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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双轨：探索之艰难起步
未知
价格双轨：探索之艰难起步
近几年，我常乘高铁出差，途中对面来车风驰电掣、呼啸而过，“双轨”使两车在各自的轨道上安全运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商品的价格就如这高铁的“双轨”一样，并行不悖。当然，后来进行了艰难的向市场价格的“单轨”并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期货市场建立时，我国计划经济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需要，国家在一些地方和企业选择了一些国家计划定价外的产品来进行商品交易试点。国家规定：改革试点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内产品生产后，超出计划部分的产品可以由企业在市场上自主定价销售。这样在中国的生产资料上出现了两个价格，一个是国家计划确定的价格，一个是市场决定的价格，市场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当时生产资料普遍紧缺，如钢材、铜材等，其市场价格往往比计划价格高出很多。行文至此，想起1988年8月，我在《经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一些“倒爷”利用关系批条子，获取铜材的市场价与计划价之间的巨大价差利润。[5]那时确实有一些有办法的被称为“倒爷”的人利用“双轨”价格牟利。因此在我国生产资料流通领域，出现了同样一种商品不同价格的“双轨制”现象。由于出现了一部分由市场定价的商品，国家支持期货交易所利用这部分市场化定价的商品进行期货交易试点。一般来说，期货合约的设计必须基于现货是市场化定价的商品，并且有一定的市场化规模。在价格“双轨制”下，商品市场化定价与国家计划定价并行，市场化定价的部分并不多，这就是我国期货市场建立初期面临的实际情况。当时我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设计者和探索者想要找到一种替代商品计划流通与计划价格的方式，这样期货市场就被一些专家学者推荐为替代选择之一。我讲三件事。
第一件事与工业品期货有关。这是发生在主管中国生产资料计划分配的国家物资系统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一直在考虑商品价格改革问题，如何突破国家计划确定商品价格的旧制度，让市场决定商品价格。改革者们大胆探索，推动了商品“价格双轨制”的渐进性改革。到80年代末期，一些经济学家建议加快“双轨制”向市场决定商品价格的“单轨制”并轨，并提出了要在价格改革上“闯关”。当时的国家物资部长柳随年很想利用期货市场来推动这项改革。朱德生回忆说，我们决定建立期货交易所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当时国家规定，工厂生产的铜及其他金属等物资都要统统上交国家。举个例子，那个时候，生产汽车需要多少吨铜、多少吨铝、多少吨钢板，我们都必须很清楚，完全是计划经济模式。成立期货交易所就是为了使其成为生产资料走向市场经济的典型，把期货交易所作为市场经济的开路先锋。当上海金属交易所成立时，明确交易所是“国家计划外有色金属实行跨地区、跨行业交易的重要场所”：一方面，建立期货交易所的目的是想冲破计划经济的藩篱，建立真实反映供求关系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发展又受制于现行经济体制。一位上海金属交易所的筹备者说，中国的物资管理正从高度计划性向社会主义市场化艰难转变，外部政策环境还有很多束缚，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需要一系列配套性措施。这些政策性问题不突破，期货市场将很难建立与发展。因此，没有国家政策支持，就不会产生真正的期货交易。她说：“我国有专门管理价格的政府机构——国家物价总局，它当时虽然支持创办上海金属交易所，但提出三个限制条件。第一，上海金属交易所只能交易计划外的有色金属。第二，不能买空卖空。第三，价格不能完全开放。这第二条意见等于否定了期货交易最基本的条件。为了争取支持，我们派人去国家物价总局解释，通过反复说明，获得他们的理解，最后国家物价总局撤销了这三条意见。金属期货市场就搞起来了。”[6]
企业在期货市场上一开始是用计划外的商品进行现货实物交割。2017年《福布斯》杂志全球矿业企业排名第11名的江铜集团领导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最初参与期货交易时，人们没有想到套期保值，而是想依靠这个市场销售计划外的阴极铜，利用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来进行企业经营管理是后来的事情了。
第二件事与农产品期货有关。这是发生在上海粮食系统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改革，要逐步放开粮食流通。过去我们是用统购统销的办法组织粮食流通的，粮食放开后怎么流通？全国都在想这个问题。不少人认为，和工业品价格市场化一样，粮食价格市场化的关键是“要找到一种替代计划流通的方式”。上海粮食局有个对美国粮食期货市场有点研究的干部提出一个建议说，各地都在搞贸易中心，能不能把贸易中心搞成组织议价粮食流通的交易市场，替代计划流通呢？他心中的这个“交易市场”，其参照物就是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他说，能不能搞一个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那样的粮食市场，搞成会员制，在场内公开交易，场外不能随便交易，让这个交易市场成为粮食放开后替代计划流通和计划价格的方式。那时，上海浦东改革开放在中央积极支持下正热火朝天，这促使上海粮食局大胆向市政府领导建议：在浦东建立大型粮食贸易市场，像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那样开展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发挥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作用。上海市政府和当时的国家商业部都很感兴趣，最终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在1993年初，继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之后，上海粮油交易所正式成立，开始农产品期货交易。第一批进场会员有43家，分别来自全国14个省市。首批上市交易的期货品种有白小麦、红小麦、大豆、玉米、籼米、粳米、豆油、菜油八大品种。后来的期货市场清理整顿中，上海粮油交易所于1999年并入了上海期货交易所。
第三件事与石油期货有关。这是发生在早已并入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上海石油交易所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初，在商品还是计划管制的背景下，期货市场办起来，拿什么交易呢？期货合约标的物如何选择呢？石油和有色金属一样，也是实行价格“双轨制”，可以拿国家计划外石油产品作为期货标的物。筹备上海石油交易所的负责人杨景民回忆了当初的做法。他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石油流通体制进行了调整。之前国际油价在每桶3~4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油价为每吨100元，国际原油价格每桶已经涨到20美元左右了，大庆油田的原油还是国家计划价格每吨100元。改革后，原油和成品油实行一亿吨包干制，不管国际油价高低，计划内的石油按统一价格、统一销售、统一配置、统一流向来执行。但超过一亿吨的产品部分，可按照国际价格出售，随行就市，所获资金用于筹集勘探开发基金。成品油还实行“收率包干”，当时炼油环节总收率可超国家要求水平（国家要求炼油厂产品总收率为90.5%）的1%以上，节约的部分也可以按照国际价格出售，用于筹集勘探开发基金。这两项加起来大体有近2000万吨市场化的石油资源。卖的进市场，买的不批条。期货的标的物就是这部分超产及节约下来的计划外石油，可供交割的总量在2000万吨石油限度内。可以利用这部分资源来进行石油期货交易，这样石油期货市场就搞起来了。[7]1994年4月，由于石油流通出现了渠道混乱、市场无序的状况，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关于改革原油、成品油流通体制的意见》，对原油、成品油实行统一计划分配、政府统一定价。石油流通全部回到计划轨道内，计划定价和市场定价并行的“双轨制”在石油产品上戛然而止。此时，石油期货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刚刚上市交易运行了一年多的石油期货开始摘牌，上海石油交易所偃旗息鼓，并入了上海商品交易所，以后的清理整顿中上海商品交易所又并入了上海期货交易所。
以上三件事想说明的是，按照经济学理论和西方实践经验，期货市场应该是在现货市场高度发达的环境中建立的。中国期货市场建立和发展的初期没有这样的环境，但为了改革需要，政府积极推动期货市场试点，利用市场定价的部分商品来开展期货交易。其特色在于同一种商品，比如铜、铝、小麦、大豆等是在有国家价和市场价两个价格的情况下进行期货交易的。这恐怕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是从自由市场发展起来的，形成了今天市场经济的典型模式，期货市场建立初期没有我们现货市场价格“双轨制”的情况。我国期货市场的建立背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不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自发产生的。我国市场经济、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建立基本同步，带有非常明显的“新兴加转轨”特征。西方期货市场的文化是在几百年市场经济的环境（比如契约意识、信托意识、法律意识、诚信意识等）下培养起来的，虽然我国期货市场的有形形态建立起来了，但无形的市场文化或者环境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如美国期货市场已有100多年历史。这种市场有形性和市场无形性即文化、环境之间的矛盾，是建设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这是西方发达市场所没有的。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双轨制”逐渐消失，由市场定价的商品越来越多。据统计，1993年我国生产资料实行市场价格的部分超过85%，消费资料实行市场价格的部分超过95%。商品市场化定价比重的上升，意味着生产、流通企业在确定和实现自己的利润目标、控制经营成本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更多的价格不确定因素和市场波动风险。期货交易正好是这样一种新工具，能够及时发现价格，帮助企业规避风险，达到控制经营成本、确保利润实现的目的。[8]期货市场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