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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思想交流的平台
尼克松可能认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是由一群思想肤浅的傻老头组成的。实际上，它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的一些观点正日益成为最强有力且独立的声音之一。
协会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政策立场，所以它适合囊括诸如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前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这类人物，但协会的学者和成员可以自由发表（口头的或书面的）见解。因此，对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听到不同政治派别的评论。当然，并非所有时候都能保持这种开放、自由、到位的交流，但是我可以骄傲地说，协会能从幕后走到前台，由一个牵制外交政策制定的机构变为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有我的一臂之力。
作为董事会的一员，我曾接手很多筹资项目，我猜这就是我能当选主席的重要原因吧！许多人一想到为慈善机构募集资金，即使不心有余悸，也会避而远之，所以时不时会有人追问我何以轻松成为一名执着的筹款人士。我认为父亲对我的影响颇深。生活在父母膝下时，我们兄弟俩都希望父亲少捐点儿，这样我俩就能多得些，但长大懂事之后，我明白了募捐不仅能给那些不走运的人带来快乐，父亲也同样能够从中得到快乐。我对自己说：“如果将募集到的资金捐赠给每一个人，而不管是接受者还是馈赠者都能从中得到如此多的欢乐，那募捐又有什么错呢？”
1985年，大卫·洛克菲勒邀请我主持协会工作，那时的我已过盛年，但这次经历使我又找回了年轻的感觉。
我，一个来自内布拉斯加州乡村小镇的希腊移民后代，能够得到大卫的赏识，对我来说这弥足珍贵。要想做好协会主席，就必须具有熟练的技能、慷慨的作风和谦逊的心态，更别说还要有足够的幽默感了。浮夸有时会在傲慢的行动中滋生，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就是一个例子。我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抵抗它对我们的侵蚀，幽默是我的一剂良药。
在大卫的退休晚宴上，他将自协会主席一位退下。当时晚宴的气氛庄重得有些让人窒息，发言人的奉承甜得有点发腻。我想出了一个我认为能让气氛变轻松的主意。我走到大卫那讨人喜欢的妻子佩吉跟前。佩吉在纽约城外的农场里养了品质一流的公牛，我问她是否有“守规矩”（佩吉爱牛的名字）的照片。其实协会已经准备了一幅大卫的肖像，但我仍问佩吉是否愿意在大卫和来宾们面前展示“守规矩”的照片，并把它当作自己最爱的男人来介绍。她找到一张“守规矩”的正面照片，当佩吉为她最爱的男性的画像揭幕时，一张牛脸出现在众人面前。起先大卫惊呆了，但没一会儿他就随着人群一起开怀大笑了。
作为协会主席，除了使协会成员年轻化、多元化之外，诸多事情中有一件是我迫切想去做的，即改变一些人对协会的偏见。如果不能继续被视为自由主义精英，作为中间派机构组织的我们就应该有更大的影响。我并不对极右派中的极端分子会改变想法抱有很大的期望，约翰·伯奇协会就曾指责我和大卫·洛克菲勒，但我还是去尝试了。
当我在某广播节目中做客时，一名来自蒙大拿州民兵团的陌生人打进了电话。他要我承认协会拥有一大批受控于联合国的地下军队。考虑到大卫、我和那么多协会成员的背景，我不知道这类疯狂的理论从何而来。我提醒这名场外人士，我们的协会成员包括许多著名的保守派成员，如当时的副主席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迪克·切尼、乔治·舒尔茨、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亨利·基辛格等。难道他们也是谋划这场世界霸权阴谋的积极分子吗？还有，顺便问一句，秘密大军藏在哪里呢？听到这里，这个陌生人随即挂断了电话。
1986年，成员们在一项受协会委托的调查中告诉民意调查专家丹尼尔·扬科洛维奇（Daniel Yankelovich），他们希望协会具有更大的公众影响力。于是，随之而来的是备受赞誉的网站、纪实会议、着眼于讨论重大问题的两党特别小组，其研究成果也被公布在众多人士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应当在外交政策中强化经济一体化概念的重要性。2000年，协会为此成立了莫里斯·格林伯格地缘经济研究中心（Maurice R. Greenberg Center for Geoeconomic Studies），致力于包括能源、贸易和移民等问题在内的研究工作。
《外交》（Foreign Affairs）是一本由协会编辑出版、拥有4种国外版本的杂志。在天才编辑吉姆·霍格（Jim Hoge）的领导下，它表现出更趋向于公众化的新动态。这种公众形象必将令协会创始人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