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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自信：上升的中国“影响力”
未知
制度自信：上升的中国“影响力”
“经济在减速，但影响力没有减。”
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讨论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时，印度《金融快报》以此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说，展望未来，中国可能迎来更缓慢的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2016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至6.3%。但即便增长6%，按照中国10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每年也能为世界经济增加5000亿美元以上，超过美国的贡献，美国在可预计的未来很难为世界增加这么多财富。关注中共全会的不止中国的近邻印度一家。美国《纽约时报》在会议召开前几天颇为矜持地报道称，由于中国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影响世界各地的人，这次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值得关注。而德国媒体则更为直接，德国财经网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当天报道称，中国现在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世界1/3的经济增长来自中国。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力加强，中共全会的世界意义越来越大。[18]中国市场经济大发展、经济实力大增长，不但没有弱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征，而且随着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更加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确实，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更加自信、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在很多领域开始展现自己的影响力，并有意识地加以灵活运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端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有很多学者认为，如果“一带一路”倡议得以成功实施，将重塑世界经济秩序尤其是欧亚大陆秩序，这也标志着中国从过去被动参与为主转向主动引导国际经济合作。这一转变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而且已经开始在多个领域显现。在具体行业和企业方面，高铁和核电成为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标杆，不但在发展中国家取得积极进展，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有所斩获；全球前10大互联网企业中，中国占据了4席（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仅次于美国，互联网金融领跑全球；华为超过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企业；全球前10大银行（按一级资本算）中，中国、美国各占4席。在宏观影响力方面，中国日渐取代西方国家成为许多国家优先选择的贸易伙伴，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20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在提供国际贷款方面已经超过世界银行，同时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也相继投入运营；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到2016年底，中国已与3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2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并于2016年10月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19]
这就是不断上升的中国“影响力”。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亚投行的成立，这被视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当时许多西方国家和媒体并不看好。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署备忘录，标志着亚投行筹建工作迈出关键一步。而随着2015年3月12日英国率先宣布加入亚投行，瑞士随即在3月13日申请加入，法国、德国、意大利则在3月16日同时申请加入。西方主要国家争相加入亚投行，引起了西方媒体超乎寻常的关注。英国《金融时报》在2015年3月13日的评论中说，英国财政部长奥斯本的这一决定体现了英国政府对于与中国大力发展商业关系的渴望，哪怕为此付出惹恼华盛顿的代价。随后该报进一步评论说，任何提升中国的金融形象和威胁美元地位的东西，华盛顿似乎都会断然反对，而中国现在正通过创建金融机构帮助它在亚太地区和全球其他地方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来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华尔街日报》 3月19日提出了如下两个问题：“亚投行是否仅仅是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发动的几乎毫无掩饰的攻击？欧洲对亚投行的热情，对于中、美之间形成的战略竞争意味着什么？”不管西方媒体如何评论，毫无疑问，亚投行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这既出乎美国、日本等坚决抵制亚投行的国家的意料，也出乎印度、新加坡等最早参与亚投行筹建的国家的意料，也可能出乎中国这个亚投行发起国和牵头国的意料。最终，亚投行确定创始成员国57个，其中亚洲国家34个，欧洲国家18个，大洋洲国家2个、非洲国家2个、南美洲国家1个。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仅美国和日本没有加入。
亚投行“朋友圈”的壮大，折射出中国外交理念与行动的国际影响力和接受度，意味着这个机构的产生，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共赢的，反映出许多国家渴望在现行的国际金融治理结构下，有一个能体现和照顾新兴市场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多边金融机构出现。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也预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强大，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开始逐步走向一个和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位置。这是中国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一个真实写照。我们知道，当前的国际金融秩序和治理架构是美国主导的。1944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美国、英国等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架构。这次会议决定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前身）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国际机构，加上1948年生效的关税贸易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形成了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三大支柱。这一体系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放弃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制度，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至今依然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一再强调，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未解体，而是在不断演进。
世异时移。70年风云变幻，全球经济现实版图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既有的经济金融治理体系面临的改革日益迫切。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来看，现有的全球金融体系和治理格局面临几个重要的问题：一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远小于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规则制定过程中，往往忽视新兴市场国家的诉求；二是过度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经常对新兴市场造成冲击，导致其汇率大幅波动并引发金融危机；三是新兴市场国家虽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但其本身所面临的巨大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新兴市场国家要求改革全球金融治理结构的呼声强烈，并且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响应，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以增加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投票权份额。但是总体而言，改革进展滞后且难以令人满意。以世界银行为例，2010年4月25日通过的投票权改革方案，虽然中国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但仍然无法如实反映中国占全球经济15%比重的现实（中国的GDP总量约为美国的2/3，为日本的2.5倍多，但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不到美国的1/3，远小于日本的6.84%），美国的投票权不变，仍然拥有一票否决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提出的份额改革方案，因为美国的拖延，直到2016年10月才最终得以落地。此轮份额改革完成后，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升至42.3%，其中中国的份额从改革前的4%升至6.39%，仍然位列美国（17.4%）和日本（6.46%）之后。但就是这个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做出了大量让步的方案，由于美国占有绝对数量的投票控制权，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影响下，因国会不同意而被搁置了长达6年之久。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此倍感失望，2014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称：“美国国会未能采取必要的立法步骤，使已经被推迟的IMF份额改革得以履行，对此，我深表失望。份额改革的实现将扩大IMF应对其成员国所提需求的能力，并使得IMF的治理更具代表性地体现成员国的活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建立亚投行的倡议。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由于基础设施缺失而对经济增长构成瓶颈的问题；另一方面，世界银行等现有国际多边机构改革滞后，代表性不足，限制了其提供服务的能力。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从2015年到2020年这段时期，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资金需求。因此，亚投行的成立更多的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而非替代。李克强总理2015年3月31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我们倡议建立亚投行的初衷，是亚洲基础设施特别是互联互通建设还有很大资金需求，需要多个多边融资机构给予支持。……亚投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都是并行推动亚洲发展，我们倡导建立这个银行不是要另起炉灶，应该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中国要维护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并且愿意做其中的建设者。如果这个体系需要改革，中方也愿意与各国一道，共同推动这个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20]这就是中国最真实、朴素的想法和心态。部分西方媒体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把大国关系看成“零和博弈”，把亚投行看成中国挑战既有秩序的工具，而中国压根儿就没往这方面想。有西方记者问亚投行行长金立群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放弃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即便美国拒绝中国加入TPP？”金立群回答说：“很简单，我们很包容，我们更慷慨。”[21]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创建并运营好亚投行，是中国和世界的合作与多赢之举，必将深化中国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进一步推动亚洲迈向命运共同体。
亚投行是中国成功运用经济影响力的一个例子。它的成功表明中国已有能力对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做出改革，这为我们发展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前，中国期货市场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时期，已经具备在更高的层次上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国际影响力初步显现。如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铜期货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铜定价基准之一；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铁矿石期货上市以后运行良好，打破了国际矿商垄断铁矿石定价的局面；沪深300股指期货一度成为全球同类期货品种中成交额最大的品种，受到全球资产管理行业的广泛关注。中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刚刚开始，但由于看好中国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美国、德国、英国、俄罗斯、新加坡的期货交易所纷纷提出各种方式，要和中国加强合作。一个没有融入国际的衍生品市场是不可能在世界上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今天亚洲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给中国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尽快融入国际提供了巨大的机遇，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努力取得定价基准的地位，丰富和完善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体系，对世界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