过对日本和德国收税，从而在贸易问题上对他们强硬。因为这项附加税的政治效果很好，康纳利主张保留它，直到1972年的选举年结束再废除，也就是拖延整整一年。我惊呆了，这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公然进行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我认为这么做的话，总统就违背了他在8月15日电视演讲时所做的承诺，那不是一桩小事。
我敬佩尼克松那种真诚的求知好奇心和他那训练有素的分析思维。在我刚来工作的时候，他告诉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要告知他我们面临的各种选择，每个选择的优缺点、成本及其风险，以及批评者可能会如何看待这些选择。这次，尽管康纳利政治影响力大，也很容易让尼克松接受他的意愿，我还是决定相信总统说过的话，明确自己的立场，无论我在华盛顿的仕途是否会因此受影响。这样，一个关键性时刻来临了。
“总统先生，”我发言了，“我相信，撇开您作为总统的政治遗产不说，能否扮演好全球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您的政治利益，而不是充当一个单边主义者。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意味着您将违背自己在去年8月所做的公开承诺。此外，我不得不提醒您，您还将在峰会上与中国及苏联领导人会晤，与他们建立一些历史性的联系。”
会场一片寂静，我继续说：“康纳利部长的提议实际上是让您在与一些国家建立新关系的同时，切断我们与另一些国家之间的纽带关系。我相信我们的盟友都会强烈反对这种单边主义行为。不难想象他们将如何报复我们。他们可以简单地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些出口产品征收额外的税收。”让我失望和惊讶的是，与会官员中没人表达看法。其实在此时表态会让他们显得更谨慎，这应该是更好的表达时机。
在我发言期间，康纳利保持着缄默，可他的脸却愤怒得发红。这场会议草草收场了。康纳利随尼克松一起走向玫瑰园，迫切地附在尼克松的耳旁窃窃私语。我想他应该是在劝说总统解雇我。我一把抓住了与我观点一致的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说道：“亚瑟，我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哦，我多希望你在会上表达自己的看法啊！但事已至此，我们必须去拜访亨利·基辛格。”我知道亨利很尊重亚瑟，亚瑟与我一起也能为我的话增添分量。
沿着走廊直走，我们来到了亨利的办公室。我向他大致描述了康纳利的提议，同时还强调，如果在今年11月大选前继续保留这项附加税的话，这额外的一年执行期将严重影响我们与中国和苏联的峰会。如果峰会是在我们与盟国进行贸易战的背景下开启，那总统作为全球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就将受损。我告诉亨利，他必须插手。亚瑟也同意地点了点头。
我提醒亨利，几个星期前，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一名高级助理让·波利亚（Jean Beliard）给我带来了一个秘密消息。他是我的朋友，任职于法国政府。他告诉我，蓬皮杜理解美国对汇率失衡的担忧，并且准备与我们进行谈判。法国人可能会把法郎对美元的汇率提高15%，但条件是他们把法郎升值7.5%，而我们把美元贬值7.5%。我问这位朋友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把法郎升值15%，反正结果都一样。他回答说，不是这样的，这与法国的政治风格有关，与逻辑无关。波利亚说，美方要“分担一些政治负担”，因为美国在财政上的责任承担得比它应该承担的少。（当我把这对话转达给康纳利的时候，他的回答十分露骨：“该死的法国佬！”他当时是这么反应的，后来也多次这么表达。他几乎把这几个字读成了一个词。）尽管如此，法国人的提议还是为尼克松总统废除附加税提供了逻辑依据，当然，也使我们得到了想要的法郎大幅升值。
其实，我敦促亨利采取的这个行动也有不尽完美的地方。例如，法律规定让美元贬值之前，总统要去国会说明情况。在国内，这让总统的面子有些过不去，当然，这也就是法国人所指的“分担一些政治负担”。批评人士会问：“为什么强大的美元不再坚挺了呢？”事实上，这样做有可能实现两个目标：调整美元对估价过低的法郎及其他货币的汇率；让总统能恪守承诺，即附加税是为开启亟需的贸易谈判而暂时实施的。我告诉亨利，和法国人谈成一个协议是很关键的一步。先跨出这一步，我们才能在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谈判中取得好成绩。因此，他必须插手他所不熟悉的汇率领域。
在尼克松前往北京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举行长达一周的峰会前的几周，亨利与法国人达成了协议。不可思议的是，协议居然获得康纳利的“赞同”。与蓬皮杜在亚述尔群岛会晤时，亨利与他达成了法郎对美元升值16%的协议。其中，法郎升值7.5%，美元贬值8.5%。有了这个协议，附加税也随之被废除了。
虽然在这场与康纳利的较量中我胜出了，但他仍然希望把我赶走。幸运的是，选举年的到来为我提供了一条“逃生路线”。1972年早期，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辞去本职，担任尼克松连任选举的财务委员会负责人。这样，尼克松也可以解决我和康纳利之间的僵局了。让我接任商务部长，我和康纳利的权力轨道就不会有冲突了，总统也能保持他在商界的信誉，因为我在商界还是有些声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