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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测试：PPP
埃利希曼带给我的震惊很快就过去了。其实，我根本不应该感到惊讶。尼克松总统向来待人刻薄，甚至连他的老朋友也不能幸免。此前，他在与苏联人的租借法案利息谈判中把罗杰斯搁在一边，让我充当他的排头兵。交通部长约翰·沃尔皮（John Volpe）同样遭到了总统的解雇。
沃尔皮在马萨诸塞州担任过3任州长，并且在1968年共和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名尼克松为总统候选人。随后，他请求成为尼克松的竞选搭档，却被尼克松一口拒绝，因为尼克松希望斯皮罗·阿格纽担任他的副总统，以便实施他的“南方策略”。再后来，尼克松给沃尔皮3个小时决定，要么担任驻意大利大使，要么被解雇。沃尔皮之所以收到这个最后通牒，是因为他经常要求与总统会面。“白宫卫队”认为一个次级部长如此要求是极其放肆的。
相比之下，阿格纽受到的待遇要更为糟糕。尼克松政府利用反自由主义的阿格纽控告左派（民主党）在法治问题上“胆小懦弱，不敢作为”，称他们为“一群喋喋不休的否定者”。这为阿格纽赢得了政治绩点，但是在白宫内，他几乎被孤立着。我从没看他出席过任何一个政策会议。更有甚者，他经常独自在白宫餐厅里吃饭，这令我很吃惊。尼克松和阿格纽是长期的政治同事，然而“白宫卫队”却把他排斥在内部圈子之外。
我和总统算不上有什么亲密关系或朋友情谊。事实上，在1972年大选之后，乔治·舒尔茨向我吐露，白宫高层对我怀有“不安的情绪”。
我能想到的让“白宫卫队”不安的原因太多了。我知道萨莉经常表达对尼克松的厌恶，这些话又传到白宫的耳朵里。甚至我与贝灵巧的前老板兼同事、参议员查克·珀西的长久友谊也可能是一个因素。虽然珀西是名共和党人，但是保守的“白宫卫队”认为他太过自由主义，是个靠不住的人。至于我和总统，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他是怎么看待我的，但是我总认为他对我是一半尊重，一半怀疑。
此外，我认为白宫官员也憎恨媒体对我的优待。不知什么原因，自我担任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助手以来，媒体一直对我进行正面报道。比如，《纽约时报》就曾夸张地称我为“经济基辛格”。其实，我的权力和权限从未达到这个称谓。我在担任商务部长的时候，媒体对我也很好。1972年大选前的几个月，有一篇报道大篇幅地描绘我是一个“贸易政策的重塑者”和“创新人士”。那篇文章和大选后的一篇《时代周刊》文章，把我的“影响力”比作我办公室壁炉上俯视着我的那个人，说我是“继胡佛之后最有权势的商务部长”。
我试着绕开这些比较。我告诉《时代周刊》，我之所以把胡佛的画像挂在办公室的壁炉上，是想用它“提醒我有雄心就会有危险”。我开玩笑地说，一个有权势的商务部长是一个矛盾修饰法。（在那之后，我喜欢上了收集各种矛盾修饰法的例子。在2006年选举之前，我最喜欢的是“众议院道德委员会”。）
《时代周刊》的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在时代出版公司董事会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经历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历届政府都经常抱怨媒体报道不公。然而这次，白宫的一名高级官员打来电话，抱怨他们对彼得森的报道太过“正面”了。
秋天的一个周末，离大选还有一段日子，我和白宫越来越深的隔阂明确地显现出来。那天，我和萨莉前往凯瑟琳·格雷厄姆在弗吉尼亚乡村的格伦·韦尔比农庄去参加聚会。到场的客人包括富有传奇色彩的杂志编辑克莱·费尔克（Clay Felker）和因为编纂一篇国防部文件而前途光明的外交新星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正当我在农庄打网球的时候，克莱的一个助手过来通知我，说一名白宫官员在电话那头等我。霍尔德曼用无所不能的白宫电话总机找到了我。他就某一不重要的事情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已经忘记那回事儿了，但我知道对于我在敌人的阵营娱乐，他很不高兴。尼克松阵营的理论是，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很早的时候，我就向尼克松阵营的人表明，我想拥有怎样的社交生活是我自己的事。
总统也对我的社交很不满意。不久以后，大选尚未开始，我向他简要报告我所预测的能源危机。我认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很可能会受政治因素和利益驱动而大幅提高石油价格，甚至禁运石油，这将更糟糕。此外，我还对尼克松说，能源问题应该和安全问题、贸易问题一起被放在国际议事日程的显要位置。但是总统似乎对此毫无兴趣。我感到在我讲的时候，他摆出的是一张满是挖苦的脸。等我说完，他撇了撇嘴，声音中带着嘲讽地说：“很好，彼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分析。你那些乔治城鸡尾酒会上的朋友对此可能也会感兴趣。”
其实，我早该从这些讯息中知道，我的商务部长之职朝不保夕了。
当你在华盛顿任高官的时候，让你离职的往往不是你邮箱里的一张解雇通知书，而是要自己领悟。当乔治·舒尔茨告诉我白宫对我“不安”的时候，我才最终确切地知道上头的意思。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你下一步该怎么做：要么狼狈地离开，要么优雅地离开。我选择了后者。
到了12月份，也就是大选结束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开始举行离职派对。其中一个派对尤为引人关注。那次，汤姆·布雷登（Tom Braden）和琼·布雷登（Joan Braden）在他们那华美的贝塞斯达房子聚集了我们所有的乔治城社交圈成员：亨利·基辛格、凯瑟琳·格雷厄姆、肯尼迪一家、阿尔索普夫妇、鲍勃·麦克奈玛拉（Bob McNamara）、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 Bright）、前驻外大使及巴黎和会特使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如果那天晚上有人往那儿的餐厅扔一颗炸弹，乔治城社交圈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将被消灭（当时华盛顿仅存的乐趣和智慧也会随之湮灭）。
现场气氛很火爆。我起身敬酒，接下来的台词是我先前就想好的。“我想敬鲍勃·霍尔德曼一杯。”我说道。很明显，他并不在现场。
在场的客人们不安地相互瞄着对方，好像他们认为我喝了太多酒似的。
“正如你们知道的，这届政府对忠诚很重视，”我说道，“如果哪位白宫官员有像你们这样的朋友，他将很不安全。”客人们知道我在说他们后，发出了赞许的笑声。“因此，上头要求我做一个忠诚测试，鲍勃是测试考官。这个测试包含3个标准。这3个标准都是以字母“P”开头的，分别是政治（political）、心理（psychological）和生理（physiological）忠诚。在测试结果没出来前，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们结果，这3项我都不及格。在政治忠诚测试上，鲍勃问我：‘你老婆真的把选票投给麦戈文了吗？’。”听到这儿，在场者都笑了。“我告诉他：‘鲍勃，有一些私密的事情老婆是不会和老公分享的。’在心理忠诚测试上，鲍勃希望我用一个词描述我的朋友查克·珀西。我试着回答说‘共和党人’。答案被否定了。我换了一个，‘芝加哥人’。‘不，’他说道，‘应该是呕吐。’(20)我在生理忠诚测试上也表现不佳。我确实尽了全力。”我补充说：“但是我的腿肚子太肥大，以至于我没法咔嚓一声立正。”
“现在，我要对鲍勃·霍尔德曼说，”我举起酒杯说道，“他开除一个像我这样在忠诚测试上表现差的成员是十分正确的。”
我们一群人说说笑笑，聊到了深夜。之后，我和萨莉高兴地回家了，这种场合总能让人高兴。第二天，我们全家离开美国，前往牙买加，开始了我们两年以来的第一次度假。我吩咐一名我很欣赏的助手、先前在白宫的一个伙计布兰登·斯韦泽（Brandon Sweitzer），让他不要联系我，除非真有什么重要的事。
几天之后，布兰登打来了电话。那是圣诞节的第二天。“部长先生，”他说道，“我认为我应该告诉您，萨莉·奎恩（Sally Quinn）今晨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报道。您不是说那天的派对是不会有人报道的吗？”
“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说道。
“可现在全都写在那篇文章里了，”他说道，“不用担心，这是一篇正面报道，非常正面。但是您说过关于霍尔德曼和肥大腿肚子的笑话吗？”
我惊呆了，心中暗想：哦，天啊，我这把持不住的大嘴！
这篇报道被放在《华盛顿邮报》“时尚”版块的头版，标题为《彼得森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Peterson）文章援引“一位高级白宫官员”的话说：“彼得·彼得森陷入麻烦的原因是他太较真。”但是当时在场的每个人所记住的的确是关于肥大腿肚子的内容。为了报复，霍尔德曼剪下了这篇报道，把它放在总统每日新闻阅读的第一页。无论是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的系列报纸专栏，还是其他大型杂志，到处都在报道这个腿肚子的笑话。这成了华盛顿茶余饭后的谈资。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腿肚子一说一直跟随着我。在德国的时候，当时的德国国防部长（后来的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接待我的时候，也询问了我腿肚子的状况。30年后，前堪萨斯州参议员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Bob Dole）让我卷起裤脚，好让他亲自看看我的腿肚子到底有多肥大。
我在商务部的余下任期混杂着诙谐和悲怅。当时，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处于纽约州长的最后一任任期当中。他希望作为自由主义共和党人参加总统选举的雄心被“南方策略”熄灭了。于是，他请我为他安排一个职位。当我在商务大楼的办公室接待他的时候，他把一只手臂环在我的肩膀上说：“兄弟，让我告诉你一些事。现在你可能感到受冷落，但是在未来，每个人都会记得你做商务部长时的贡献，他们会记得你那腿肚子一说。人人都知道白宫那伙人是一群纳粹主义混蛋。你是第一个有勇气说出来的人。笑话都是如此，它不仅好笑，而且真实。人们会长久地记得你对腿肚子的那番表述。”
一些报道甚至说我是内阁成员中最有预见性的一位。据他们推测，只有我一个人预测出“水门事件”在未来的影响。但这是很可笑的，事实是我在“水门事件”前就被革职了。我确实对“水门事件”的内情一无所知。那些内部信息只有“白宫卫队”知道，我们这些外人是无法了解的。
在围绕我的这些迷你剧结束后不久，我收到了人生中最反常的邀请。总统对我发出私人邀请，让我与他、副总统、他们的家人以及亲密朋友一道坐在专席，参加他的第二任就职典礼和演说。我一直认为我和尼克松是相对比较陌生的，即使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在本书的其他部分对尼克松那复杂、有时扭曲的性格进行过猜测，然而到今天，我还是对他的邀请百思不得其解。我甚至都无法猜测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顺便说一句，我接受了总统意外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