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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知著：衍生品与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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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知著：衍生品与宏观经济
期货及衍生品除了在企业、产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以外，在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国际上看，以22种主要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为基础编制的美国商品调查局（CRB）指数，已成为反映和观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经济走向的重要指标。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俄罗斯、沙特财政部在安排财政预算时，均高度关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我们在与智利、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相关政府部门交流时，它们表示非常关注我国的铜、天然橡胶、棕榈油期货价格，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都要定期对这些期货价格进行采集分析。从国内看，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对期货价格越来越重视，铜、锌、铁矿石等工业品以及大豆、棉花、白糖等农产品、国债的期货价格已成为政府部门监测大宗商品等市场变化乃至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并成为判断通货膨胀或紧缩的信号。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编制并每日发布的农产品期货指数、工业品期货指数受到上述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并经常引用。
期货及衍生品作为一种高效的、市场化的风险管理工具，丰富了政府实施公共政策的方式。以农业支持政策为例，由于农产品价格支持、目标价格差价补贴等方式存在实施成本高、扭曲市场、不符合WTO规则等问题，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巴西等国家积极探索利用期权、保险等工具对农民进行补贴。以墨西哥为例，通过政府为农民购买农产品期货期权提供权利金补贴的方式，帮助农民锁定最低粮食销售收入，完善农业补贴制度，用市场化的方式规避了WTO关于不正当竞争的规定。在我国，国家物资储备局和各地方政府在2008年底和2009年初先后出台收储有色金属、橡胶的政策，收储价格都以上海期货交易所对应期货品种的现货月价格作为定价基准，并且要求商品质量符合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交割要求。在矿产权交易中，国家有关部委文件明确规定，要以期货市场的相关商品期货价格作为买卖报价的基准价。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国债期货价格，也成为财政部发行国债定价的主要参考。对资本市场而言，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主要从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两个方面完善了资本市场的制度基础。它不仅使资本市场成为真正有风险管理的市场，吸引了更多参与者进入，扩大了资本市场的规模，并且强化了全球资本市场的竞争，促进了资本跨国流动和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推动了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实体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国际成熟市场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通过风险对冲，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提高资本市场的凝聚力和抗冲击力，进而有利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其他各项功能的发挥。这对全社会的资本积累和扩张、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十分有利。因此，成熟的资本市场需要金融衍生品。它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改革过程将是一个长期的、机会与风险并存的过程。通过增加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风险管理工具供给，不仅可以满足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微观主体风险管理的诉求，也在完善资本市场体系、扩大资本积累、强化创新竞争、改善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
因此，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需要的一种金融工具。政府可以利用期货期权市场提前发现的价格信号更好地分析、调控和管理经济，更灵活、有效地实施国家政策。
[1] 姜洋主编，《股票指数期货演讲论文集》第99页，百家出版社，2003年1月。
[2]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 U.S. G.P.O., 1985. http://hdl.handle.net/2027/umn.31951003073914l.
[3] Apanard (Penny) Prabha, Keith Savard, and Heather Wickramarachi, Deriv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Derivatives: Growth through Risk Management, March 2014. http://www.milkeninstitute.org/publications/view/625.
[4] （美）威廉·N.戈兹曼，K.哥特·罗文霍斯特著，《价值起源》第196页，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24、12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6] 年广久于1979年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靠炒瓜子、卖瓜子致富，1980年、1984年、1992年，他三次入狱，罪名之一为“投机倒把”。2008年，年广久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十大风云人物”。《邓小平文选》中有两次提到年广久：“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91页）；“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1页）。
[7] （美）托马斯·A.海尔奈莫斯，《期货交易经济学》第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8] 出处：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七。
[9] ISDA（国际互换与衍生工具协会），《衍生品工具利用调查报告》，2009年4月。
[10] 米尔肯研究院，《衍生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从风险管理的角度》 ，2014年3月。
[11] 中国证监会网站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xwdd/201504/t20150416 _275089.html。
[12] 以上有关赌博与期货投机的部分内容参考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原董事总经理、中国证监会顾问委员会原委员郑学勤等人的文章。
[13] 米尔肯研究院，《衍生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从风险管理的角度》，2014年3月。
[14] Nance, Smith, and Smithson, 1993; Geczy, Minton, and Schrand, 1997; Gay and Nam, 1998; Allayannis and Ofek, 2001; Lin and Smith, 2007.
[15] 陈晗、刘宇，《衍生品市场发展有利于经济转型》，金融时报，2015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