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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抗到合作
同年7月末，联合商务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我有一支谈判梦之队，这是我的优势。队员包括我的商务部副部长吉姆·林恩和基辛格的高级助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Helmut Sonnenfeldt）。
在我看来，我们正慢慢脱离与我们最强大的对手对抗的轨道，转而与之建立合作框架，但贸易纠纷是在所难免的，也是无法彻底解决的。许多国家借助传统的多边机构，解决他们之间的贸易纠纷，而苏联自认为正在世界范围内领导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以此代替西方的民主资本主义。它是不会参与这些多边机制的。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国际仲裁机构。
一旦我们商讨出这个关键的仲裁机构，我希望双方能在其他事项上达成一致，以便建立建设性的经济关系。此外，这个贸易协定必须是综合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由于个别问题而使整个协定破碎。我们面临许多贸易难题：
苏联的最惠国待遇使它能和我们的其他贸易伙伴一样，享有关税优惠；商定进出口贷款，为进出口项目提供资金；制定海事协议，规定两国之间哪方的货船有权运输，甚至要规定哪方负责装货，哪方负责卸货；商定专利和版权协议，保护知识产权（主要是我们的知识产权）。还有一点最关键的，也可能是最难解决的：苏联欠美国的债务。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留问题。当年，美国颁布租借法案，为包括苏联在内的盟国运送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食物和军需品。这些租借债务其他盟国都已悉数归还，而苏联却没还一分钱。
在我们出发前往莫斯科前，我们获悉苏联人很擅长谈判。由于恶劣的气候环境和农业生产体系的缺陷，他们非常缺乏小麦和其他作物。而我们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国家。因此，这是一个卖方市场。即便是对农作物出口商进行出口补贴，我们也还是能从对苏联的出口中获得利润。确实，苏联的联络人告诉了我他们所需的作物量。如果出口这一数量的粮食作物，我们就有出口补贴预算来补贴出口商。
但问题是苏联的粮食收购商正秘密地与多个美国供应商进行谈判。其实，他们真正的粮食需求量是原先告诉我们商务部的4倍。只有厄尔·布茨（Earl Butz）掌管下的农业部官员知道苏联人真正的需求量。布茨认为大订单不但能使农业大州获利，而且能帮助尼克松连任。最终，双方签订了价值7.5亿美元的订单。1/4的美国小麦和许多其他谷物被运往苏联，而我们的出口补贴预算却撑不住了，美国的谷物价格也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年内飞涨。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谓的“粮食大劫掠”。换句话说，我们付给苏联人数百万美元，还让他们拿走了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粮食。(19)
但在谷物协议中，我挽回了一些损失。海事惯例规定，往来美国的船运的1/3货运量要由美国工会工人处理，包括装载和卸载。港口装卸工会（Longshoreman's Union）主席罗恩·凯里（Ron Carey）是一个改革派。他问我在对付苏联人上需要什么帮助，我也顺水推舟，把我的困难告诉了他。随后，码头装卸工人做好了拒绝为苏联人装运的准备。我告诉苏联人，我们不想在支付高额的谷物出口补贴后，还补贴码头船运。事实上，他们的装运率已经超出正常市场装运率的10%了。
多勃雷宁跑到基辛格那儿，大声宣泄了他们的不满。但我事前已与基辛格通了气，如果民众认为我们是这协议中愚蠢的一方，后果将很严重。在与苏联的谈判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公平原则。不然，国会很多外交保守人士将破坏总统其他方面的大型计划。当时国会控制在由华盛顿州参议员领导的民主党人手中。
1972年7月8日，尼克松宣布了这项谷物协议。两个星期后，我们代表团将前往莫斯科。
在我们出发前，尼克松传唤我到圣克莱门特的“西部白宫”，给了一些额外的指示。第一个指示就是代表团的领导层不得透露“敏感信息”，也就是只能有我、吉姆·林恩和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3人知晓。然后，我们要通过中央情报机构这一秘密渠道，把这些信息传给他和基辛格。这也就意味着不让国务院真正参与谈判。总统是这么说的：“彼得，你知道的，这些人会把该死的备忘录传给罗杰斯。”
其实，这次不应该把罗杰斯排除在外。同样，我们也会如此对待同行的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其他官员们。每当我们悄悄离开去传达消息，或者3人召开“重要的”秘密会议时，我们都会用一些借口搪塞他们。
除此之外，总统还嘱咐我，在莫斯科时，不要宣布或确认任何新的商贸协议。他说“时机还不成熟”。无论如何，他的叮嘱是我们此次策略的一部分，再说在双边政治谈判有所进展的情况下，由总统和基辛格亲自向外界宣布好消息也是合情合理的。当然，他们还可以使用经济手段实现外交目标。
最后一点是他让基辛格给我传的话，那就是要迎合尼克松好友比比·雷博佐领导的古巴游说团体。苏联不能用停泊在古巴的船只把美国的粮食运回俄罗斯。“但是亨利，”我说道，“苏联人肯定想要效率呀！他们肯定希望货船先将出口产品运往古巴，然后来美国运回粮食。”太难以置信了，我们居然让苏联先运货到古巴，空船返回后，再把空船开到美国装运粮食。
“彼得，你没听明白，”他说，“这是总统的命令。”
带着这个指示，我于1972年7月19日出发前往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