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协和联盟：唤醒财政意识
20世纪80年代末，里根政府的赤字变得越来越庞大，联邦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翻了一番，从原来的23%上升到了45%，经济衰退将公众的目光吸引到财政责任上来。我想这正是开展新一轮基层运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时机。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当民主党候选人保罗·桑格斯（Paul Tsongas）就代际公平和长期财政责任宣传他的主张时，我知道他将成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格拉姆－鲁德曼预算削减赤字的立法之父沃伦·鲁德曼（Warren Rudman）天生就是一个共和党同僚。因此，协和联盟（The Concord Coalition）应运而生。
协和联盟起初由前参议员保罗·桑格斯和沃伦·鲁德曼担任联合主席，我自己则为创始主席。1997年，保罗·桑格斯去世后，前民主党参议员萨姆·纳恩（Sam Nunn）出任联合主席。现在前民主党参议员鲍勃·克里（Bob Kerrey）取代了他的位置，同时，为了维持两党共同领导的完整性，共和党人沃伦和他一起出任联合主席，鲍勃·鲁宾为副主席。
协和联盟在早期取得了一些成就，因此，1993年《60分钟》栏目组邀请我去做一期电视节目。莱丝莉·斯塔尔（Lesley Stahl）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家伙，她说如果我能与来自纽约郊区的100多名老年市民对话，了解他们对福利改革方案的看法，那将会是一期“不错的电视节目”。当然，我可以肯定这是很好的节目。但是，对彼得·彼得森来说就远没有那么好了。然而，这是协议的一部分，况且《60分钟》拥有相当数量的观众。做节目那天，我不再像平时那样自信满满。事实上，我像过去参加公开会议时一样坐立不安。他们会在亿万观众面前朝我扔烂西红柿吗？
在节目中，我不仅举出了老年人福利项目不可持续的客观论据，而且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改革措施，坦白地讲，就是削减福利。例如，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将隐蔽的巨额支票留给我们的孩子，或让我们这代人，就像这个房间里的大多数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一样，通过一个所谓的‘富裕测试’。哪一个更负责也更公平呢？”让我惊讶且高兴的是，居然绝大多数人都投票支持削减福利的措施。
这让我觉得，如果能够直接同美国百姓对话，而不是同那些有着特殊利益的团体对话的话，我们的改革还是很有希望的。
每年协和联盟都会颁发一个“经济爱国者”（Economic Patriot）的奖项给经济界和政治界的杰出人士，他们敢于批判政府赤字横生的现状。获得该奖项的有艾伦·格林斯潘、保罗·沃尔克（Paul Volker）、鲍勃·鲁宾、约翰·麦凯恩、萨姆·纳恩和比尔·克林顿。
不久以后，我们发起了一个名为“唤醒财政意识”（Fiscal Wake Up）的旅行活动，截至目前，我们已经造访过36个主要城市。我们同中间偏左的布鲁斯金学会和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一道传播我们的信息，增强我们的可信度，加强两党间的合作。我们赞助了坐落于纽约时代广场的杜斯特家族（Durst family）国债大钟，它提醒着美国人民公共债务的增长速度是多么迅猛。时任美国总审计长大卫·沃克（David Walker）和我们的执行经理鲍勃·比克斯比（Bob Bixby）是以此次“唤醒财政意识”之旅为题材的纪录片的主角，在这个纪录片中，他俩俨然成了摇滚明星。
总之，自1992年协和联盟成立以来，它产生了喜忧掺半的结果。一方面，我们通常被称为给财政状况提供客观信息的主要的无党派资源。另一方面，我想声明的是，虽然我们持续不断地得到了两党领导人默默的支持，但从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有公开支持我们提议的打算，如对医疗保险和联邦退休计划的结构性改革（包括社会保障的改革）。这样的做法“绝对有必要”，但同时“在政治上还不太可能”，或许“它们是‘无法避免的’但也是‘说不出口的’”。政治家们就像其他动物一样，总会优先考虑生存问题。
福利怪物与美国的未来
克林顿－鲁宾时代给了我一些希望，但时常还带着些沮丧。
克林顿总统在执政期间一定读到过报纸上关于协和联盟的广告，因为无论何时见到我写的东西，他总是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当我在1996年5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第二篇封面文章《社会的不安》（Social Insecurity）后，白宫的朋友告诉我，总统不但读了那篇文章，而且画线做了记号，然后分发给他的领导班子看。
但是，克林顿在一些问题上对美国人民并不是完全坦诚和忠诚。记得有一年，我听了他在某个复活节“周末”会议上的讲话，他告诉听众们，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在未来4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内将继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就是现在的体系没有任何问题。
在那次会议后不久，总统参加了纽约市立图书馆的某次活动，那次活动我也参加了，后来他邀请我晚上在图书馆与他会谈。这次谈话的主题是福利问题。他知识的深度和广度简直令人惊奇。我问：“总统先生，您没有参与过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业务，对吧？”他说：“哦，天啊，这不可能，彼得，就像你所写的和我所了解的那样，信托基金只是一种杜撰。它是一种现金流进、现金流出、现收现付的体系。”我回答说：“是的，总统先生，我觉得信托基金就像是一种矛盾修辞，它根本不能信任，也不能拨款。这些钱已经被用到了其他项目上。”他笑着表示赞同。
那次会面之后，总统幕僚长里奥·帕内塔（Leon Panetta）打电话告诉我，总统准备筹建两党福利和税务改革委员会。共和党参议员约翰·丹福思（John Danforth）和民主党参议员鲍勃·克里联合担任主席。我愿意加入吗？当然。从委员会的前期状况来看，它大有前途。我们在委员会成员中达成了一致：我们不想在实际操作中起任何争执。但残酷的现实是不可避免的。
在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代表就他们推崇的新福利政策做了冗长枯燥的陈述，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那个年代，这些不合逻辑的提议并不让人感到意外。(37)委员会中一个有趣的伙伴艾伦·辛普森（Alan Simpson），他是来自怀俄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对我耳语：“彼得，你用激烈的言辞打击他们，我就用软弱的语言再把他们拉回来。”
我们确实那样做了。
我确信提高福利是一个荒谬可笑的建议，说：“先生，现在的票数是31:1，几乎每一个国会和参议院的成员对现在的福利项目的评价都是‘不可持续’，并且指出截至2025年，福利和福利支出将吞噬掉国家整个的预算。你们打算削减什么？你们拿什么来为增长的福利埋单？”他表示异议，但还是会让他们愉快地“和委员会一起工作”。绝对不能松懈，我说了大概可以表示那层意思的话：“既然如此，好吧，那就和我们一起工作吧！”他无力的回答证实了我的想法。
虽然克林顿有努力改变这个问题的早期迹象，但他的支持并不长久。1998年，总统邀请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与协和联盟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赞助一些与福利有关的“市政厅”会议，他本人也将出席会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表示，如果是其他人而不是我代表协和联盟的话，他们会感觉更加“自在”。因此，协和联盟的常务董事玛莎·菲利普（Martha Phillips）代替我去了（在两党福利委员会会议后，我不是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民间英雄，他们甚至可能把我当成他们的民间敌人）。
第一次市政厅会议是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举行的，克林顿让我们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很显然，他了解更多，会议一开始，他用一张图表展现信托基金在未来几十年内能继续让社会保障体系保持偿还能力。这简直让我难以相信。是我听错了吗？听证会结束后，我立即打电话给玛莎·菲利普，问我是否听错了。她保证说我绝对没有听错。尽管如此，我也不希望同美国总统较量。
最后，尽管总统的两党福利委员会提出福利项目是“不可持续的”，国会也还是没有通过任何改革。而由于“莫妮卡门事件”(38)，克林顿成功毁掉了自己为两党福利委员会所做的努力。
我只好轻叹：“这就是政治。”
21世纪初，小布什给美国民众带来了社会保障私人账户的提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提案其实意在最终取代社会保障项目。证据充分地表明：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把私人账户增加到有偿付能力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来，我认为一张社保大网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能不能增加进去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另一个问题是能否为这些账户筹措资金并储蓄更多的钱。他至少需要一些声望才敢提出这样一个有毒的问题。但是建立私人账户需要再额外借上万亿的钱，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嘲讽。请允许我同你们分享我现在的担忧：在我对本书内容进行最后润饰时，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袭击了我们国家，事隔“大萧条”仅仅4代人的时间，政府债务钟上的空间就将被用完了，这个事实使协和联盟和其他一些主张改革赤字的机构（当然也包括我在2008年成立的彼得森基金会）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试想一下，政府债务钟可以显示13位数的数目和一个美元符号，足够显示的最大数字为9 999 999 999 999美元。但在2008年10月，我们的公共债务高达10万亿美元，那可是10 000 000 000 000美元，政府债务钟的管理人应该丢掉那个亮着的美元符号，并需要定做一个空隙更大的新钟。
事实上，10万亿美元仅仅是我们真正债务和无资金支撑的合约的冰山一角。
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公开和透明在联邦预算中消失殆尽。今天，我们怀有极大异议的10万亿美元的债务还不到未来联邦总债务和无资金支撑的合约总金额（超过56万亿美元）的1/5，其中仅社会保障一项就占了7万亿美元，医疗保险占了34万亿美元。这个56万亿美元的大洞是整个经济规模的4倍，这样的债务也无法融资。除非改变方式，否则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政府债务钟。
国会的伪善同样势不可当。政治家告诉我们，中产阶级必须减税。为什么他们不干脆告诉我们，如果让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保持原样，施加在中产阶级身上的工资税在子女这一代将会增长一倍。这样的税收增长明显是不能考虑的。
因为一系列的企业丑闻和企业部门有限的财务披露，国会非常愤怒和鄙夷，但为了继续渲染他们的伪善，国会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然而，如果真的按照法案中的要求执行，也就是企业每年为政府的退休福利融资，那么每年将会有1.5万亿美元的债务增加，当然赤字也会随之增长至数万亿。如果国会议员是某上市公司的高级职员，那他们将会因为财政披露和胡作非为而面临牢狱之灾。
当想到要喂养福利计划这个怪物时，我们可能会听到那些令人尊敬的人发出的声声呐喊，祈求现在的美国人和美国政府，恳求他们节省更多的钱，以便满足未来投资之用。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忽略这种声音，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不断提醒自己有这样一个永恒不变的方程式：等号的一边是消费，另一边是储蓄及未来的投资。我们可能曾经尝试过，但却没能成功想出一个在消费的同时又能存储同样多美元的妙招。所以消费越多，储蓄就越少。
据我了解，领取福利对我们这些老顽固来说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消费形式，而且是与未来没有多大关系的一种开支。因此，我们当中那些声称正在努力奉献、为美国的未来重新注入活力的人，也许该扪心自问，怎样才能让填满福利花费这个怪物的庞大胃口和满足未来的需求之间达到平衡呢？
写到此处，我和两个月大的侄孙女薇薇安打了个招呼，看到我的瞬间，她便尖叫起来。也许是我良心不安，我发现自己产生了幻觉，好像她已经得知了她的联邦“生日”礼物，若是用现在的美元价值来算的话，就是17.5万美元的债务。假如你愿意的话，这会是她将继承的一个隐藏得完好无缺的金融窟窿。
当今，考虑到美国人正怀着同样的心情、全神贯注地关注当务之急——眼下的金融危机，许多人觉得这不是一个思量福利改革的好时机。但我们却看见奥巴马总统、财政部长盖特纳和一些国会议员们正催促我们去制服这头福利怪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结构性赤字”。为什么？我的一种推测是：我们满口谈论的2万亿美元的年预算赤字能够负担各种各样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时，其他帮助我们融资的国家也在开展空前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这样问题就出现了：谁将借给我们2万亿美元？以什么样的名义借？这还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我们担心的是如何借到这些钱，那么究竟我们怎样才能为42万亿美元的无资金支撑的福利债务和合约融资呢？答案是：我们最好能够给贷方信心，让他们相信我们确实能够更有效地完成。今天的财政危机也许就是由蹩脚的财务管理酿成的。
在我演讲的问答环节，一些简单又无关痛痒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像连环炮似的向我袭来，但这些正是诡计多端的政治候选人们想让大众接受的方法。
“彼得森先生，为什么我们不能摆脱这些该死的专项拨款呢？我得知那些方法能够解决我们的赤字和债务问题。”当然也有人说：“对于你们这些阔佬们来说，如果我们仅用摆脱这些布什颁布的那些该死的税收削减政策，那我完全确信我们能够办到。”最后还有人建议：“如果我们能从伊拉克撤军，这些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不幸的事实在于：即使我们真的把这3件事情全办了，包括消除布什全部的税收削减政策，那也只能填补我们金融窟窿的15%。
在这些长期债务中，医疗保险所占的份额无疑是最大的。不断增长的医疗保险开支不仅会威胁我们的竞争力，而且会拖垮整个经济。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均医疗保险费用是他们的两倍，但是人们的健康状况并没有优越多少。况且美国仍有4 5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美国拥有世界上唯一的开放式成本加成体系和一个不当的费用激励制度，却没有医疗保险预算方案。但在某些方面，我们又完全缺乏费用的激励。这个不当的体系滋生了许多没有必要且昂贵的医疗过程。美国臃肿而异常昂贵的诉讼体系也是世界罕见。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我的背部问题。
我患有狭窄症，简单地说，就是关节炎的一种。一名著名的骨科医生看了我的磁共振成像（顺便说一句，美国人均磁共振成像设备的数量是其他发达国家的10倍）后说：“彼得，你的背部需要动手术。”我决定向一个不做背部手术的背部专家咨询一下这个问题。他告诉我说：“彼得，关于这种类型的手术，调查显示成功率为50%～60%。你的外科医师没告诉你可以在硬脊膜上注射可的松的事儿吗？”“没有，他没告诉我，”我急切地问道，“在硬脊膜上注射可的松有什么副作用吗？”“没有任何副作用，它不仅可以减轻痛苦，而且很便宜。只是效果持续时间不及背部手术持久。在硬脊膜上注射可的松，再加上多做运动，就能解决你这类背部问题。”值得高兴的是，我选择了后者，并且现在我的背部很健康。
那么我所说的不当的费用激励制度是指什么呢？背部手术需要花费1.4万美元，而我通过咨询得知，可的松注射只需250美元。手术背后的经济意图显而易见。为了更深入地说明我们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合理，我可以更直白：我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背部手术，而只是在臀部打几针。
这个不合理的体系导致全国的医疗程序都产生了众多令人费解的现象。例如，在有些地区，背部手术和摘除前列腺的手术数量是其他地区的6倍。据我所知，美国有红州和蓝州之分，但是能叫我们相信美国也有“不健康的背部州”和“不健康的前列腺州”吗？很明显美国在拥有世界上唯一的开放式成本加成体系的同时，也拥有了不合理的费用激励体制，这是我们所能预见的一个难以置信的结果。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的医疗支出约占总体医疗支出的1/4～1/3（医疗支出的无资金支撑的债务和合约是社会保障的5倍），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然而，还是发生了特丽·夏沃（Terri Schiavo）(39)这样的惨剧。无疑，这种长期繁杂的医疗过程导致的并不仅仅是费用上的问题，还有同样严肃的种族和文化问题，不夸张地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在参观纽约医院的特护病房时，我惊奇地发现众多处于昏迷状态的80～90岁老人，他们得到了非常昂贵的英雄式的生命支撑。关于其他国家是如何处理同类病例的，比如英国，我询问了当时的神经内科主任，也就是我的朋友弗雷德·普拉姆医生（Dr. Fred Plum）。“彼得，”普拉姆医生回答道，“对于这类中风案例，在希望非常渺茫的情况下，英国的神经病学家会把病例转给病人的全科医生，他们会把病人送到疗养所，在那里，病人将会以老人得肺炎的死因死亡，这就是他们通常情况下会做的事。”人们能够想象一下一个美国政治候选人的立场吗？
在叙述这种压抑冗长、不可持续的状况时，我也提到了美国人惊人的消费习性和凄凉的零储蓄比例。由此带来的迅速增长的危险的外债给了其他国家一个“金融断头台”，任何一个不友好的国家都能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害，同时也会影响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利益。简单地说，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我们都必须储蓄更多的钱。
当然还有我们对能源的消耗、对生存环境带来的威胁，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外债。自然而然地，我们在一些不友善的能源供应国面前就会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堪一击。另外，在世界科技和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美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低分数也赫然出现在这份名单之中。
我还可以继续朝这份不可持续状况的名单上添加内容，但我想你已经抓住了要点，并且我希望你能耐心读下去。
事实上，我反复述说的长期的财政不负责状况和代际不公平，以及不断逼近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赤字，都已经成了朋友们取笑的对象。肯尼迪总统著名的演讲稿撰写人泰德·索伦森（Ted Sorensen），已经成了奚落我的人当中最有天赋的一个。关于我之前的一本书，他说：“至于彼得的新书……一旦你放下它，就再也不想拿起来了。”
他还讲过这样一个笑话：
我们两个人都在去中东的飞机上。在飞机降落前，恐怖分子控制了整个飞机，并且扬言要把我和泰德杀死，因为我们之前都当过美国的官员，一个是共和党，另一个是民主党。他们问：“你们俩在死前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
“有，”我说，“临死前我想给飞机上的乘客做一场演讲，是关于美国预算赤字问题和美国梦破灭之间的关系的。”
“那你呢，索伦森，”他们问，“你最后的愿望是什么？”
“嗯，我已经听过彼得森所做的演讲了，”他回答说，“所以在他做演讲之前，你们先杀了我吧！”
我的房子都布置得很漂亮，但认识我的人都会礼貌地提出，我最喜爱的一件家具不是古董桌子，也不是传家宝似的柜子，而是一个可靠的临时演讲台。归根结底，关于各种各样的不可持续的状况，我已经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来研究，不管详细与否，我已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所以读者在阅读下一章的时候会发现，我还是没有从那个临时演讲台上下来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