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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贬”商务部长
事实上，尼克松总统并没有优雅地邀请我加入他的内阁。同年2月29日，也就是他从中国峰会凯旋后的第二天早上，他让我加入他的内阁，就像一个扬扬得意的船长邀请一只落水的老鼠上船一样。（即使是鲍勃·霍尔德曼，都出人意料地在他的《霍尔德曼日志》（The Haldeman Diaries）中写道，总统的邀请是“失礼的”。）
这种冷冰冰的邀请可能是由于康纳利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我与乔治城“鸡尾酒会团伙”的联系。后来我发现是后者让尼克松恼火。他似乎很开心能听到参议院无须讨论就全票通过我的提名，虽然我的就职仪式上出现了可笑的不同风格的碰撞，它同样显得“失礼”，不过后来回想起来还是很值得回味的。
那天，一大早就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就职仪式上午10点在总统办公室举行。我真希望他能早点通知我就职仪式的时间。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礼仪场合，就职的人肯定希望和家人朋友一同分享那号角声中的喜悦。而现在我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无法召集许多亲朋好友。电话打来的时候，孩子们已经上学去了。我告诉萨莉后，她飞奔去乔治城日间小学接吉姆、大卫和霍莉。那时，吉姆已经14岁了，大卫12岁，他们都留着一头长发，穿着一身邋遢的衣服。这些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自由主义风格，正如一直抗议越战的人们所穿的那样。（在那个流行多毛的年代，我也留了一脸精神的短络腮胡子，一直延伸到耳垂。）
当总统办公室的门最终敞开时，工作人员引入了萨莉和孩子们。这一幕就像尼克松请来了一个批评越南战争的小代表团一样。理着平头的鲍勃·霍尔德曼看了一眼我儿子们的长发，竭力控制住心中的嘲笑。他的表情似乎在说：“这些都非我族类。”是的，他说的没错。
这几个孩子只是外表上像尼克松政府的反对者，萨莉则不一样，她完全就是尼克松政府的反对者。她的着装风格与其他内阁官员的妻子们不同。她喜欢穿紧身的璞琪裤和厚底高跟鞋，而不喜欢那些遮膝的成熟裙装。她留着一头类似女演员简·方达（Jane Fonda）的发型，这是另一种反战的发型样式。同样，与其他内阁官员的妻子相比，萨莉显得更朴实、更前卫。这些女人在布莱尔宫午宴中的举止表明她们也知道这一点。那天的午宴上，妇女们围绕最近的一个冲突进行八卦讨论。冲突的主角是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和《华盛顿邮报》直率的社会专栏作家玛克辛·切希尔（Maxine Cheshire）。据说，辛纳屈用一个以“c”开头的4字母单词骂了玛克辛。我很容易看出其他内阁官员的妻子都不知道这个单词是什么，因为萨莉一来，她们就围着她问这个单词。
最后，萨莉终于忍不住表达了她对尼克松的看法，那都是些负面看法。诚然，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同意她经常表达的蔑视尼克松的观点，但在这届过分猜忌的政府里，这些观点对我的职业来说就像潜在的毒药。后来，我发现萨莉在各种聚会和宴会场合所发表的那些冒昧评论传入了白宫。这些评论让白宫怀疑我的忠诚度。
忠诚，或者说是政治忠诚，被视为尼克松政府最重要的财富。通常，在议事日程中，政治得失是凌驾于政策之上的。严格来说，早些时候，当我还是总统的一名助手时，我也是“白宫卫队”的一员。每天早上，我要在8点钟举行的高级官员会议上做报告。会议由鲍勃·霍尔德曼在总统办公室隔壁的罗斯福厅主持召开。一般来说，每个人每次都坐在同一个位置上。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和我坐在会议桌的一排，内政顾问埃利希曼、新闻秘书罗纳德·泽格勒（Ron Ziegler）、总统首席顾问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坐在我们对面。除了明显的头衔差别外，我们两排人员间还有一个差异，那就是他们3个都是“政治动物”。他们都担任过尼克松的助选先遣人员，也为尼克松扮演其他政治特工角色。在公共政策领域，他们没什么专业知识，甚至也没什么兴趣。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何治理国家，而是如何赢得选举。1972年的选举展开后，他们的行为还向人们证实了，政治特工一旦拥有权力和总统的信任，就是极其危险的。
鲍勃·霍尔德曼注重直接和表达明确的问题，而毫不理会事情中的微妙差别。如果在这些早晨会议中，无论是亨利、舒尔茨还是我在政策讨论中过多地谈论深层次问题，他都有可能会不耐烦地打断我们：“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我对那些抽象的观点没兴趣。”
与他相比，埃利希曼起码对政策还有点儿兴趣，也没他那么傲慢。就像“水门事件”所显示的那样，我认为他是在另外一些更邪恶的人的欺骗下，才会卷入其中的，但毫无疑问，他满脑子想的也是政治得失。从1960年开始，尼克松的3次总统选举工作他都有参与。
泽格勒倒是没怎么陷入“水门事件”的泥潭，不过他也受政治得失驱动，并对尼克松赤胆忠诚。然而，他不是一个擅长策划阴谋的人。
在这几个人中，查克·科尔森尤为恶劣。一些人称他为卡尔·罗夫（Karl Rove）的精神教父，但事实上，他要比这个称号坏得多。他不仅是一位聪明老练的律师，而且是一个有创造思维和偏离正道的政治能手，擅长构思和实施十分卑劣的诡计。他与总统的频繁接触令我非常担忧，因为我认为科尔森释放了总统身上邪恶的一面。尼克松的内心虽然有些偏离正道，但并不严重。然而他很容易在科尔森的恶意鼓动下，疑心大发，误入歧途。
我想用一个不贴切的词来形容科尔森，那就是“揭伤疤者”。他会让尼克松把精力放在一个过去的伤疤上，比如一次冷落、受袭或一些易受攻击的点。然后他会残忍地把这伤疤揭掉，让旧伤口重新暴露，重新流血，而尼克松只有通过科尔森精美绝伦的恶毒报复或破坏才能再次恢复。我相信科尔森是许多肮脏伎俩的主要策划者，包括组织以霍华德·亨特（E. Howard Hunt）为首的白宫入室盗窃队，即臭名昭著的“白宫水管工”。这些伎俩使尼克松陷入大麻烦。很明显，“白宫水管工”的肮脏勾当是科尔森指使的。这个盗窃队闯入了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ilsberg）的主治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企图寻找污蔑他泄露国防部文件的“证据”。后来，又是这些人闯入了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导致后来白宫做出一系列掩盖事实的行为，也最终使尼克松垮台。很明显，科尔森还提议攻击布鲁金斯学会，因为它批评过尼克松。另外，他还帮助编辑了臭名昭著的“敌对名单”。除此之外，后来他还策划了对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妻子的无耻指责。参议员因为挺身维护妻子，所以在总统选举中败下阵来。
除“水门事件”外，科尔森还攻击了亚瑟·伯恩斯，原因是亚瑟没有根据白宫的意愿削减利率。亚瑟曾提议美联储主席一职的工资应该与内阁成员持平，但他并未提议在他任职时就提高工资，而是准备在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上任的时候生效。然而，科尔森却散布谣言说亚瑟想为自己提高工资。媒体对此大肆报道，让亚瑟看起来像个卑鄙之人。事实上，他根本不是那种人。
科尔森的恶行不限于此。他还散布消息，说基辛格在外交上不妥当地“向着”巴基斯坦。基辛格随后发现这是科尔森干的好事。然而当在一次早晨会议上讨论这一事件时，科尔森却对基辛格说：“我坚决支持你。”
“我的一生中还从未如此恐惧过。”结束会议时，基辛格开玩笑地说。
“是啊，”我说道，“与其中的一些人共事就像恺撒与布鲁图做同僚一样。”
担任尼克松内阁的商务部长不但让我脱离了“白宫卫队”，也让我脱离了这个充满毒素的熔炉。在他们看来，我的新职位是明升暗降。
在白宫工作的这些日子里，我了解到尼克松的朋友是如此稀少，而他所拥有的少数友谊有时又使他亲密的顾问班子或外界人士陷入复杂的境地。记得1971年的一天，我和基辛格在加州圣克莱门特市的“西部白宫”一起工作。突然，我收到了总统要召见我的消息。那时，尼克松依然决心说服日本人对日元大幅升值。“我们承受巨大的压力，必须促使这该死的日元升值，”当我到他办公室时他这么跟我说，“你认为我们要让日元升值多少呢？”
这是由现行谈判决定的，但升值幅度是高度机密。假如金融市场或者货币交易商事先知道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上升幅度，那么他们就能从中牟利数十亿美元。当总统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观察到屋内还有一个陌生人。
“总统先生，这个讨论过程需要花些时间，”其实我是在示意这个讨论是高度机密的，“要不迟些，当你没客人的时候，我们再谈这个话题。”
“不，不，你继续讲。”总统坚持让我继续，也没向我介绍他的客人。既然这是他的命令，那么我只好告诉他虽然日本人已把日元升值了6%，但我们的目标是最终达到日元升值17.5%。达到这一数字是很关键的，它能抬高法郎及其他估值过低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
“那家伙是谁？”重新回到“西部白宫”时，我问基辛格。
“哦，那是总统最好的朋友比比·雷博佐（Bebe Rebozo）。”亨利回答说。他还说在总统的坚持下，雷博佐出席过许多高度机密的讨论会。我觉得这很奇怪，因为我们都要接受许多安全检查才能参加这些机密会议。我从来不认为雷博佐利用过这些机密信息，但这让我们明白了尼克松的朋友是如此稀少。我认为在内心深处，尼克松是个厌世者，这很少发生在政治家身上。同样，他也不喜欢闲聊。
在伯尼·萨林斯（Bernie Sahlins）看来，尼克松是一个非常机械、很不自然的人。伯尼是芝加哥著名的“第二城市”总监。这是一个即兴短篇喜剧俱乐部。该俱乐部拥有诸如迈克·尼科尔斯（Mike Nichols）、伊莲·梅（Elaine May）、保罗·林德（Paul Lynde）、夏洛特·雷伊（Charlotte Rae）等喜剧表演天才。我很熟悉这个俱乐部，跟伯尼也是朋友。
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留意到尼克松笑得与情境出奇地不一致。
为了验证他的理论，他把人们说笑话的电影片段做了比对，包括尼克松的。片段中，几乎所有人在开始讲笑话的时候都会先笑一笑。换句话说，他们期待即将讲到的笑话，在讲出来之前自己先享受了一下。而尼克松却只在笑话讲完后露出笑脸，好像他必须要提醒自己：“哦，我刚讲了一个笑话，是时候笑了。”伯尼声称，尼克松的不自然表现出他是一个极端自我保护、很不自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