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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商界
我的净资产大幅收缩了。那时候，我清楚地认识到真正赚大钱的是那些投资者和企业主，而不是诸如律师、咨询师和金融顾问等靠自己的专业技能、知识和体力按小时或项目收取工资的人。同样，我知道我不想把我的商业精力投入到有限的一两个工业领域。我在华盛顿工作期间受益最多的，除了众多的人脉外，就是我工作的广度，从与苏联人和日本人谈判到解决诸如海豚和小海豹的问题。我喜欢华盛顿指派我的那些任务所带有的国际焦点，也想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
很明显，有些单位需要我这样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人。在向外界透露出重回商界的意图后，我收到许多职位邀请，也跟有关单位谈过职位。我很感激所有邀请过我的人。我收到过40个加入董事会的邀请和几个公司高级职位的邀请，包括在美国运通担任公司总裁，与该公司传奇的首席执行官霍华德·克拉克（Howard L.Clark）共事。
渐渐地，我把目光投向了华尔街。我没有金融领域的工作经验，但是华尔街流行的一句老话就是：只要掌握二年级的数学，就能在华尔街工作。我认为我有快速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再说华尔街有很多人从事的工作是像把分红或奖金换成可转换债券这样的交易细节，我不需要再学习这些。我有公司运作经验，有许多公司的人脉关系，还有在华盛顿任职期间所积累的国际经验。收到华尔街高级职位的邀请令我感到很荣幸。所罗门兄弟公司想让我加入由几名骨干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帮助他们经营投资银行业务。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也对我发出了邀请，想让我做公司首席执行官。最终，我决定加入雷曼兄弟。雷曼公司长期经营着我真正喜欢的投资业。它不仅对那些新公司进行投资，而且会购买和建立自己的实业公司。我同意担任这家著名公司的副董事长，并于1973年6月5日开始上班。
萨莉一向喜欢纽约，那里的女权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她抓住这个机会，为自己寻找到一个新身份。在那儿，她交了许多新朋友，大多是相对年轻的记者、作家、诗人以及与以前一样的政府之外的自由主义人士。
而且，萨莉找到了另外一个新身份：她想当一名精神治疗医师。早前在华盛顿的时候，她在美利坚大学上过相关专业课程，而且还通过在纽约大学的学习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
但是当我决定离开华盛顿时，华盛顿却不肯放我走。5月末，基辛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急着和我一起吃顿饭。见到他后，他告诉我，尼克松希望我能再承担一个特殊的任务：制订“欧洲年”谈判计划。这项任务并不会影响我接任雷曼兄弟副董事长一职，我能完成好这额外的任务。总统相信，我是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我告诉基辛格，我有点儿心动了，但是要给我几个星期时间，好让我在雷曼兄弟站稳脚跟。也许那时候，我能空出点儿时间完成这项任务。基辛格和乔治·舒尔茨商量了一下，他们认为这样是可行的。
那时，黑格已经取代霍尔德曼，成为尼克松的幕僚长，关于我这项“欧洲年”任务的讨论会是由他负责的。他说，一定要在6月6日宣布我接手这项任务。但我说，这是不可能的。6月5日，我才刚进入雷曼兄弟，第二天就公开接受一项需要飞往欧洲的政府任务，这是不可取的。用尼克松最喜欢的一句话说就是，我希望主次“分明”，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与雷曼兄弟的新搭档们共同致力于公司事务。我需要在新岗位上干上一段时间，然后才能进行突如其来的新华盛顿任务。
黑格坚持选定6月6日。此外，有一个清晨，当我们在电话中互相争辩时，他告诉我，总统坚持让我这么做，甚至还说这是总统的命令。
“黑格，”我对他说，“总统先前任命我去一个无作为的职位，以便甩开我。现在他却坚持让我在规定时间接受一份工作，而且这规定的时间会影响我下一个职业的，这样是毫无道理的。我的答案是‘不’。”
后来，我知道了总统当时到底在忙什么。一连几个月，他几乎都躲在白宫。为了防止“水门”的水位进一步走高，他想办法说服了精明的保守人士梅尔文·莱尔德。莱尔德在1月末离任国防部长一职后，重新加入尼克松政府，担任总统顾问。尼克松将于6月6日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典礼上，宣布莱尔德的新职位。此外，他还想在同一时间也把我任命为总统顾问。显而易见，这是一招计谋。他想借此向外界展示，他已经清除了政府中的不良分子，准备好与正直且具有独立思想的助手一起重新执政了。早前，处处提防的“白宫卫队”当权的时候，他们是不会信任我的。如今，总统深陷困境，却相信能利用我修补他那受损的威望。想想这幅画面的象征意义：
保守的莱尔德站在总统的右边；独立、温和、有着“肥大腿肚”的彼得森站在他的左边。
如果接受总统顾问一职，到最后人们就会觉得我像个傻子，去捍卫即将倒台的政府。因为“水门事件”很快就真相大白了。
昂贵的代价与无价的经历
亨利·基辛格是尼克松政府中未陷入“水门”泥潭的官员之一。1973年9月，我在雷曼兄弟已经任职了几个月。亨利打来电话，问我和萨莉能否去华盛顿参加他的国务卿就职典礼，以及仅限于他好朋友参加的私人宴会。
看到亨利被提升为国务卿，我很兴奋。很明显，他很想要这个职位，也能胜任。就职典礼之后，在白宫还会举办由总统主持的迎宾活动。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上前接受他们的欢迎，但我想如果不去，亨利会认为很奇怪。对于总统，我有什么好怕的呢？
当我走向尼克松时，他看见了我，然后立刻让特勤局员工停止引导客人。他说他有话要对我说。随后，他把我拉到别人听不到的位置说：“彼得，我需要你回来。”他说，我可以任选一个重要的大使职位，比如驻伦敦大使、驻东京大使或驻莫斯科大使。
我尽量礼貌地拒绝他。但是在我离开接待区之后，我想这个古怪的职位邀请再次表明了“水门事件”的风暴已经吞噬了尼克松总统。我要马上回纽约！
很明显，尼克松承受了沉重的压力。至于压力到底有多大，我是看到后来国会起草针对总统的弹劾条款后才知道的。
弹劾条款包括一项指控：他曾收取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政治献金。作为回报，他帮助该公司取消司法部的一项反垄断诉讼。原本这个诉讼会迫使该公司卖掉哈特福德保险公司。巧合的是，总统在1971年让我接见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哈尔·吉宁（Hal Geneen）。来见我的时候，吉宁向我展示了几张图表，声称他们公司对哈特福德保险公司的收购是合法的。
当时我并不了解反垄断法，于是我把吉宁的材料转交给亚瑟·伯恩斯。他是反垄断任务组的负责人。随后，我给约翰·埃利希曼写了张纸条，把我做的告诉了他，然后问他还需要我做什么。他回答说，不必了，因为那天总统和克兰丁斯特（Kleindienst）已经“处理了”这件事。克兰丁斯特当时是司法部副部长。
当时，那件事已经过去了两年多。读着对总统收取该公司政治献金的指控，我回想起那个片段，也主动地把我知道的告诉了司法部。当我与一名调查人员见面的时候，我发现已经记不大清其中的一些细节了。我记得写了张纸条给埃利希曼。于是，这名调查人员快速地翻找手中的文件，然后拿着一张纸问我：“彼得森先生，这就是你说的那张吗？”他问道。
这名调查人员继续说：“彼得森先生，我们注意到你曾给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22)打过电话。”
听到这里，我想起来了。我确实给费利克斯打过电话。
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是他的客户之一，他也是该公司的一名董事。此外，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我为自己的投资项目设立了一个保密委托，而他就是这份委托的执行者。因为政府职员如果有能力影响委托事宜的话，就不能就此进行讨论，这是非法的，这样就有了保密委托一说。
“你没有跟罗哈廷谈过你的保密委托吧？”调查人员问道。
我确信没和他谈过保密委托，也确信没和他谈过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事情。但是我想不起来我们谈过什么。后来，我终于记起来，原来我打电话给他，是为了让他的高级合伙人安德烈·梅尔（Andre Meyer）受邀参加白宫会议。于是，我立刻把想起来的告诉了司法部。那时，我发誓如果哪天重返公职，一定会好好保管记录。
当然，保管最好的记录是尼克松秘密的白宫录音带。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有机会摧毁这些录音带，却没有那么做。难道这是他自我毁灭的方式之一吗？其他人猜测，他是为了高价出售这些录音带。我认为他很痛苦，一方面想保留记录他政治遗产的带子，另一方面又知道这些记录会危害到他。但是他相信，无论如何，他是功大于过的。
从某些方面来说，尼克松的功劳确实大于过失。任职期间，我直接接触到他的狡猾、多疑和其他性格缺陷。但我同样十分尊重他的睿智、勇敢和思维广度。奇怪的是，尽管我们的私人关系好坏掺半，他在离任后和我的关系却变好了。至今我还保留着他在1977年写给我的亲笔信，感谢我“对国家的奉献和突出贡献”，并且补充说，国家仍旧需要我“非比寻常的能力和智慧”。在担任纽约经济俱乐部董事长期间，我曾安排他卸任后在正式晚宴进行了第一次重要演讲。俱乐部董事会告诫我说，这个宴会可能会因此被抵制。恰恰相反，高达三层的华尔道夫大酒店宴会厅在3天内就卖出了所有的票。晚宴上，尼克松漂亮地脱稿讲了40多分钟，令听众们佩服不已。
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他新泽西州萨德尔河的办公室里，我与他见过一面，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他就是在那儿度过余生的。当我到那里的时候，他亲自开了门，因为他已经放弃了特勤局的保护。我们花了一个半小时讨论世界局势。我发现他对世界大事还是了解得那么透彻。此外，他再次展示了他那喜欢攻击政治对手的性格倾向。在一些问题上，他的态度很强硬，他补充说：“彼得，你们那些自由主义的东部精英朋友是不会同意我说的这些的。你知道的，我指的就是那些外交关系协会的迂腐的老蠢货。”
那时，我已在外交关系协会担任主席多年。他突然想起了这个事实，然后添加了一句免责声明：“当然，我不是说你，彼得。”
当我离开的时候，他不知打哪儿冒出一句，问我认不认识他的女婿埃德·考克斯（Ed Cox）。他想讨个人情，请我帮忙把埃德弄进外交关系协会。我克制住笑意，问他：“和那些迂腐的年轻蠢货一起共事吗，总统先生？”
这么多年来，任何事情都没有改变我对自己在华盛顿任职的看法。在尼克松政府任职期间，我得到了一些独特的经历，也建立了一些美好长久的国际友谊。它们为我后来在生意上和大型非营利性组织的机遇铺垫了基石。虽然华盛顿的日子风起云涌，但如果没有在那儿待过30个月，后来的生意和非营利性组织活动就无法成功。
萨莉·奎因曾问我是否为华盛顿的经历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尤其是我在离开贝灵巧时放弃的经济利益。
“是的，你说得没错，”我说道，“我可能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华盛顿的经历的确是无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