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南树北移：中国市场之适应性
未知
南树北移：中国市场之适应性
经常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往来的人，不知是否注意到一个现象：两座城市街边公园的绿化带上，北京的树木，围着树干那块土的形状，一般是园丁挖出一个凹下去的圆形，而上海的树木，围着树干那块土的圆形则是凸起来的。为什么呢？问过内行专家，他们说这主要和两个城市的降水量有关。北京雨水少，年降水量只有600毫米左右，为了让树木能成活，要把水留住，聚集起来；上海雨水多，年降水量超过1300毫米，到了雨季，积水易使树木烂根，就会死掉，因此要把雨水及时疏导掉，圆形凸起可以防止积水。同样一棵树，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养法就不一样了。不同地区的两个同心圆，讲出不同的大道理。同样都是期货市场，由于存在的“土壤”不同，“养”的时候就必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我国期货市场在市场结构、运行机制、交易方式、监管模式上，既有与发达市场一样具有一般性规律的地方，也有中国自己特殊性的地方。
我国期货市场的探索者，在遵循期货市场普遍性规律的同时，也考虑了我国环境的特殊性，因此，期货市场建设与发展中产生了一些与原来发达市场不完全一样的东西，也正是这些东西使中国期货市场在跌跌撞撞中逐步发展壮大。因为有中国经济大发展、贸易量巨大的背景，虽然有些制度是中国式的，外国人开初不习惯，但在利益追求下，他们也在逐渐适应。这些制度是中国期货市场的创新和亮点，并正在成为国际惯例新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正在起草的《期货法》应加以提炼、概括和总结，并固化入法的内容。
当然，我们的市场还不成熟，许多地方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有一个指导思想应该明确，适合自己发展的才是最好的。正是有了一套在移植、借鉴基础上，根据国情改造与创新后的交易和监管制度，促进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也引来了境外市场的关注。因此，所谓国际惯例，也是集各国成功经验之大成后，贡献自己民族性特色并为国际所接受者也。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期货市场，市场建设初期政府主导和推动、商品价格“双轨制”下合约标的选择、“穿透式”账户管理、“先交钱、后交易”的结算方式、涨跌停板设置、保证金监控、强制减仓制度等，都是国外没有的，但是它们适合中国市场的实际，发展了期货市场，服务了实体经济，壮大了中国实力，那就是好的，不用苛求事事必“国际惯例”。在国际化原油期货市场的制度设计中，我也问过海外的投行与贸易商，中国这套东西与西方不完全一致，会不会影响市场交易。他们的回答是，尽管不符合他们的交易习惯，但只要有利益，他们也会去适应。因此，所谓的影响力、话语权就躲藏在这些具体的规则中，核心是我们的市场对人是否有利可图，是否有吸引力，而不在于我们和发达市场过去的“惯例”是否一模一样、亦步亦趋。对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这可以说是我国期货市场彰显“四个自信”最好的注脚。
我国河南省南阳地区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的交接地带，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是南树北移、南花北送的过渡区域，树木要先移栽到这里一段时间后再北移才能成活，否则会因水土不服而夭折。中国人移来西方市场经济这棵“树”，栽到中国的土壤里，结出了适合中国人肠胃的“果”。借鉴与创新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人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样，在借鉴、移栽西方期货市场的过程中，我国期货市场的耕耘者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与创新，取得了好的收成。目前中国商品期货市场逐步成熟，对国民经济发展开始发挥积极作用，成为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市场。
在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中，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中取一个期货市场“断面”直接移栽到我国，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期货合约交易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标的资产完全由市场定价，行政干预和垄断价格的商品很难作为期货合约上市。而当时中国上市的期货合约，虽然标的资产的价格在逐步放开，但行政力量的影响还很大。因此，在产品合约设计、交易机制创新时，都带上了相应不成熟市场经济的烙印。由于先天不足，在期货市场发展初期，期货合约价格大起大落，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和西方市场不一致的地方，从而带上了中国期货市场的特色。
[1] 吴硕文，上海期货交易所《家园》杂志。
[2] 吴硕文，上海期货交易所《家园》杂志。
[3] 朱德生文，上海期货交易所《家园》杂志。
[4] 1998年，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证券委撤销，其职能并入证监会，证监会升格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对该过程在本书第11章还会有更详细的描述。
[5] 姜洋，《“有多少环节我都打得通”——一个“倒爷”向市委书记透露秘密》，经济日报，1988年8月20日。
[6] 周晓红文，上海期货交易所《家园》杂志。
[7] 杨景民文，上海期货交易所《家园》杂志。
[8] 卢建，《中国期货市场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载《中国期货概览1994》第83页，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年。
[9] 根据FIA统计，2017年全球金属期货合约中，上海铜期货合约成交量排第8位。
[10] 姜洋主编，《世界聚焦中国衍生产品市场》第180页，百家出版社，2004年。
[11] 劳光熊，《上海粮油商品交易所筹建中的点滴回忆》，上海期货交易所《家园》杂志。
[12] 根据CTTC持仓报告（COT）估算得到，法人持仓包括商业客户、互换交易商、资产管理机构、其他可报告头寸等，http://www.cftc.gov/MarketReports/CommitmentsofTraders/ index.htm。
[13] （美）迈克尔·戈勒姆，尼迪·辛格著，王学勤译，《电子化交易所：从交易池向计算机的全球转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
[14] 李小加，《中国特色 国际惯例 市场结构内外观》，香港交易所网志，2015年7月17日。
[15] 数据来源：CME集团2017年年报。
[16] （美）亨利·保尔森，《与中国打交道》第35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
[17] 姜洋主编，《国际期货监管经验与借鉴》第4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3月。
[18] 强制减仓是指在期货交易连续出现同方向单边市时，交易所将当日以涨跌停板价格申报的未成交平仓报单，以当日涨跌停板价格与该合约净持仓赢利客户按照持仓比例自动撮合成交。
[19]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年67号）明确提出，“加快完善期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期货市场品种创新，进一步发挥期货市场的定价、分散风险、套期保值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类似关于期货市场作用的表述在最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的文件中也多有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