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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天才”格兰维尔
詹姆斯·格兰维尔是一个典型的执拗于旧方法的人。
他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库珀，该地位于达拉斯的东北部。他原先是石油行业的一名现场工程师，后转到金融行业。他开发了很多石油和能源领域的客户，令人印象深刻，其中的许多最后都发展为雷曼的大客户。詹姆斯是雷曼兄弟所拥有的众多人才中的一个典型例子。但这种具有破坏性的天才人物，其人生往往总是不大如意。
在1974年我任职的早期，当我们正致力于公司重组时，我预见到公司需要增强在机构投资市场上的力量。机构投资市场包括养老基金、规模较大的大学捐赠基金、共同基金和诸如此类的机构。为此，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分销能力，也就是能够更多地向这些机构推销证券。因此，我们必须加强股票研究力量。执行委员会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或者只是我个人这样认为而已。
米歇尔·哈钦斯（Mitchell Hutchins）是一家迅速成长的公司，其股票研究的水平非常高。它的首席执行官唐·马龙（Don Marron）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有意与我们公司合并。当然，他要求合并后他们公司的员工都要得到妥善的安置，并希望他本人能够得到一个高层的职位。
当我们的谈判正顺利进行的时候，一天，唐·马龙前来拜访，并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他说：“记得你曾说过我们的交易，你们公司内肯定不会有人反对。”
我回答说：“不错，是这样。”我告诉他，执行委员会曾就此事开会并得出完全一致的意见。
他说：“也许是我搞错了。但我刚刚拜访过詹姆斯·格兰维尔，他要我对他所说的话保密，彼得，你必须也承诺对此保密。他说他根本就没同意过。他还一肚子牢骚，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还对你挖苦了一番。我感到很抱歉，彼得，但我知道你能理解我的反应。我绝不会加入这样一个允许对组织不忠诚和搞内部破坏的公司。我认为你应该了解与你打交道的这些人。”
与米歇尔·哈钦斯公司的合并失败了，这对我们想加强研究力量的计划是个沉重的打击，并最终影响了我们的分销能力。我没有就此事与格兰维尔进行过对质，因为我已经答应唐·马龙不会那样做。格兰维尔这样做真是毫无意义，但这个事例清楚地反映出雷曼兄弟公司内部互相拆台的作风。
在安迈信公司的分销业务中，格兰维尔故伎重演。安迈信公司位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镇，是一个大型矿业公司，开采煤和各种金属矿石，包括铁、铜、铅、锌、镍、铝和黄金等矿石。该公司是雷曼兄弟长期且关系密切的客户。乔治·鲍尔是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但格兰维尔主要负责为该公司提供客户服务。
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石油企业手中都握有大量剩余资金，他们希望能将这些资金用于拓展与他们业务相关的新领域。矿山金属业适合这种需求。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青睐安迈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1975年，格兰维尔确实策划了一次善意的股份互换交易。在这场交易中，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得到了安迈信15.5%的股份，而安迈信获得了急需的资金注入。
然而到了1977年，安迈信的新管理层对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继续介入持反对态度。皮埃尔·古瑟兰（Pierre Gousseland）已成为安迈信的首席执行官，他认为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一心想强行全部收购他的公司。古瑟兰抵御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任何出价，他出价1 200万美元的咨询费，请雷曼公司为其制定一套防御战略。我们设计了一系列步骤，认为这样可以保持安迈信的独立地位。在公司的执行委员会内讨论这套预设方案后，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件事是雷曼兄弟与安迈信之间的秘密，不可泄露。
格兰维尔的业务不仅涉及安迈信，他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也关系密切，并且与其首席执行官比尔·海恩斯（H. J. Haynes）私交甚密。但是安迈信公司花钱聘请雷曼兄弟来帮忙阻止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收购，我们应该对雇主忠诚。这是一种职业道德。
乔治·鲍尔的办公室与我的办公室就隔着一堵墙。8月的一个早晨，他从自己的办公室径直走进我的办公室，并随手关上了门。此刻，他的脸上满是忧虑和苦恼。他说，皮埃尔·古瑟兰刚才打来了电话，有紧急事情需要我们三人当天共进午餐。古瑟兰想利用这次午餐讨论一项他称之为“让人非常烦恼”的新事态。
在雷曼兄弟的一间小餐厅吃了几口后，古瑟兰告诉我们，他从某个绝对可靠的消息来源获知，格兰维尔将我们制订的防御战略计划部分泄露给他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朋友了。古瑟兰接着说，更过分的是，格兰维尔还鼓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对安迈信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听到这里，乔治和我都极为震惊。这是对雷曼兄弟的致命一击。没有任何一家一流的金融公司敢对客户的诚恳、信任、信赖和忠诚掉以轻心，也不会用这些无形资产去做某种交易。如果这种两面三刀的行径泄露出去，那它将严重败坏雷曼的声誉。幸运的是，古瑟兰为乔治·鲍尔和雷曼兄弟公司着想，没有向外界任何人透露此事。
我对格兰维尔的背叛行径怒不可遏，血冲脑门地离开了餐厅。我绞尽脑汁地寻找他这样做的原因，最后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出自古瑟兰所不知道的一次争吵。那次会议中，我们就如何才能更好地照顾到安迈信、格兰维尔和他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朋友这三方的利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据推测，他可能拿了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一大笔兼并费。但格兰维尔不该为了个人的这笔钱而这样做！我们拿了安迈信公司的咨询费就要守信用，他这样做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比我想象得还要大。午餐后，古瑟兰走了。我与乔治回到他的办公室。接下来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在一辆救护车里醒来。乔治·鲍尔只穿了一件衬衫，俯身看着我，另一个急救医务人员在旁边监测着我的生命体征。乔治说：“你突然晕倒了，我们现在正坐车去纽约医院，对你进行诊断。”
一年后，1978年，格兰维尔终于使我忍无可忍。
回到雷曼兄弟后，我立即指示公司的财务人员，向我报告任何违反公司制度或合伙企业精神的行为，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我知道这些事。在合伙人规则中有一项基本规则，即任何一个客户所提供的任何一项投资项目，都应该向所有合伙人公开，所有合伙人都有权承接这个项目。这个逻辑很简单。举例来说，如果在某些情况下，某个合伙人为客户提供了一项重大的财务服务并以个人名义得到客户的报酬，而公司却没有得到利益，那么其获得的个人利益就是以损害公司整体利益为代价的。
雷曼兄弟的风险投资传统意味着公司必然有一定的股本金投资于若干完全公开的客户股票中。鉴于公司对资本不断增加的需求，1978年执行委员会经表决一致同意公司应该尽可能清算这些投资，以增加公司的现金头寸，但这项工作有时很难做。
首先我们必须得到客户的同意，有时谈判很是艰难。但经过公司合伙人齐心协力的工作，我们最终得以清算这些客户股本金，将之转成公司的资金，使公司微薄的资本得到了充实。不过也出现了一个例外事件。
格兰维尔对卖掉雷曼兄弟持有的自由港－迈克墨伦公司的股票。他争辩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严重损害同这家企业的客户关系。这是一家生产铜和黄金的大型金属企业。当雷曼兄弟的高级税务专家罗恩·加拉廷（Ron Gallatin）要求与我见面，在只有我们两人的秘密场所见面后，我才知道格兰维尔反对出售该公司的股票另有原因。
显然，加拉廷很紧张。他首先提醒我，说我曾做过严厉的指示，要求报告任何违反合伙人规则的行为。我再次向他重申我的指示是非常严肃的，并向他保证他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他才继续说下去。他说：
彼得，我知道你在是否卖掉自由港-迈克墨伦公司股票的问题上同格兰维尔意见相左。其实，作为对那笔投资的补偿，客户方私下里同他达成了一笔房地产交易。这笔房地产交易回报丰厚，且税收很低。格兰维尔和几个同事计划自己来做这笔房地产交易。他曾对我说如果我能保守秘密，并义务完成与这笔交易有关的全部税务工作，就分给我5%的交易额。我知道他是一个权势很大的人物，告诉你这件事我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我也知道他要求我做的事情是错误的。
我对罗恩表达了深深的感谢，由于感激和愤怒这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我都有些语无伦次了。然而，我突然想到：他有证据吗？否则也有可能是他在进格兰维尔的谗言，因为我们都清楚如果我与格兰维尔开战，谁将赢得这场战争。我问道：“这件事仍在讨论阶段，还是已经形成了文件？”
罗恩拿出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是随时可以签署的一套完整文件。
格兰维尔的胆大妄为真是惊人。我立即召集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开会。当我简短地介绍完情况，并向他们展示文件后，他们都认为这种行为不能容忍，一致赞成由我与格兰维尔当面对质。
会后我马上约见了他，并拿出了证据。我说：“詹姆斯，一个合格的合伙人对他的同事不应该有这种行为，我想你不会反对这个看法。如果你确实与自由港-迈克墨伦公司达成了这样的交易，这件事足以构成你被解雇的理由。”
他只是耸耸肩，什么话也没有说。几天后，大约是8月初的一天，他与合伙人中3个关系最密切的朋友一道投奔拉扎德兄弟公司去了。虽然格兰维尔带走了雷曼兄弟能源领域的大量客户，但至少对我而言，以这种损失换得他的离开是值得的。现在公司大楼内的空气都变得清新洁净，让人备感舒心。
商业媒体将这一事件视为由拉扎德兄弟公司导演的一场政变。《财富》（Fortune）杂志这样报道：拉扎德兄弟公司“挖他人墙脚，猎走了雷曼4个高层人士，此事震惊整个纽约投资银行界”。雷曼兄弟内部的人当然更明白事情的真相，但总的来说，我们很高兴被人挖了这个墙脚。
当然，格兰维尔不会就这么静悄悄地走掉。他离开后不久，公司就接到一份诉讼通知书。他起诉公司的理由是由他完成的一个煤浆管道相关的项目被估值过低。这个诉讼理由真是荒诞不经，因为他是执行委员会成员，而委员会定期开会，非常正式地批准所有的项目估值。
比这件诉讼官司更可恶的是他寄给乔治·鲍尔的谩骂信件。格兰维尔、乔治和我是雷曼兄弟公司高管层内仅有的几个非犹太人。现在格兰维尔揭开了公司偏见和怨恨的阴暗一面。他的信主要是谩骂这边公司执行委员会中的犹太人的。他指责他们在某些政策上站在以色列一边，而不是美国和它的阿拉伯石油供应国这边，比如归还于1967年的战争中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的政策。他还指责说，执行委员会的主席“隐瞒了”自己的“种族成分”。我就是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我经常公开谈论自己的希腊血统，这样的指责真是荒唐可笑。
大多数执行委员会成员对此都感到十分愤怒，许多人想起诉他。我认为那样做只会扩大矛盾并向外界公开公司内部的不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举动往往会带来两败俱伤的结果。而现实的问题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客户不希望看到他们的银行家陷入这种俗气的纠纷中。
然而，我还是约见了米歇尔·大卫－威尔（Michel David-Weill），他当时是拉扎德兄弟公司的董事长与主理合伙人。他的前任安德烈·迈耶是华尔街的一个传奇人物，以其智力敏锐和粗暴对待同事而闻名。
我说：“华尔街是一个容身艰难且充满竞争的地方，胆小鬼或懦弱之人在这里没有立身之地，这一点我们应该有共识。但对竞争对手的爱国态度提出质疑，我想这超出了竞争的范围。”我递给他格兰维尔那封惹来麻烦的信。
他仔细地阅读了这封信。当他抬起头时，我料定他会同意我的意见。但相反，他把手伸进内口袋里拿出了一支雪茄。他个头不高，雪茄烟却很长。他点燃雪茄，吹出一口烟，然后挥手把烟赶开。他说：“啊，所有人都知道格兰维尔是个什么样的人。但他手上有一批重要的客户。”
“这就可以成为他亵渎我犹太同事的理由吗？”
听我说到这儿，他只是轻蔑地笑了笑。这是一种自鸣得意的人自以为是的微笑，是一种他对他认为的头脑简单和天真的人露出的笑容。
离开时，我几乎难以克制愤怒。曾经有一次，当我为难以扭转雷曼兄弟的风气而深感沮丧时，费利克斯·罗哈廷和我谈到了共同经营拉扎德兄弟公司驻纽约办事处的可行性。当时我要是答应了，那可就惨了。华尔街普遍认同的看法是，雷曼兄弟和拉扎德兄弟这两家公司都患有类似的文化疾病，且病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