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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内阁大清洗
与此同时，选举后的尼克松内阁令人哀痛的大清洗还在继续。
我、劳动部长詹姆斯·霍奇森（James Hodgson）、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交通部长沃尔皮，我们5人已经被解雇。其他许多内阁成员也将在新年前的一个月内离去。受“水门”暗流波及的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Richard Kleindienst）也将在5月前被解职。此外，只给几个小时决定去意大利还是隐退的沃尔皮选择了去意大利。
我参加了一个杂乱的白宫圣诞晚宴。总统阴郁的表情就像一个吝啬鬼对来访的客人说：“呸！胡说八道。”随后，他长篇大论地攻击了《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抱怨它们对他的政府报道不公。后来，他遣散了在场的服务生，命令把门都给关上，弄得好像这些人会泄露他激烈的评论一样。
当然，很少有“白宫卫队”的外部人员，包括我在内，了解“水门事件”对尼克松政府的影响有多深。我只能对整个毁灭过程中的私人仇恨表示惊叹。总统早就获得广大选民的支持，他还有必要树新敌吗？从一些深层的心理角度分析，他是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输的吗？他真的如此渴望敌人，以至于把最好的朋友都当作敌人吗？不管他是出于哪个原因，我很吃惊在最近听到尼克松的录音带。录音带中，他重复激烈地抨击他在媒体中的敌人、教授，甚至包括他的政府成员。听到他如此强烈地支持轰炸另一个“敌人”布鲁金斯学会，我更是震惊不已。
我并没有参与尼克松这些疯狂的反击或白宫策划的“水门事件”掩盖行为。不过，我曾触碰过“水门事件”的浑水。有一次，我听到白宫官员诅咒《华盛顿邮报》，商讨吊销其电视台营业执照，以此报复它对“水门事件”的报道。于是，我前往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办公室告诉她，我对“水门事件”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但是她必须保证《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准确属实的。不然，我确信政府会想办法破坏她的商业利益，包括《华盛顿邮报》的电视台财产。前一年夏天的时候，时任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也透露出这个意思。当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21)问他对《华盛顿邮报》即将发表的一篇报道作何反应时，他回答说：“如果这篇报道发表的话，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奶头小心被大型绞扭机夹住。”这篇报道表示，为帮助尼克松连任，约翰·米歇尔参与了对民主党人的间谍活动。
后来，国会和公众知道了白宫的秘密录音带。白宫顾问约翰·迪恩（John Dean）在1973年早些时候接受参议院质询时说：“总统身边有毒瘤。”后来，尼克松抛弃了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科尔森。我的那番关于肥大腿肚子的发言使我保持了良好的形象。白宫宣布，我将成为总统的“私人代表”，访问自由世界的各国领导，并帮助制订一个我后来称之为“朋友年”的谈判计划。他们还宣布，我将在6月份离开内阁。这个消息颠倒了《时代周刊》早先的猜测：我是可能留下的内阁成员。苏联人似乎很震惊。勃列日涅夫对此表示惊讶，并且让一名使者送来友好表示——他亲笔签名的一张照片，上面写有“谨表尊重”。苏联问题专家告诉我，这种事情很少发生。
如果当时我能留下来，在商务部长这一职位上我还想完成哪些事呢？回想我在商务部13个月的任期，我想，在下一阶段，我会把精力集中在下面一些事情上。
我会期待与工会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会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高度对立所带来的损失。站在工会的角度看，我该如何建立一个专注于创造更多利润的文化和薪酬制度呢？在此基础上，如果公平分配，所有人就都能分到更多的羹，包括员工、管理层和股东。今天，从业者的工资停滞不前，而公司主管的薪酬（包括使其留任的各项红利补贴）已经超过标准了，而且通常不怎么与工作业绩挂钩。这种情况大大加剧了员工心中的不公平感和对管理层的敌意。这种氛围不利于完成竞争市场的必要任务，那就是提高生产力。
此外，我还希望关注那些受害于“创造性毁灭”的员工所面临的困境。最近几年，人们明显地对全球化引起的失业越来越担心（但是通常是由于科技造成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存在这种对失业的恐慌，但中级技术人才却十分紧缺。而且，这些工作面临更少的“海外移民竞争”。我指的是设备维修保养技工。这不仅限于机械系统方面，还包括电器及电子控制系统，比如焊接工、空中交通管制员等。这些岗位要求技术培训，而这类培训并不普及。很明显，我们需要制订一项全国技术培训策略。
这些“调整协助”为从业者提供培训、技术和未来新工作的适应协助。实际上，这更多保护的是从业者的利益，而不是整个行业，但这些协助的成本与其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