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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星评级
大多数投资者很难有机会获得真正中立并且客观的投资建议。经纪人推荐的都是高佣金的投资产品，投资公司吹捧的是当下流行的共同基金。即使是最具职业道德的金融产品提供商，有时也会让人搞不清楚他们提供的产品哪个是对客户最有利的，哪个是为服务提供商自己创造最大利润的。而对于经常见到的骗子，他们从来不会为选择哪条路而感到困惑。
在这个充满利益冲突的荒漠上，有一家看上去独立的公司——晨星公司。从1985年起，这家总部设在芝加哥的咨询公司开始为四大类资产——国内股票、国外股票、应纳税债券和市政债券提供五个等级的评级方案。该公司会给每只基金打出不同的星级，其中一颗星代表最低等级，五颗星则为最高等级。
这些年来，资产类别在不断增多，分级方法也有所改变，但五个星级的分类结构仍保持至今。1996年，晨星公司将它评价的资产等级从原来的4个级别拓展到44个级别，分类标准也增加了，包括投资规模（大盘、中盘和小盘证券）、投资风格（价值型和成长型）、投资领域（技术和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欧洲、日本和拉丁美洲）以及证券类型（可转换、国际和高收益证券）。2002年7月，该公司又将资产种类进一步扩展到48类，并改进了基金评级的计算方法。2003年5月，晨星公司又新增加了11类资产，使资产类别总数达到59类。
晨星公司的评级受到投资者的关注。1999—2003年，由它评出的四星基金和五星基金平均为共同基金带来了106%的现金净流入。假定未参与评级的基金只有44%的现金净流入，用简单的数学运算就可以推断出评级最高和未评级基金一共得到150%的现金净流入。三星、两星和一星基金遭遇净赎回，净赎回资金量占现金净流入量的50%。[21]
晨星公司影响力的一致性表明，迷信星级的投资者十分信任晨星公司的评级体系。如表5.6所示，投资者大量增持星级最高的两类基金，并大量减持三类评级较低的基金。值得注意的是，1999—2003年，四星和五星的基金每年都有资金流入，而一星、两星和三星的基金每年都有资金流出。对于那些认为希望比经验更重要的投资者，他们把大笔资金投入零星级的基金中，结果他们购买了一些收益期限不到3年的基金。晨星评级对投资者的资金投向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使得四星和五星基金这些胜出者的前景被加倍看好，而其他较低星级基金的未来更加渺茫。
很显然，晨星评级体系的威力在于它能够成为投资大众做投资决策时的指南针。但不幸的是，投资者并没有从晨星公司那里获得有价值的帮助，因为该公司的评级体系被证明是极其可笑的。历史业绩以及对风险的衡量为晨星评级提供了便利。最初该公司对风险的定义是“收益率低于90天期的短期国库券”。根据晨星公司的定义，“如果一只基金每个月的收益率都超过这一基准水平，那么它就可以被视为无风险”[22]。即使是最没经验的金融学专业的新生，也不会贸然把哪只股票型基金称为无风险的。晨星公司的这一体系存在明显缺陷，其败笔就在于它只关注历史数据，只考虑定量测度，并且只使用在基本面上折中的方法来衡量风险。
表5.6 根据净流入排名：晨星的四星和五星基金控制着共同基金的资金流 （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金融研究公司（Financia l Research Corporation）。 说明：晨星公司没有对零星级的基金进行评级，因为它们上市还不到3年。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在互联网泡沫时代晨星公司对科技基金的评级情况。1997年，科技基金的平均评级是2.1星，比倒数第三个等级的基金稍高一点。当然，依靠评级来筛选共同基金的投资者是不会被等级较低的基金所吸引的。1999年，由于科技股的业绩表现极佳，科技基金的平均星级也骤增到4.7级，距离最高等级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1999年年底，在参与评级的科技基金中，有90%已达到五星，如此高的评级又将投资者的资金吸引到这些原本就已经定价过高的股票上。[23]2001年，在这场泡沫崩溃之初，科技基金的平均等级降至2.4星，再一次略低于基金市场的平均等级水平。[24]事实证明，晨星公司对科技基金的评级是非常荒诞的。
对此，晨星公司表现出的坦率也令人侧目，它指出：“收益变化无常的基金很可能会带来亏损，即便它们近期获得了一系列的成功，互联网基金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99年，由于连续数月互联网基金的业绩都超过短期国库券的业绩，它们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下跌风险，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遭受了巨大损失。”[25]晨星意识到自己的评级体系给希望低买高卖的投资者提供了错误的指导。
2002年7月，晨星公司对自身的评级体系做了两处修改，以解决在科技基金的痛苦经历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首先，该公司开始只公布对小类基金的评级结果，并使个别业绩较好的基金不再主宰某一大类基金（因为大类基金的评级已不复存在）。在新体系下，五星科技基金占专业科技基金的比重被限制在10%，五星地产基金占专业地产类基金的比重也被限制在10%。当然，对近60类基金进行评级大大降低了此评级体系对于一般使用者的排名价值。其次，晨星公司改变了衡量风险因素的方法，转而使用“基金业绩的波动，并且更加突出下跌时的业绩变化”。虽然新的风险衡量方法可能比该公司在前17年所使用的幼稚方法有所改进，但我们也无法评价这个改良版本，因为晨星公司认为这种风险损失的衡量方法是其“专利”。
晨星公司没能意识到过往业绩对寻找更好未来业绩的指示作用不大，该公司虽然经常尝试调整其评级体系，却没能让人们看到任何成功的希望。不断地从投资管理产品的大家庭中挑出某些小类的基金是于事无补的。当一组新的基金上升至新创立的小类基金的榜首，就会迫使星级评价体系剔除多余的、业绩好得出人意料的基金。这种星级评价体系只关注历史数据，因而只能发现在过去起作用的因素，却不能发现在未来起作用的因素。在这个拥有持续热情，但一次次遭受长久绝望的市场上，对前瞻性的投资者而言，晨星公司回溯性的业绩衡量方法毫无用处。
但晨星公司至少为投资者提供了一项服务。通过计算去除前端费用和其他费用后的净收益，这种评级方式往往倾向于支持管理高效、有利于股东、免佣或者低佣的基金。晨星公司把投资者的注意力转移到成本的重要性上，即使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这也算是帮助了客户。但不幸的是，宣传眼前的低成本基金并不足以弥补推荐历史业绩好的基金带来的损害。
对晨星评级体系大张旗鼓的宣传加深了投资大众关注历史业绩的倾向，这是非常不幸的。这种纯粹的统计性和回溯性的计算对找出技高一筹的管理公司毫无帮助。但晨星公司的四星和五星评级吸引了投资者，他们将资金投向被神话了的基金。面对20世纪90年代末股市的强劲上涨势头，星级评价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却没能使投资者免受随后的下跌带来的痛楚。理性的投资者是不会相信晨星公司这种一无是处的评级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