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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交易
此外，必须关注两个资产以往的相关性。过去，新兴市场与标普500指数的相关性不高，但现在它们彼此密切相关。正如某些评论员所说：“有牛市，有熊市，也有‘我不在乎’。”这里的“我不在乎”不在乎的是市场走势。他们只在乎一个资产相对于另一个资产的业绩表现。
或许你觉得标普500在上升趋势中不会有太好的表现，于是你卖出SPY，买入纳斯达克ETF QQQQ。在这种情况下，你只关心差价的增加。你假定两者会保持相关性，因此纳斯达克的业绩将会好于SPY。如果要用基本面分析法得出这个结论，你就得比较二者的市盈率，或者采用其他标准来判断成长股的价值是否过高。这只是一种基本面分析法，它没有把我们在索罗斯的例子中看到的情感分析法融合进去。
如果你喜欢用法玛-弗伦奇模型[1]估值，那么某个指数的价值会不会被其中过多的成长股而被拉低呢？这在市场底部可能会发生。相反，在市场见顶时你会看到成长股对指数的影响加重。1999年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时思科和少数几家科技股在纳斯达克的占比为20%多，而标普500指数中的科技股占比也很大。这会引起基本面改变利于基本面的导向性陈述，因为这两种指数本身就偏成长性或价值性。这时，交易者可以持有同等权重的指数，也可以加大基本面指数的权重以抵消这种现象。
支持基本面指数解决方案的学者，如沃顿商学院的杰里米·西格尔（Jeremy Siegel）提议，根据基本面因素如红利或现金流来确定指数的权重。并非所有交易者都认为这个方法从理论上说就一定正确无误，因为谁又能说现金流或红利就是正确的衡量标准呢？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标准更偏向指数中的价值股而对成长股不利。因此，反对加大基本面权重指数的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用某个大的市值指数来检验基本面指数，你得出的回报会更高，但那很可能是因为价值股的业绩一开始就比成长股的业绩好。即便对于基本面权重指数，你也会听到批判者说，那可能是被价值指数拖累的结果。毕竟，除了价值股以外，还有什么股票可能会有较高的派息率或现金流呢？技术股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派息意愿，只要有更好的增长机会，它们肯定更愿意进行再投资，尽量把资金成本保持在最低水平。在成长股当道的日子里，价值股玩家又能在业绩不佳的“折磨”中挺上多久呢？难道大家没说过沃伦·巴菲特已经过时的话吗？而后来当价值股回归时，他又变成神话了。技术分析对于判断“哪个风格更好”这类的基本面预测会有用吗？
图3-10是两个指数在一年时间里的对比，主要是2004年。它是用一个比例图来表示的，标普500的价值为分子，纳斯达克的价值为分母。实际数字没有那么重要，关键是可以利用它们来建立支撑位和阻力位。2004年8月，市场在2004年7月触底后创出新高，因此交易者可以将之用作阻力位和支撑位，并在这时交换仓位。交易者可以做多标普500，做空纳斯达克。请注意，2004年9月初对阻力位进行了试探。你可以推测这次试探不会成功，所以在10月末之前，你都可以做空标普500和买进纳斯达克，而到了10月末，你可以交换仓位，因为已经对7月的支撑位进行了试探。所以你会买进标普500，做空纳斯达克，然后在2005年8月遇到阻力位时再交换仓位。
图 3-10 标普500 SPDRs/纳斯达克100（2004年5月至2005年4月）
资料来源：Used by permission of Stockcharts.com.
运用基本面因素来掌握市场时机、挑选行业的做法一直收效甚微。我们看到了各种成长股和价值股的机会，但问题仍然在于如何利用这些机会。可惜的是，资产增值时人们会重视基本面观点，而一旦资产下降，基本面观点就变得不重要了。这样来回摇摆肯定没什么好处。
运用技术手段来分析相反的意见可能会让人觉得成功概率更大，但这一招在投资决策委员会里吃不开，而且喜欢单干的人一般不愿意顺应大多数。总之，在预测市场的过程中哪一派觉得更自在：基本面派还是技术面派？量化派还是差额派？
由于把握市场时机非常困难，因此，诸如配对交易、另类投资等的非方向性决策以及其他非传统的投资策略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由于这些策略较为复杂，有些甚至尚未得到证实，因此要靠它们取得优异业绩并非易事。
[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尤金·法玛与肯尼斯·弗伦奇一起共同研究的资本市场模型，解释了小盘价值股表现会优于其他股票的原因。——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