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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再起：衍生品能否继续发展
未知
争论再起：衍生品能否继续发展
金融危机后，大家都在说美国金融体系出问题了，不该发展金融衍生品。这话乍一听有道理，但仔细分析一下，虽然不受监管的金融衍生品损害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与投资者的利益，但美国从发展这个市场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收益远远大于损失。美国通过衍生品市场积极推动金融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完成了很多想做的事。衍生品市场为美国资本向全球扩张管理风险、保驾护航。据统计，美国企业利润的1/3来自海外，海外利润总计超过2万亿美元。同时，利用衍生品市场的风险分散作用，美国将金融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分摊到全球。美国把发展金融衍生品获得的利益全占了，带来的成本还要让其他国家分摊。这对美国来说值不值？我认为值。不可能什么东西都得到，只有收益，没有付出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看风险和收益谁大谁小。发展衍生品市场帮助美国巩固了经济强国地位，实现了大国战略，成为全球金融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强化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当然，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雷曼、美国国际集团等很多金融机构倒闭或陷入困境；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经济负增长、企业倒闭、失业率居高不下。总体算下来，美国发展衍生品市场，得失皆有，但得大于失，创新发展总要付出一些代价。
尽管很多国家、社会大众对衍生品市场心存疑虑，但美国主要财经高官都非常重视衍生品市场的作用，即使在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改革中，改革措施的出台也把不损害美国衍生品市场的全球竞争力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20世纪8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全球金融中心之争，倒逼美国放松监管，推动金融创新。1987年，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对发展金融衍生品抱有极大的热情，鼓励银行绕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限制，金融衍生品开始大行其道。格林斯潘无论是会见政府官员、出席国会听证会，还是在听众云集的公众场合发表演讲，一直坚决反对限制衍生品交易。他说，市场会自动教会参与者如何控制风险，政府不需要去监管。1997年，格林斯潘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时任美国证监会主席阿瑟·莱维特(Arthur Levitt)坚决反对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关于必须要对场外衍生品市场进行监管的提议，认为这会摧毁华尔街，美国金融机构会将业务转移至海外。在格林斯潘、鲁宾等人的大力推动下，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银行控股公司可以升级为金融控股公司，开展任何性质的金融业务。2000年出台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明确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不能对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
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衍生品市场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加强监管成为大势所趋。但大部分观点认为，应该区分两种衍生品，一种是主流公司日常用来管理风险的衍生品，另一种是如雷曼和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大公司用来追求利润而承担过度风险的衍生品。[19]企业日常用来管理风险的衍生品，一直受到美国财经高官的推崇与支持，他们认为衍生品出问题不在产品，而在监管缺失和衍生品被滥用。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的说法颇有代表性：“如果某个想法是错的，它就根本不会带来多大麻烦，因为它自身发展不到哪儿去。证券化、衍生品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危机，正是因为它们本身是个‘好主意’，只是增长太快，而监管没与时俱进。”[20]对保尔森这一观点最好的注脚是梅拉梅德2010年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透露的信息。他说，因为2008年危机而出台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的基本原理似乎是，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政府监管机构，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他指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钱来得容易；空前的低利率与浮动利率抵押贷款；因“居者有其屋”的政治动机而造成的房地产泡沫；授权房利美和房地美——两个政府特许机构购买近乎无限量的次级抵押贷款；资本相对于银行资产不足而导致负债与资产比率不合理的杠杆比率；场外交易销售的担保债务凭证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的风险披露不充分；评级机构未能合理披露这些金融工具的风险性质；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错误决策和偏松的职业操守导致风险扩散。他认为，虽然新法案的一部分内容是必须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错误地将矛头指向了华尔街。其直接结果就是加大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成本并压制它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新的法案会摧毁创新这一现代金融的支柱，还可能推动全球金融中心转移，比如向亚洲新兴市场转移。在如今这个竞争激烈的年代，任何一个国家的错误决定都将提高其他国家的竞争力。[21]梅拉梅德的想法和盖特纳相同。盖特纳在危机后的金融法规制定过程中一直呼吁，法规不能太严，否则将导致监管套利，要防止他国借美国衍生品监管加强之机渔利，收获金融中心转移的红利。
美国金融业关于新法案的推进会加强监管，从而导致金融中心向其他国家转移的担心有点过虑了。其实，2010年美国出台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总体上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强化了提升衍生品市场竞争力的立法取向。美国在国内开展衍生品市场监管改革的同时，通过G20等多边及双边对话机制，以及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国际证监会组织等国际组织强势推行衍生品市场监管规则的全球一体化，希望能够防范监管套利，维护美国衍生品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梳理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放松监管、鼓励衍生品市场发展，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加强衍生品市场监管，其核心都是为了提升美国衍生品市场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竞争力。事实上，衍生品已经无处不在，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面对各国迥然不同的货币、规则等体系，衍生品发挥了协调衔接的作用，使各国跨越地缘政治的边界，建立了基本一体化的全球体系。一旦缺少衍生品，这一点将无法实现。如今，全球没有任何一家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在内，能够离开衍生品而正常运行。[22]也正因为如此，自始至终，美国都将衍生品市场作为其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不容任何国家动摇其在全球衍生品市场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