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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责任和代际公平
在离开华盛顿之后，我想协助制定公共政策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1981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总统，我更是感受到了这种召唤，就像传教士们所说的神的感召一样。
在回应感召的路上我偶然受到了启示。琼和我一直关注着在东汉普顿附近的一栋房子，毗邻海岸后面的一处礁湖乔治卡池。这是我们一个朋友的房子。我们知道她想精减房屋，甚至连价格都设定好了，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能说服她将房子卖给我们。
房子的主人是玛利亚·罗尔夫（Maria Vernicos Carras Rolfe）。跟我一样，她的父母也是希腊人，但是她在埃及出生，在伦敦长大，一直从事国际商务、投资和慈善事业。玛利亚已故的丈夫西德尼·罗尔夫（Sidney Rolfe）是享有盛誉的国际经济学家，我跟他在很多方面看法一致。1976年他去世后，玛利亚开始经商并传播经济学知识，致力于将妇女引向这个领域的顶端，虽然只是将其介绍给同龄的男性或女性。不仅仅如此，她还做了许多其他事情，比如主持过许多论坛，这让她后来创立了女性经济学圆桌会议。
1981年，玛利亚开始将圆桌会议扶上正轨，并将其经营成了一个正式的教育和网络化论坛。那时，她邀请我在开幕式午餐会上致辞，她说道：“我决定让你来发言。”
同样，我也下定决心要买到她的房子。
作为一名坚持不懈的谈判手，我说：“玛利亚，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买你的房子。如果你同意，我会在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显然，玛利亚没有丰富的谈判经验。“成交，但是有一个条件，”她回应道，“你要在午餐会上谈论里根的预算方案，记住我想要的是一份郑重其事的分析报告。”
我们握手成交。当天下午，我打电话给房产经纪人，让他把我们在东汉普顿的房子放到市场上出售。然后，为了履行我和玛利亚的约定，我对里根的预算方案进行了认真严肃的分析。
我为里根拉票，部分原因是，卡特虽然有着令人钦佩的宏图大志，但却是个不幸的总统。在他的任期内，利率飙升，我对经济状况特别是通货膨胀的前景感到非常忧心和不安。我认为里根属于上层保守派，在财政上也会像其他共和党人一样保守。但事实却让我大吃一惊。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也就是所谓的总统预算方案，让我觉得似乎太乐观了，近乎滑稽的乐观。
里根提出通过大量削减税收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还提出了建立庞大的军事储备，这无疑会增加财政支出，而且不能弥补预算上的任何削减。预算上确有削减支出的提议，但那都只是从一般角度来讨论的，削减的内容并不具体，所以看起来也非常不可信。但在这个削减组合中，不包括最重要的福利项目的削减，如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但里根经济学认为大规模的减税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预计到1984年，即使是在支出增加且税收减少的情况下，净预算也还是会出现盈余。里根的竞争对手、共和党候选人老布什，在竞选失败后出任里根政府的副总统之前，称里根的预算草案为“巫术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说它是“巫术经济学”一点儿都不假。
我的演说虽然有点儿吹毛求疵。但我确实没有看到政府打算削减预算来弥补税收收入的减少和不断增长的军费所带来的缺口。我仅仅是不相信低税率能够带来这种预测的收入急剧增加的状况。所以，我预计会产生庞大的赤字，并且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我认为赤字问题，特别是长期结构性赤字很重要（我现在依然这样认为），我也确实这样说了。
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商业媒体都报道了这篇演讲。可以想象，许多公司和政治团体对此持反对意见。其中，坦率的亨利·福特二世呼吁并希望我能认清形势。
“彼得，”他说，“我们共和党好不容易在总统竞选中获胜，你怎么能如此吹毛求疵呢，特别是在这么早的时候？”
“亨利，你审查过这份预算吗？”我反问道。
没有，他确实没有。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充满了里根式乐观。
《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委员会也试图说服我。我接到一个电话，建议我参加供给学派的里根经济政策讨论会，这样我就会很清楚里根政策的情况。与其说那是一场讨论会，倒不如说是在反复吟诵宗教的经文。我将他们比作牧师是因为他们的主张并不是基于认真分析、历史或实证研究，而只是一种信仰。他们却说是我执着于过去。我并不理解“期望经济”的新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大幅削减税收居然能提高生产力和刺激经济增长。当生产力提高、人们开始追逐不可实现的预期时，经济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由此又会增加联邦税收收入。这就是为什么在1984年，仅仅在3年之后，我们就看见了预算和贸易的盈余，恰恰和里根的预算草案所描绘的一样。
我没有喝苦艾酒，也没有犯糊涂。事实上，对错的感觉在我的脑海中交织在一起了。我曾总结说并不只有里根的经济政策对国家的发展不利，并且如果这种形势持续下去，情形会变得更糟。事实上确实是更糟糕。所以，1982年后期，我说服5位前任财政部长同我一起创立两党联合预算上诉委员会（Bi-Partisan Budget Appeal）。其中3位是共和党人：华盛顿“朋友”约翰·康纳利（1973年他换了政党）、比尔·西蒙（Bill Simon）和我。另外3位是民主党人：麦克·布卢门萨尔（Mike Blumenthal）、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和亨利·福勒（Henry Fowler）。还有100多个首席执行官也加入了我们，他们大多是共和党人。另外，我还招募了一些杰出的律师、大学教师和前政府高级官员，和我们一道努力宣传加强财政责任的必要性。我们在主要报纸上刊登了关于预算上诉委员会的两页广告，吸引了无数眼球，还上了一些宣传性的新闻发布会和电视节目。里根政府对此深恶痛绝。
其实并不仅仅是里根政府需要改变观点。许多共和党人似乎也从来没有赞成过税收削减和他们所厌恶的军事计划，但议会中的民主党人依然用极高的热情来维护和推进这些福利项目。
我特别担忧的是美国的福利体系。193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创立了社会保障体系来缓解经济大萧条积蓄下来的贫苦，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毫无疑问，社会保障缓解了许多贫困的已退休人员持续遭受的金融压力。但那是因为在早期时候，工人的数量比退休人员要多，也就是说工人从雇主那里得到的钱比社会保障项目在老年人身上的支出要多。很快，社会保障的盈余开始扩大，以至于令人无法接受。政治领导人不仅没有像最开始计划的那样从信托基金中让他们分开，反而把信托基金当成银行，用它为其他非社会保障项目融资。同时，随着退休员工数目的增加、人均寿命的延长、福利金额的不断增长以及工人团体的缩小，这个体系就演变成了一个噩梦。因为没有任何检验的办法，所以不管退休人员是否需要，他们都能拿到社会保障金。再加上救济金是与人们生活的花销和平均工资的增长挂钩的，所以救济金的金额不得不经常上调。
想要有人重视这起“火车事故”几乎不可能，原因种种，其中一点是社会保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有年预算结余，而且在华盛顿还有最有力的游说集团为其撑腰。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拥有3 800万的付费成员。在华盛顿没有一个政治家在面对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或者其他老年人的组织时不会被吓到，这些组织会激励成员给国会寄来不计其数的信和大量的投票。
里根总统在应对预算方案最初的批评时，先是小幅缩减赋税规模，后来又不得不增加税收。在社会保障方面，他还提议将提高生活补贴计划延缓6个月执行。但是，当他正准备在未来5年内再将社会保障福利缩减460亿美元时，他遭遇了刺杀。1983年，两党联合的社会保障基金委员会（当时艾伦·格林斯潘任主席）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出人意料的是，里根和民主党众议院议长提普·奥尼尔（Tip O'Neill）都同意了这些建议。在敏感的社保金问题上，这真是两党罕有的妥协举措。
然而，看过里根的预算草案，再看看政府对于巨额社保负担不闻不问的态度，我觉得有必要像保罗·李维尔（Paul Revere）一样挺身而出，敲响警钟。所以，我在1982年12月第一期的《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章分为两个部分，指出仅用了30年时间，美国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占联邦预算的比例就从1950年的1%增长到了1980年的26%！其开支已经超过了美国私人领域厂房、设备和研发的净投资之和。维系美国财富增长的能源供应也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这将严重影响未来几代人的生活，罪魁祸首之一就是猛增的个人所得税。当时我们这些婴儿潮一代的人数量有7 800万，是20世纪80年代老年人口的两倍，这一代人在世纪之交开始退休时，退休队伍会急剧膨胀。我预计，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这个体系必将坍塌。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一项改革方案，分为5个部分：
暂时停止发放生活补助，随后削减这一开销；对享受福利超过其贡献的人征税；降低高收入人群的最初福利；逐渐将退休年龄提高至少3岁；将联邦公务员也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其工作热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逐渐取消成本较高的联邦退休体制。
至于读者方面，因我在《纽约书评》上的哀诉及其大发行量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的好朋友、《纽约书评》的联合创始人杰森·爱泼斯坦一开始就鼓励我动笔写这篇文章，说他很少看到一篇文章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反馈中有不少大众的真知灼见，但大多数回应并非对我赞赏有加。恰恰相反，我被指控为杞人忧天、危言耸听。这种强烈的抗议使《纽约书评》在另外一期标题为《彼得森回应批评》（Peterson Responds to His Critics）的文章中集中讨论了社会保障问题。这期特别登载了批判我观点的文章和我对这些指责的回应。
在这些攻击面前，我坚守了自己的观点。针对我提出的减少高收入人群福利的提议，民主党批评者又故技重施地引用那句话：“针对穷人的方案就是没有前途的方案。”言下之意就是穷人要贿赂富人才能获得应有的帮助。我回应道：“但如果每个人都坐在车上，那么该由谁来推车呢？”我在其他几篇文章中也提及了赤字和福利问题，有一篇刊登在《纽约时报周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上，还有两篇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1987年10月，我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题为《清晨之后》（The Morning After）的文章居然获得了美国国家杂志最佳公众利益奖。
既然多少有了点儿话语权，我决定继续施压。里根时期的政府赤字、急需兑现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资金缺口，仅仅这些挑战就够一大批忧国忧民者忙活的了。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我在上面花费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但我还想做些其他事情。
黛安娜·索耶（Diane Sawyer）是我在白宫工作时认识的挚友，她戏称我是“一位百折不挠的社会改革活动家”。里根政府愤怒地注意到许多共和党的商界朋友也在两党联合预算上诉委员会上签了字。南希·里根同样恼火地发现了这一点。在国务院的聚餐上，我恰好坐在她的旁边。通常，她都是魅力十足的，后来也是。但那天，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干瞪着我。假如我的改革真能发挥点儿作用的话，就不会指望白宫能帮上什么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