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经济大国：衍生品市场是“软实力”吗
未知
经济大国：衍生品市场是“软实力”吗
“软实力”这个新名词已经在国际上叫了很久。我国要善于把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转化为在国际上的制度性权力。资源控制力和定价影响力就是制度性权力在期货市场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一种软实力。
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著名杂志《外交政策》上发表《软实力》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根据约瑟夫·奈的理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hard power）与软实力（soft power）两种形态。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则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他认为，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大潮下，软实力在国际竞争、国际关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现实中所揭示的那样，当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处于上升状态时，其所作所为可能会引起邻国的恐惧。但倘若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也在增长，那么就能吸引其邻国，它们产生恐惧以及建立制衡联盟的可能性也就更小。
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硬实力和软实力二者缺一不可。与硬实力相比，软实力看不见、摸不着，主要体现为通过文化、制度、规则等形成潜在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控制力。对于中国来说，经过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在日益增长，硬实力在不断增强，但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经济优势转化为软实力。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是其中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这个市场的强大能够在形成制度性权力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可以使涓涓细流汇入国家软实力大海。
前面分析过，总体而言期货市场都具有价格发现、套期保值、风险管理的功能，但是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在不同功能的发挥上还是存在一定区别的。商品期货在价格发现、定价基准上发挥的作用就强于金融期货。对商品期货而言，由于现货市场一般较为分散，透明度和集中度低，因此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体现得非常充分，国际上大宗商品的定价基准主要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对金融期货而言，由于现货市场本身就高度集中，交易公开、透明，因此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相互影响，共同发现价格。比如股票市场和股票指数期货市场，两个市场每时每刻的指数都透明、公开、及时，大家一目了然。所以，金融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不如商品期货那样受到经济实体的重视，而它的风险管理功能则为许多金融机构所使用。在大宗商品领域，建立一个发达的期货和衍生品市场、一个成功的国际性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往往意味着资源控制力、商品定价影响力以及由此而生的规则制定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
资源控制力
场内、场外衍生品市场的期货期权合约、未了协议以及货物交割仓单，大部分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机构手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大宗商品，最重要的两项是石油和粮食。一个是工业的粮食，一个是人类的粮食，断了炊都是不得了的惊天大事。
石油，又称“黑金”，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资源，是各国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的重要依靠。石油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20世纪以来围绕石油资源的争夺成为观察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一条主线。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在帮助美国控制石油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格林斯潘在其自传《我们的新世界》一书中说，许多石油公司通过期货合约出售石油给投资者，于是便暴露在石油飙涨的需求下而没有避险。它们迅速想办法补充这些附加出售义务的新库存。结果，所累积的库存包括传统的预防性库存和业者为履行期货合约交付义务而以“附加条件”方式所持有的库存。换言之，全球的储油槽和管线里的石油，有一部分已经是属于投资人的了。金融机构大量参与石油期货期权交易所累积的石油实物交割请求权的量已经非常大，也就是说，金融机构的石油期货期权持仓中，相当一部分是以库存方式存在的，随时可以兑现提走。据国际清算银行报告，反映在2004年12月到2006年6月之间，以石油为主的大宗商品衍生品名义合约价值增长了将近6倍。[2]这表明，全球地下和管道的石油通过期货期权合约集中到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等美、欧金融机构（美国占65%、欧洲占25%）手上。美国在140多天战略储备（约7亿桶原油）之外，还控制了大量的动态库存——期货期权合约持仓，不声不响地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国家油井中的石油转移到美国。美国认为除了政府的战略储备之外，还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机制让全球油库里面的油为其所用，由其掌握。格林斯潘在书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如果你直接到一个国家去买油，人家还有警惕性，但是如果通过金融市场交易，就是一个市场行为，具有隐蔽性。我们知道，全球主要的大型金融机构都是西方国家的。现在美国有很多大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都在参与商品交易，同时也是商品的贸易商和加工商。前些年，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国际大投行不仅拥有金属、原油等大宗商品仓库，还组建了自己的船队，经营炼油厂、电力公司等。据媒体报道，高盛和摩根大通曾一度控制了伦敦金属交易所在全球1/4以上的仓库（以上情况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所调整，国际投行出售了许多大宗商品仓库）。由于利用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机制，美国慢慢地完成了把人家地底下的石油向自己国家转移的过程，不显山不露水地完成了这样的事。因此，石油储备除了靠国家直接在现货市场上购买之外，还可以通过期货和衍生品市场，采取市场化的机构持有金融产品——期货合约买卖方式，实现石油储备的“动态库存”。
近10年来，美国“页岩油气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能源格局。得益于页岩油气开发技术的突破，美国于2009年首次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有望实现“能源独立”。随着油气生产能力的大幅提高，美国正在向天然气净出口国转变，并于2015年取消了持续40年之久的原油出口“禁令”。美国对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下降，加之进入21世纪以来，石油美元的战略地位在国际上受到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主要包括欧元瓜分国际石油贸易中的美元市场份额（伊拉克、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先后宣布接受欧元计价的石油交易，但目前都没有明显成效）、俄罗斯推动石油贸易“去美元化”、中国正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包括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推出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原油期货市场）等，美国可能进行战略调整。但即使美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进行战略收缩，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将放弃或降低对大宗商品市场的控制。
另外，粮食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资源。国内外已经有学者指出，美国瞄准粮食这一大宗商品，试图以“粮食美元”取代“石油美元”，实现美元复兴。目前来看，美国的“粮食美元”战略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一是虽然美国由于“页岩油气革命”，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再次成为石油生产大国，但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石油的储量，还是生产量、出口量，中东地区仍占据主导地位，美元锚定石油需要美国与主要石油出口国达成协议。若美元锚定粮食，则美国自身就可以主导该体系，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出口量占世界粮食总出口的50%左右。二是与掌控国际原油市场定价话语权一样，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旗下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以及美国洲际交易所集团是全球的农产品定价中心，它们的大豆、小麦、玉米、白糖、棉花期货价格是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定价基准。三是美国农业竞争力具有比较优势，通过WTO谈判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多边、双边协定，美国进一步打开了主要国家的粮食大门。“ABCD”四大粮商（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中，有三家都是美国的，这些企业凭借强大的资本运作和风险管理能力，在全球配置资源，充分利用现货市场、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牢牢地控制了世界粮食体系的上游（种植、农资）、中游（物流、仓储）、下游（销售）。据统计，目前世界粮食贸易量的80%都垄断性地控制在四大粮商手中，而这四大粮商都在期货市场持有大量的未平仓期货和期权合约。
美国通过原油期货期权、粮食期货期权市场等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和规则的制定权力，牢牢地把控着全世界能源市场和粮食市场的定价话语权，体现了美国强大的软实力。
商品定价影响力
商品定价影响力是一种战略工具。
目前，国际大宗商品贸易定价主要是以美国和英国的期货市场价格为基准。如果期货交易所在我国本土，全球投资者来参与，我国期货市场价格将影响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定价。而在我国本土的期货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和制度就将成为影响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大宗商品价格的形成，受供求、市场预期、金融投机和期货交易所规则、所在国监管制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如果本国有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调整规则来影响大宗商品短期价格，进而影响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美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2015年9月7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用了一个极为夸张的标题，对当时以为即将上市的中国原油期货合约进行了报道，标题是：中国新石油合约预示背离布伦特原油和美元的转变。报道指出：“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被当作全球约2/3的石油的定价参考。北海布伦特油田的轻质低硫油在全球现货供应中仅占100万桶/天，而全球石油需求为9200万桶/天，但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仍然是可贸易石油中的王牌。不过，下个月预计将有一个新合约出现在市场上。布伦特原油期货作为受欢迎的全球定价基准地位很快将受到挑战。”[3]外国媒体的报道，反映出英、美对我国原油期货上市对它们主导的定价基准地位形成挑战的关注，担心定价影响力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转移到中国。该报道还说，中国正策划让布伦特原油及与其地位相当的西得克萨斯中间基原油走向没落，因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试图对其主要能源来源的定价获得更多的控制权。这个报道有点儿多虑了。
当时，我们还没有推出原油期货交易，英、美就表示出如此的担心，可见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原油期货合约的推出，反映了中国对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并预测随着国际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参与中国期货市场交易，中国以原油等大宗商品为标的的期货合约价格将影响全球大宗商品定价，形成美、英之外的另一个定价中心。
规则制定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
世界上任何一个期货交易所，无论位于哪个国家，必然要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度，法律法规制定的主动权在这个国家。如果企业是在境外参与期货交易，虽然也能够利用国外期货交易所发现的价格进行贸易谈判，对经营活动进行套期保值管理，但是要被动接受外国期货交易所的规则制度和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及政府监管。而这些规则制度受期货交易所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价值观的影响比较大，一国的法律法规也主要考虑的是本国利益。如果在中国本土的期货交易所内进行交易，则是本国的规则制度起作用，国家的意志和价值取向可以通过期货市场的监管制度的传导来体现。这一点，对中国的重要性非同一般。因为我国结合自身国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创造的一些经验，适合我国国情，有利于我国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稳定健康发展，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完全有利于西方的期货市场交易结算、监管制度安排。
这种规则制度对定价的话语权、影响力在美国期货市场上已经得到充分反映。如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飙升，短短一年半时间从60美元/桶左右上涨到147美元/桶的历史高位。高油价对美国经济政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当时美国页岩油气技术尚不成熟，60%的原油依赖于进口，原油进口量高达900万桶/日，高油价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损害更大，且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方面，2008年正值总统选举，通胀压力增大对执政党非常不利，如何让共和党能够继续留在白宫是小布什政府不得不考虑的事情。当时，美国国内对原油市场投机活动的指责日益高涨。在美国国会的压力下，2008年5月29日，CFTC宣布对原油期货市场展开全面调查。2008年6月17日，CFTC宣布，将要求提供美国原油期货合约交易的外国交易所（如位于伦敦，提供WTI原油期货合约交易的洲际欧洲期货交易所），对交易者采取更加严格的持仓限制措施。稍后，美国期货监管当局修改监管规则。2008年8月6日，CFTC将一家持有3.2亿桶（约5000万吨）原油期货头寸的石油交易商，从原来的“商业交易商”身份划入“非商业交易商”身份，即该交易者的持仓由套期保值持仓变为了投机持仓。这家单一交易商身份的重新认定，引起了整个市场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往交易所提供给CFTC的持仓报告中，“非商业交易商”（投机交易商）的持仓比例接近38%，而重新“站队”以后，“非商业交易商”在未平仓合约中的持仓比例上升到48%。除了修正最新报告以外，CFTC还追溯修改了2007年以来的全部市场数据报告。
CFTC监管规则的调整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按照CFTC的期货交易规则，商业交易商的套保持仓可以申请豁免，不受投机持仓限额的限制，而非商业交易商的持仓头寸则不能超过投机持仓限额。由于CFTC调整监管规则，将金融机构互换交易不计入套期保值，它们的持仓就要受到限制，必然导致重新定位后的超仓交易者调整仓位，对超过持仓限额的部分进行平仓，抛出期货期权合约。这种因为监管政策调整引发的抛售，导致了在纽约和伦敦的期货交易所交易的WTI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暴跌（见图9–1），原油期货价格从100多美元/桶一路下跌到50美元/桶以下。
图9–1 2006年以来WTI原油期货价格情况（单位：美元/桶）
数据来源：Wind资讯。
这两个国际原油贸易定价基准的大幅下跌，造成了全球对原油价格下跌的恐慌。其中最为担心的是俄罗斯、委内瑞拉等与美国比较对立的国家。2008年下半年油价波动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引起了俄罗斯高层的担心和忧虑。石油出口在俄罗斯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石油出口收入是俄罗斯最主要的外汇收入和预算资金来源。按照俄罗斯当年的财政预算，如果油价太低，俄罗斯财政就会入不敷出，社会稳定就可能出现问题。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国际原油价格大幅波动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而这个价格在短期内受期货价格影响，期货价格除由供求关系决定外，还受到期货交易所所在国政府的监管规则影响，归根到底受到这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左右。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纽约商业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波动和美国期货监管部门监管政策变动之间的关系，这次由监管当局修改规则导致原油价格下跌的结果是有利于美国国内、国际政治需要的，这个波动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美国通过改变原油期货市场监管规则，影响原油期货价格，彰显了政治影响力，从而影响美国国内的通胀预期，也影响了俄罗斯政府预算平衡，在短期内对俄罗斯社会稳定造成潜在影响。油价的确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或者成为对他国政治经济施加影响的工具。除了在地缘政治上、产量上采取一些手段影响油价外，期货市场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可以通过对具有定价权的原油期货市场的监管规则调整，影响油价，从而达到阶段性的政治目的。
不仅原油期货市场，农产品期货市场也会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安全造成影响。美国人对期货市场的价格影响力非常看重。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用自己的思维揣度当时苏联在芝加哥小麦期货市场上的交易，对苏联的交易保持高度警惕。美国国会检查了1972年苏联的谷物销售情况，认为期货市场存在苏联等外国公司逼仓或者操纵价格的危险，这些公司中的一部分已经控制了外国政府的大量资源。尽管后来美国监管部门的调查证明苏联政府既没有操纵期货市场，也没有通过操纵期货市场危害美国经济的政治目的。[4]但在一些具有冷战思维的美国国会议员那里，他们始终认为，苏联人在小麦期货市场上购买那么多小麦有政治阴谋，“苏联人要把巨大的风险转移到毫无戒备之心的美国生产商和加工商身上”。其实，20世纪70年代搞计划经济的苏联人根本就不知道期货市场还有这种影响力，因为他们不懂期货市场，把期货下单和现货下单看成一码事，在期货市场上“买了比他们实际需要多50%的小麦”。苏联领导层的思维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盘算，可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因为美国按照自己的思维和认知来揣度别国的行为，以为其他国家和美国一样。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一点和现在美国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