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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纽约
纽约与华盛顿相距不过300多千米，驾车大约需要4个小时，坐美铁的火车则只需3个小时，乘城际航班仅1个小时就够了，但文化和精神层面上的差异却远远超出了空间上的距离。华盛顿像一家大公司，所有人只忙碌于一件事情——政治；纽约的生活则要丰富得多，或者说至少要广泛得多。
1973年，纽约的财政状况糟糕透顶，几乎濒于破产，而且困扰于刑事犯罪率高、种族关系紧张、贫困和基础设施破旧等问题。英俊的纽约市长约翰·林赛是一个叛逃到民主党阵营的前共和党人，他被总统梦搞得魂不守舍，无心治理这座城市。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纽约也依然保持着其固有的特色。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这个城市脉动的节拍依然不变，永远令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总是给人震撼。
纽约最初使我感到震惊的不是雷曼兄弟公司内食肉动物一般贪婪无度的氛围，要感受到这一点还为时尚早。在这之前，另外一个信息像地震波一样对我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纽约的房价高得不可思议！即使被告知的是史上最低价格，我心里依然感到猛地一震。当我们搬家到华盛顿时，我将温尼特卡镇湖畔的房子卖了12万美元，这套房子有5间带浴室的卧室，还有一个网球场。我们在华盛顿岩溪公园的房子也有5间带浴室的卧室，还有一个私家游泳池和桑拿间，购买这套房子花了20万美元。纽约对我来说就等同于曼哈顿，我不想住在郊区，每天来回通勤。然而在曼哈顿，一套刚刚能住进我一家人的公寓的售价都至少在30万～40万美元。房价如此之高，再加上我在政府工作时倒贴了不少，因此即使把华盛顿的房子卖了，要筹够这么大一笔钱也很困难。纽约合作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所制定的严格的金融资产净值规则更是使购房难上加难。
我们委托的房屋中介在上东区一栋颇为有名的大厦内找到了一处待售的公寓。公寓很宽敞，但初听报价时，我真以为是碰到了抢钱的劫匪。格雷西广场10号，位于第84街的东端，街对面是一个公园，大厦紧靠东河。公寓有5间卧室和6间浴室，要价11万美元，我的现金够付这笔钱。显然，合作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欢迎一位前商务部长住进这栋大厦，即使出价低于他们本来可能给出的要价，他们也接受了。美中不足的是这套公寓必须重新装修才能使用，不过它装修后肯定会是一个漂亮的家。我当即付了9万美金，并答应在3年内付清余款。当现在我告诉我的孩子们当初购房的价格时，他们都认为我是在开玩笑。他们告诉我，格雷西的公寓近期的售价是900万美元！
就这样，住房的大问题就算基本解决了，但还得考虑如何装修。
萨莉和我决定对这套房子的装修不要过于节俭。我知道每个周末许多华尔街的富人都会住到长岛东端，还有的前往纽约北部或康涅狄格州的郊外，但我们享受不起这种奢侈，至少起初享受不起。要在这个城市长期居住下去，我们就必然要将这个新家好好装修一番，但问题又来了，到哪里去筹这笔钱呢？现在我要支付6份学费，因为萨莉在纽约大学读书。迈克尔开始上学前班了，相比纽约德尔顿和布里尔利这样的私立学校的学费，华盛顿私立学校的收费就便宜多了。即使在雷曼兄弟公司领着薪水，我也不得不另外寻找来钱的途径，以便装修格雷西广场的公寓。
10年前我们还在芝加哥时，我收藏了几件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艺术作品。我对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兴趣来自于我曾做过精神分析的经历。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疗法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风靡一时。进行精神分析是一些人实现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特别是一些“眼界开阔”和”知识分子型”的人，他们也可能是要借此寻找一些谈论的话题。我记得我决定按圈内人的说法“躺上长榻”，完全是出于好奇心。一些人，尤其是男人，似乎将进行精神分析看作内心软弱的表现，我当然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敢于自我探索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因为相信自己可以应付任何探索结果。因此，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回顾我的童年时光，拼接我不完整的记忆，分析我所做的梦，并试图用这一切来解释我现在的行为模式。对我进行精神分析的心理医生采用古典的非指示性疗法，因而他很少提示或干预我的思维，而是让我自己在精神的田野上随意漫步，并挑出自己感到最有意义的风景片段。这是一个有益的经历，但难以用言语表达。
通过精神分析，我确实能更多地了解自己的行为模式。妹妹伊莱恩死后，为赢回母亲的关注和爱，我使用了一个小男孩能够想出的各种策略，我现在的行为中依然存在这样的模式。当时我努力表现自己，好让自己在她眼里更可爱，她做的饭我要尽量多吃一点，我还雕刻了那个条纹大理石的盒子，而且我那时做事就像我现在做生意一样追求尽善尽美。只不过我对完美的追求也有些过了头，常常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结果只是向完美的结果靠近了那么一点儿，而且多数情况下完善的都是些影响不大的边缘问题，而我本可以将这些时间和资源用在其他更有价值的地方。
通过对梦进行深入解析、对潜意识中的自我进行透彻研究，我对超现实主义艺术有了共鸣。使我迷上超现实主义艺术的第二个因素是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所著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一书。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是我早就知道并崇拜的人物。该书1950年出版，对美国人的性格做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它将美国人分成有主见的和随大流的两类：前者有自己确定的原则和价值观，后者则听从他人。
另一个因素是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和他的画作——《男人抑或字母》（M Portrait, or the Letter）。
恩斯特在1924年完成了这幅画作。它表现的是一个人体躯干，躯干上长着一颗不具人型的头颅，一只长长的手臂拿着一个麦克风。画面的颜色非常鲜艳，由红色、绿色和紫色组成。
1963年我在巴黎看到它与恩斯特的另一幅作品，以及罗马尼亚画家维克托·布劳纳（Victor Brauner）的一幅画作一道展出。我感到它在对我大声地说话，这是引起我共鸣的第一个恩斯特的作品。麦克风形状的头颅似乎是在舞台上进行某种表演，在我看来，他似乎是要观众来决定他是谁，这是一个没有自我之人的典型例子，我可不希望成为这种人。我不知道恩斯特是否认同我对他这幅画的阐释。
我还曾参加过他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举行的一次宴会，他在那里过冬。当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参加当地一个美术教授的演讲，这位教授试图解释恩斯特画作中表现出的作者心理活动甚至某种潜意识。起先，恩斯特对教授的讲解还只是憋在心里偷偷地笑，但不久他就忍不住大笑出声来。教授大为恼怒，他质问恩斯特是谁，有什么可笑的。这位教授尴尬地了解到，眼前的这位先生就是他要分析和讲解的人，而且他还认真地进行了自以为是的分析和解释。
恩斯特的画引起了我的共鸣，但他的画作所要表达的意思我无法理解，别人也不可能理解。不管怎么说，我用7 000美元买下了3幅画，这几乎相当于我那一年从贝灵巧公司领取的约1.2万美元奖金扣税后的全部数额。
从那时起，我的鉴赏品位也发生了变化，我收藏了更多门类的现代艺术作品，如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的抽象派作品。我逐渐能够欣赏一些画家的画作了，这些画家包括罗斯科（Rothko）、德库宁（De K-ooning）、高尔基（Gorky）、迪班克（Deibenkorn）、马蒂斯（Matisse）、毕加索等。
我当时猜恩斯特和布劳纳的作品应该已经升值了。我认为出售这几幅画可以换回一笔钱，这笔钱可以补贴装修格雷西广场公寓所需的费用。所以我拜访了一个在芝加哥和纽约都有业务的艺术品经销商理查德·费根（Richard Feigen），请他对这些画作进行一下鉴定和估价。
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些画的估价远远超过30万美元。费根私下出售了这3幅画，我得到了35万美元，用于装修绰绰有余。除了在黑石基金的投资外，购买这些画的投资是我所有投资中收益最佳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