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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的既得利益
结束历史性的中国访问之后，尼克松把注意力集中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峰会上。峰会将在1972年5月底举行。很少有美国总统能在一年内成功应对一个峰会，而尼克松却希望在4个月内完成两个。其实，他是急需让公众觉得莫斯科峰会是成功的，他知道那样一来，他的连任将更有保证，但这样做的风险很大。
25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为对付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迫不得已结成同盟。打那以后，美国和苏联一直水火不容，相互虎视眈眈，以核武器相互威胁。在那段时间里，没有美国总统访问过苏联，两国在东南亚也明争暗斗。那时，苏联向北越和东欧的附庸国售卖武器，美国则在苏联的阴影下局促不安。
当时世界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双方都看到冷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于是两国考虑构建合作框架，希望能放缓军备竞赛。
任何促使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举措都必须包括建立商业联系，因此对我来说，这次峰会是一次把经济与外交政策相结合的大好时机。如果商业能促进核武器的裁减，并降低冷战的威胁，那该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成就啊！
然而，要实现这一点，我必须先受邀加入美方峰会代表团，而排在我前面的是两个大人物，那就是财政部的约翰·康纳利和国务院的比尔·罗杰斯。他们所在的部门比我的要知名多了，而且他们在参加经济谈判方面有优先权。
我知道康纳利正考虑辞去财政部长一职，转而用民主党领袖的身份为尼克松效力，以便为他将来（作为共和党人）竞选总统(17)做准备。后来，阿格纽被迫辞职，白宫内部传闻尼克松想任命康纳利为新的副总统，但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如果康纳利帮助尼克松竞选的话，财政部长的位置就会空出来，乔治·舒尔茨将接任。我认为我的老朋友乔治可能会支持我担任美苏经济谈判首席代表，并且不管剧情是否如此发展，我知道亨利·基辛格都不会放任康纳利插手美国对苏联和中国事务，也许亨利能助我赢得这个职位。
比尔·罗杰斯与康纳利不同。比尔·罗杰斯是尼克松的老朋友了，他对总统十分忠诚，也颇受总统青睐。早在1952年，尼克松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发表“切克斯演讲”(18)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朋友了。那时，尼克松被控滥用选举资金，而“切克斯演讲”使尼克松得以继续和艾森豪威尔搭档竞选正副总统。比尔·罗杰斯是个很正派的人，也有很好的判断力，但他缺乏亨利那般广博的知识。正如许多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务卿的关系一样，亨利把比尔当成竞争对手，但亨利大可不必为此感到烦恼，因为亨利的办公室与总统办公室很近，所以他和尼克松经常一天会谈好几次。中美峰会正是在他们两人制定的外交政策的推动下展开的，美苏峰会也是如此，比尔·罗杰斯则置身局外。
这些缠绕的情节让我有机会参与此次峰会。
正当峰会快要来临的时候，国内许多利益团体却开始向尼克松施压，要求他说服苏联人多买美国出口的产品。这就意味着政府要向这些出口产业提供出口补贴和资金，借此帮助它们提高农业出口，但农业出口增长的前提是，苏联要有这个经济实力购买。对此，我心中却没谱。于是，我决定仔细研究苏联的经济实力、经济需求和弱点，就像以前进行的“彼得森白宫报告”一样。
研究结果十分惊人，与大多数人对苏联经济的看法大相径庭。
美国人对苏联经济的习惯性思维是：苏联是一个经济强国。这种思维部分源于美国国内工业的利益团体希望吹嘘苏联的实力，借以提高军事开支，他们好从中获益。但是我的研究数据却显示，苏联的经济已陷入巨大的困境。经济的全球竞争正逐步兴起，苏联的经济将在这股浪潮中逐步衰退。我得出的这些证据是很连贯也很有说服力的。在35项工业种类中，苏联只在重机械一项上有竞争力，而且它的工业品都出口到东欧的附庸国，那些国家没有财力，也毫无选择，只能购买“苏联货”。在农业领域，集体农业的内在缺陷使它的作物产量远远不能满足本国需求。
苏联确实有一些竞争优势。它有着巨大的原材料和能源储量，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然而，即使是在这些方面，他们也面临困境。这些资源大都位于苏联偏远地区，开发它们需要财力和专业技能，而这两样都是苏联所缺少的。比如苏联没有能力在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区钻孔开采，也没有从地底开采石油的基础设施。
最重要的是，我们无须补贴出口到苏联的产品，因为事实恰恰相反。苏联人很需要我们的产品，而我们却不怎么需要他们的。此外，从美国的经济总量看，我们与苏联的潜在贸易量只占很小的比例。
尼克松喜欢此类与主流看法相悖的战略分析。好在基辛格也很喜欢。也许先前我是被流放到了商务部，只能和海豚拂绿波合影，但现在，基辛格想让我重回他的团队，探索能达到外交目标的经济政策。苏联经济没有竞争力，它需要美国货。了解这一点让我们有了向苏联施压的筹码，迫使它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合作，包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和越南问题。我们把这一策略称为“联动”或“相互的既得利益”。当然，我们只是含蓄地向苏联表达这一内在联系。我们要让苏联人保留两国经济平等的错觉，这样他们才不会感觉自己被敲诈或因感到羞辱而愤怒回击。事实上，我们将明白，要想双边经济持续合作，外交上就要有实质性的进展。
随后，我就这些问题和尼克松在他的行政办公楼里进行了私下会晤，这是很罕见的。媒体猜测尼克松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峰会将达成一项商务协议。媒体的猜测其实是不正确的，总统和基辛格更注重在武器限制的谈判方面取得成绩，一项综合的贸易协定只是其中的一个关联部分，目的是为了改善双边关系，减少相互的敌意，也就是为了缓和双边关系。当时，“缓和”这个词在外交术语中还不是那么常见。
与尼克松谈完后，基辛格打电话告诉我，尼克松已经决定让我担任美苏联合商务委员会（U. S. -Soviet Joint Commercial Commission）美方代表团的负责人。我高兴极了。通常，商务部被视为内阁中的二级部门，现在它竟然首次有机会参与构建美国与冷战对手间的实质经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