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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金斯，学习新东西的地方
1967年，就在我参加芝加哥“好邻居”计划的那一年，我收到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的口信，我被选入华盛顿最古老、最受人尊敬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理事会。这多少让我感到诧异。我从不掩饰我对公司以外事务的兴趣，但推行平等住房是一回事儿，处理布鲁金斯的各种政策问题则是另一回事儿。布鲁金斯就像一个不可思议的智能大超市，与我在贝灵巧时日复一日处理的那些重复而又枯燥的工作完全不同。一个像我那样的中西部人期待能够扩展深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并已为此做好了准备。事实上，作为共和党人的我将帮助扭转布鲁金斯在政治上偏左的形象。
理事会是学习新东西的好地方，从国内外安全政策到社会经济政策，在这里都能接触到。布鲁金斯具备吸引高级内阁官员做特别指示的资本。林登·约翰逊政府的国防秘书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所做的指示最让人记忆深刻。他在越战问题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来到布鲁金斯。后来，对他了解得越多，我就越觉得他有许多令人钦佩之处，尤其是在他当世界银行行长的时候。他认为没有比越战更糟糕的选择了，正是他对越战的看法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如何不做决定。
麦克纳马拉准备了充分的数据资料，这是他一贯的声誉——用数字加重砝码。在布鲁金斯，他用数据说明美国将赢得对越战争的胜利。他给大家演示了计算机分析的历史上此类战争的数据。他说，这“证明”当正规军的数量超出起义军数量一定比例时，正规军就会获胜。
这种数据至少从两方面来讲是有缺陷的。
首先，它忽视了军队的思想差异。越南军队要比60年前美国在菲律宾打仗时所面对的军队有信仰得多。法军在越战中已经失败了。越南军队愿意为自己的信念作战甚至死亡。许多年后，当我和大卫·洛克菲勒组成一队，通过外交关系协会访问那时已经和平的越南时，这一点得到了更为形象的印证。东道主带我们看了那些隐藏的地道。CIA的调查显示，有7 000多名越南士兵秘密居住在那恶劣的环境中，为防被美军军犬发现，他们还在地道入口附近的树丛周围撒上防狗粉。大卫·洛克菲勒、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erine Graham，《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之一）(14)和我爬进过那些地道。当我们爬出来时，一向衣着得体的大卫看起来蓬头垢面，而凯瑟琳则一点儿也不像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女人。我们在震惊的同时也被深深地打动，人类居然能在那样的环境中生存那么长的时间。
其次，麦克纳马拉的分析忽视了数量。他假设自己输入计算机的越南军队数量数据是准确的，但事实上他无法得知这些数据究竟准确与否。没人知道藏在地道里的越南军队数量到底有多少。
这是个活生生的“因错果即错”的例子，它过于简化了其中的种种因素。这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中都给我上了一课——不要单纯依靠数据。做决定时，定性因素，比如动机，更重要，特别是当数据库中的数字很可能不正确的时候。
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理事会任职期间，我认识了许多有趣又有权的人。早我一年成为理事会成员并于次年当上理事会主席的道格拉斯·狄龙（Doug Dillon）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优雅、温和且体贴的人，虽然比我大16岁，却和我很有共同语言。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我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