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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谋正在酝酿之中
我进入雷曼兄弟公司后的职位是副董事长兼一个由4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这个执行委员会的其余成员是埃尔曼、海尔曼和安德鲁·塞奇二世（Andrew Sage II），我与塞奇分担副主任的头衔，但他虽然担任这一职务，对管理公司却毫无兴趣。我实际开始工作的日期是6月5日，与在政府工作时4.25万美元的年工资相比，现在30万美元的年薪是明显的增长。在执行委员会内，我主要负责投资业务。如果我还对收购、建设和重组公司有兴趣，那么这项工作就会使我重新回到贝灵巧公司时代。但当时我已经47岁了，前面我已从各个角度详谈了创造财富的问题。我目睹了医生、律师和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很少有人真正富起来。他们的专业知识非常有价值，但他们的收入却非常有限。
投资银行业务更有利可图，但它也不过是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小说《虚荣的篝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的人物谢尔曼·麦考伊（Sherman McCoy）生活的现实版而已。这位债券销售商的妻子把这种生活描绘成捡其他人饭桌上掉下的“金饭粒”。如果提供的信息准确，并做了正确的分析，我在金融、公司兼并与资产收购方面还算得上是个高参。不过，你的建议别人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
对我来说，要想真正赢得财富、给自己带来满足感，就必须拥有、构建和发展企业。你每日的决策能够积累成企业的精神，渐成气势。你可以亲眼目睹自己的一个想法化为有形之物，成为现实的存在。资本收益的税率与劳动收入的税率间差距很大，因而投资企业的风险还得到了减免纳税的奖励。雷曼兄弟公司的历史就是一部以参股方式开办公司的传奇。
在雷曼的参股身份要求我必须往这口锅里投入一些钱。处于我这样地位的合伙人需要投入75万美元左右。考虑到刚离开华盛顿后的财务状况，这笔钱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而且我再也没有更多的艺术藏品可以出售了。我预先得到弗雷德·埃尔曼的同意，我的参股资金可分几个月付清。在没有进行某种审慎的财务审核之前，我不想冒险将我的一大部分财产赌进去。我从公司外聘请了一位会计师审核雷曼内部对公司账面价值的评估。他审查了公司的账簿，向我确认了公司内部的账面价值评估是准确的，根据他的审核报告，我购买了公司的股票。但结果是，我在此处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我到雷曼兄弟公司上班还未满一个月，执行委员会就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有一天，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亚瑟·弗里德（Arthur Fried）推门走进我们正在开会的会议室，他一只手紧紧抓着一札文件，脸色惨白，语气中透出不安。他说，公司的政府债券交易业务已经损失了1 500万～2 000万美元的税前收入。
债券交易业务属于格吕克斯曼负责的业务范围。这些债券理应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定期进行计价，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格吕克斯曼的人赌利率会下降，但利率不但不降反而上升了，而且在不断上升。由于债券价格下跌而现行利率上升，债券的价值一落千丈。同时，为购买这些债券而借贷的成本越来越高，远远超出了这些政府发行的债券所能带来的微薄收益。鉴于公司的股票价值总共只有大约1 700万美元，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投资完全是一场轻率的赌博。
政府债券交易陷入灾难的新闻迅速传遍了威廉街1号大楼。从合伙人、后台办公人员到后勤支持人员，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愤怒，有的近于惊慌。几天之内，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将雷曼兄弟列在了早期预警企业名单上，名单上都是些已经逼近资不抵债危险边缘的企业。公司完全可能破产，很多合伙人都要求格吕克斯曼引咎辞职。
导致这场危机的责任人不仅是格吕克斯曼，弗雷德·埃尔曼也脱不了干系。他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负有领导责任。合伙人的不满情绪很快就达到了必须公开摊牌的地步。7月19日晚，一批高级合伙人被召集到乔治·鲍尔在东河边能够俯瞰联合国广场的公寓内。城市的灯光让人恍若置身仙境，隔河可以遥望皇后区，那里的景色美不胜收。但本次会议的主题却冷冰刺骨，与美景格格不入。
沃伦开诚布公地直捣主题。他说，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但他并不谋求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他说：“在我看来，这个人选是明摆着的，应该由彼得来干。”
他和乔治预先已经给我提过醒，说他将会提出这个建议，但我仍然感到震惊。那时我才进入公司几个星期。我问这些高级合伙人，他们是否真的想让一个华尔街新手成为公司核心管理者。他们的回答同之前我听沃伦所说的如出一辙：我与银行家、交易商或其他派系组成的小圈子都没有任何牵连，再加上我的声誉，恢复公司信誉和吸引客户需要的就是我这样的领导人。他们想知道我是否会接受这份工作。虽然有所顾虑，但我承认正如他们所言，公司内部没有其他更好的人选。我做了肯定的答复。
说实话，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已经按照义务购买了公司相应份额的股票，我的家产有很大一部分与公司绑在了一块儿。我要尽可能地拯救这笔财产，它对我至关重要。我真的非常在意我的财务偿付能力。
套用一句莎士比亚剧本中的话：密谋正在酝酿之中。我首先关心的是，对埃尔曼的让位予以相当的补偿。我想，雷曼兄弟公司目前合伙人之间或合伙人的帮派之间相互戒备，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个局面与公司的领导者是有直接关系的。我毫不怀疑埃尔曼同样会将我划归食肉动物的行列，但我想尽可能有风度地处理这次的继任事宜，而不要令人太难堪。
有几个合伙人告诉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其中一人告诉我：“这狗娘养的不知道仁慈或慷慨是什么东西。”尽管如此，我还是说服乔治和沃伦同我一道在埃尔曼的办公室同他见面。这次会见距高级合伙人的首次密谋会议还不到一个星期，在这期间其他高级合伙人都签署了书面授权文件。
我主持了这次谈话。我对埃尔曼说，政府债券交易损失巨大，对公司造成了重创，客户流失的危险一触即发。合伙人一致决定必须变更公司领导，实现公司的重组，以消化掉这次损失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我个人并没有要求获得这一职务，但合伙人商定选择我作为人选。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我说，“你立即宣布，你决定在今年年底退休，同意由我做你的继任者。你可以说是你自己选聘了我，理由就是你的年龄和健康问题（他已年近70，曾两度发作心脏病）。”“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前的5个月，我会继续作为公司的副董事长，尽我所能使公司正常运作。”我承诺在我接手这一职务时，他为雷曼兄弟公司做出的多年贡献将赢得我慷慨的回报。
当我讲完后，我认为我已经为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提供了一个保全面子的方式。埃尔曼静静地听着我的建议，其一贯的凶神恶煞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一定非常清楚乔治、他的侄子沃伦和其他高级合伙人完全支持这一计划。但最后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的回答：“去你妈的，没门！”
我回头看看我的同伴，想知道他们的反应如何。乔治不愧是外交官出身，他看着埃尔曼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沃伦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我来公司短短的时间内就了解了这一点，虽然他从来没有向我展示。他的绰号是“飓风海尔曼”，但他也害怕一贯专横的叔叔，现在不敢与其对视。他只是默默地瞧着他叔叔的白色短袜，袜子看上去就要掉到黑色皮鞋里面去了。
埃尔曼接着表示，如果要把他赶走，他就要求公司立即归还他的股本金。这不仅是在拒绝一个礼貌而周全的岗位变化，而且是要引爆一枚金融定时炸弹，因为埃尔曼是公司的一个大股东。公司有一个规定，任何人离开，公司都将在一年内归还他们的股本金。但在政府债券交易遭受重大损失后，公司只持有约1 100万美元的股票。而这些股票中半数以上，大约700万美元由四五个最高层的合伙人持有。他们都已年过70了，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死亡或退休而将其持有的短期股份提现的话，公司的财务状况就会进一步恶化，向破产边缘又迈出一步。允许将股份提前变现可以说是一个愚蠢的决定，这样一群阅历丰富的银行家做出这样的决定可以说是荒唐的。显然他们都没意识到堂堂的雷曼兄弟公司会沦落到即将破产的境地，但这就是我当时所要面对的冷酷现实。尽管埃尔曼反对，董事会还是投票决定立即着手进行职务交接。消息在7月27日传了出去，而我在8月1日上任。
重组雷曼
我进入雷曼兄弟公司刚几个星期就成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知道公司内有一些人怀疑我的企业金融知识。但我对自己说，公司已经逼近资不抵债的边缘了，而几个70多岁的老人却可能要求在公司有限的资本中挤出钱来提前将他们巨额的股本金兑现，这就是这些金融天才们干的事。在当时，要将股本金提前一年兑现都是不寻常的事。我知道必须找到说服这些高级合伙人的办法，好让他们同意一项包括延迟退休人员兑现股本金时间的计划。
乔·托马斯是资格最老的合伙人之一，也是公司内部最大的股东。他年近70，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和布莱克－得克公司（Black & Decker）的董事会成员以及好几个独立实体企业的主要持股人，在欧洲还拥有纯种赛马。除此之外，他人缘也颇佳。在早期，乔是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热门人选，远在弗雷德·埃尔曼之上，但他对管理公司没有兴趣。
在目前的情况下，乔的健康状况是更值得关注的。在我发动推迟兑付股本金战役的过程中，我第一次与他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但他建议在他最喜欢的健身俱乐部与我进行谈话，让我很高兴的是，他不是给我雷曼大厦外的一处地址让我自己去找，而是让我在威廉街1号的雷曼大厦11层楼等他。当我走出电梯时，乔站在通向大厅的一处门口，挥手让我过去。他满面笑容地与我打招呼，握手非常有力，让人一下就感到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但他把我引入的房间不像任何一处我所见过的健身俱乐部，它似乎更像是乔的私人酒吧，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我立刻注意到他有一个酒鬼常有的樱桃红鼻子。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从附近一个轮式氧气罐车接过来的一根管子插在他的鼻孔里：乔患有严重的肺气肿。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个水杯，水杯里是波旁威士忌，酒装得满到了杯沿。桌上还有一瓶这种酒，以备他随时添加。
打过招呼后，他就从西装内口袋抽出一根大号的雪茄，划了一根火柴把烟点着。依我看来，这个带有警告意味的动作，预示着我们间的第一次会面将充满火药味儿。乔不仅具有人格魅力，对公司的困难也了如指掌。他欣然同意我的建议，即将股本兑现的时间从1年延长至5年，以使公司能更好地控制资源。乔同意后，我们设法说服除埃尔曼之外的所有高级合伙人接受这一方案。
在解决了一个重大而迫在眉睫的问题后，公司整体的脆弱性却依然存在。为了找出问题所在，我要求手下完成一个分析报告，对雷曼兄弟公司的业务状况详细分析，找出哪些领域盈利，哪些买卖亏本。对一个产品生产线的利润状况和竞争能力进行分析是任何一家公司都要做的标准作业程序。然而，当我了解到雷曼兄弟公司真的一点儿也不清楚其众多业务领域（包括投资银行、经纪公司、资产管理等）的盈利状况时，我深感震惊。公司涉足了如此众多的业务领域，而我所能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别人都在做这些业务。
我们必须迅速填补这项信息和分析的空白。没有这种分析，我完全不知该如何重组雷曼兄弟公司，使之最高效地运营。我知道，到公司外请人来做成本很高，因为他们还要熟悉公司的业务，需要的时间也就较多。而公司内部本来就有很多专家，他们的知识和专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雷曼兄弟公司有幸拥有大批已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优秀员工。让他们来做这件事不仅能节省时间和金钱，而且能让他们得到解决企业问题的机会，而不用只是坐在一边胡乱猜测和干着急。
我们并不是只成立一个审核组，而是按业务分工成立了好几个工作小组，以使对雷曼兄弟公司的各项业务都进行一次审核。不久，一些可靠的分析报告与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就放在了我的桌上。当我们人尽其才地发挥每个人的作用时，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理优势：这些工作不是我强加给他们的，他们的动力来自一种新的团队精神。
作为雷曼兄弟公司新的掌门人，我的部分角色是展示我对公司生存的责任。除采用其他方式外，我还需要向人们展示我清楚目前公司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不是那种需要奢华派头、追求职务待遇的华府官员或企业老板。方法之一就是不摆这些派头。
我选了一间现成的小办公室，面积只有约14平方米，相当于我在商务部办公室的壁橱那么大。我没有订购新家具，而是用现成的。我希望这个行动所表达出的信息能够逐层传遍整个公司。反正我在办公室的时间也不会太多。
我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张，部分原因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试图抢走我们的客户，他们指出雷曼的资金所余不多，公司前景堪忧，已经濒临破产，他们还告诉客户我们所有业务领域的市场份额都在下滑，例如：在上市股本证券的保险业务上我们曾一度排名第三，那年夏天我们已经下滑到第六位。因此，我一方面想方设法保持住我们现有的客户群，一方面通过裁员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裁员不仅在底层进行，没有起作用的合伙人也同样在裁员之列。裁员最多的是销售部门、格吕克斯曼的政府债券经营部门和冗员过多的行政管理部门。那年秋天，公司工资名单上的人数下降了25%左右。
我们也不得不主动发起进攻。在已有老客户的基础上发展新客户对公司至关重要。
政府债券交易上的损失使雷曼兄弟公司经历了历史上最困难的一年。截至9月30日财年结束，公司共损失了800万美元。但到了深秋，我们终于停止了亏损，终于又开始盈利了。公司的债务和资产渐趋平衡，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将雷曼兄弟公司的名字从早期警告的名单上去除了。弗雷德·埃尔曼答应稍微延长其股本金的兑付时间，并临时挂了个顾问的头衔。
11月，《纽约时报》报道“危机已经过去”，并将雷曼的合伙人描绘成“齐心协力的团结型团队”。这篇报道还绘声绘色地说，我在华盛顿的不幸经历使我成为华尔街的“白色骑士”；我是借一场自己并未参与谋划的“政变”上的台，成了公司的董事长，展现了跨团队的领导力。
在雷曼兄弟公司的第一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但是，当1974年9月30日到来，一个财年过去的时候，雷曼兄弟公司在我们的努力下已经回到盈利状态。上个财年亏损800万美元，而本财年我们盈利2 500万美元。以现在大幅贬值了的美元来衡量，这笔钱只算得上是零用钱，但在当时，那可是一个使人心跳加快的大数目。
上一年，公司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合伙人也都没有分红。1974年秋天，公司的财务状况依然很紧张，但执行委员会和我一致同意公司应该拿出一部分钱作为本年度来之不易的成功的奖励。我想通过行动表明，公司的复活并非只是顶级合伙人努力的结果。所以我把最高的奖金额（当然是我的）限定在约45万美元。其他五六个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奖金是35万～40万美元，有一人得到了42.5万美元。
这时，小动作和小心眼儿又出现了。把30万美元的奖金支票装进口袋后，有人非常严肃地表达了不满，明确地声明他们有点儿恼火，因为比他们多领了2.5万美元的合伙人并不比他们更能干。他们说奖金分配的黑洞深不可测，不公平，不合理！一年前，当公司处于破产边缘的时候，这些人一个大子儿也没有拿到，现在他们却怨气冲天。
我内心十分愤怒。我一直觉得很难用喊叫或语言来表达我的愤怒。要是换作格吕克斯曼，他肯定会大发雷霆。如果能将这种愤怒情绪用语言表达出来，那可能更有益于我和组织的健康。我对自己说：“这帮被宠坏的忘恩负义的笨蛋！”
我对那些怨天尤人、总觉得别人欠他们的雅皮士从来就看不上眼。我有着大萧条一代的心态。例如：
我的大部分购物都是在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的打折销售日以折上折完成的，因为除了正常的销售折扣外，我作为联邦百货公司的一个董事还可以再打一个折扣。联邦百货属于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所有。虽然那时我有一两百万美元，但始终穿一件波兰仿造的博柏利风衣。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才觉得应该买一件正牌的博柏利风衣了，因为有人偷了我的波兰产赝品。多年来，我一直戴着一块售价34.95美元的天美时手表，直到今天我仍然戴着它。我喜欢这款手表，它字号大，表盘能够发光。
唉，虽然我将雷曼兄弟公司从濒临破产的边缘带回到盈利状态，但我没有改变它贪心不足的食肉动物本性。要扭转公司的风气，该做的事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