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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题：该不该发展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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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题：该不该发展衍生品
我们看到了英、美成功的范例，也看到了日本衰败的教训，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历史车轮不断向前转动，现在这个历史性机遇摆在中国面前，何去何从，权衡取舍，颇费思量。既向往拥有国际性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带来的强大影响力和话语权，又对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力”心怀恐惧，这就是中国现阶段发展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的心态。习近平总书记说：“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14]理念不清，必然导致行动上的犹豫、彷徨，优柔寡断，就可能使我们错失良机。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关键是利弊孰轻孰重。对于发展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如果“利大弊小”，我们就应该在理念上坚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在行动上尽可能地兴利除弊，抓紧深化改革、推进开放，利用有利条件、有利时机，努力把期货市场做大、做深、做厚，把功能做强，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前面几章对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的功能与风险、国外市场的收益与损失、中国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进行了分析与论证，在此不再赘述，择其要或前面没有讲到的再谈之。
纵观全球，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适合发展本土的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比如，欧洲许多国家就没有期货交易所，因为欧盟经济一体化了，许多欧洲小国不需要也没条件建立本土的期货市场。就是已经建立的，也陆陆续续被合并了，比如瑞士等期货交易所就并入了由德国主导的欧洲期货交易所；荷兰、法国和比利时等期货交易所合并为泛欧期货交易所（Euronext），此后泛欧期货交易所又收购了英国、葡萄牙的期货交易所，2006年又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并成为纽约泛欧交易所（NYSE Euronext）。是否发展本土的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取决于一国的经济规模、发展阶段、市场化水平、地理位置、金融发育程度、法治环境、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等多种因素。按照FIA的统计，2017年底全球共有79家单体期货交易所（如果按期货交易所集团统计，则为54家），主要分布在美国、英国、欧盟、韩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及地区，中国大陆、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国家及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由于金融期货市场本土性强，本土交易所在发展基于本国货币、债券、股票的期货、期权等衍生品上有天然优势。因此，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金融期货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除美、欧之外，如巴西的短期利率期货市场（代表性产品：One Day Inter-Bank Deposit Futures），印度、韩国的股指期权市场（代表性产品：Bank Nifty Index Options，Kospi200 Options），俄罗斯的外汇期货市场（代表性产品：U.S. Dollar/Russian Ruble Futures）交易量都很大。在商品期货市场，由于大宗商品天然同质性和高度国际化的特点，只有美国、英国和中国拥有成规模的商品期货市场，印度和日本仅有少数几个商品期货品种有活跃交易。
就商品期货市场而言，国际性大宗商品定价中心的竞争格局比较明了，美国在能源、贵金属和农产品领域，英国在有色金属领域拥有全球定价中心地位，但都面临来自中国的强劲挑战，同时中国在黑色金属、塑料化工有关期货产品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对于中小国家而言，由于经济总量不大，对大宗商品的消费、生产和贸易影响有限，风险管理需求可以通过参与国际期货市场来满足，因此对发展本国商品期货市场（个别特色品种除外，如马来西亚的棕榈油）既没有太大动力，也不具备条件。对于部分大国，如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虽然在经济规模、市场化程度、法治环境等方面具备发展商品期货市场的一些条件，但这些国家的国际化程度很高，经济上与美国、英国联系紧密，且在意识形态、法律理念、监管规则方面接近，因此一般选择直接利用英、美已有的商品期货市场。还有一些大国，如日本错过了建立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历史机遇；印度期货市场交易量大，但主要是金融期货，商品期货市场没有中国的影响力大。再看金融期货市场，中国受制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整体进程，金融期货发展不仅远远落后于美、欧等成熟市场，也慢于日本、韩国及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其他金砖国家。仅沪深300股指期货一个品种曾经在全球有一定的影响力，但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后，交易所采取了严格的限仓措施，交易规模大幅下降，目前正在逐步恢复。利率期货还处于培育阶段，外汇期货尚未推出。最后看场外衍生品市场，如果将美、欧场外衍生品市场看作“大学”水平，中国场外衍生品市场最多是“小学”水平。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金融机构、实体企业，都处在向国外学习、在实践中摸索的阶段。
中国是否也可以像其他国家一样，不发展本土的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直接利用美、英的商品期货等衍生品市场来定价、套期保值和管理风险呢？从微观上看，我国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有一部分是同时在境内外期货交易所进行的，即使今后我国期货市场国际投资者参与多了，定价影响力大了，仍然还有一些交易要在境外市场进行。对于企业来说，套期保值是为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的，因此交易场所在本土或境外，对企业的微观影响虽然有，但不是很明显。但从宏观上看，对于一个经济大国来说，期货交易场所在本土，对于其战略意义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前面已论，余不赘述。目前，由于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度不高，国际投资者几乎没有直接参与境内期货市场交易，我们的对外贸易活动、国际金融活动，主要还是参考英、美期货市场价格来从事商品贸易、金融交易，并进行风险管理，各取所需，实现双赢。我国期货市场主要还是作用于国内经济活动。
建立有国际影响力的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是历史给中国人的机会，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首先，中国面临发展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的历史机遇，抓住时机，建立国际性大宗商品定价中心，这既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也符合世界利益。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构建与大国经济相匹配的大国金融，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经之路。而对中国这样的制造和贸易大国，发展期货市场，树立中国标准，形成价格基准，服务中国制造，本来就是构建大国强大的金融市场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建立国际性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可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机构投资者和产业投资者共同参与，将有效汇聚大宗商品市场的信息流、资金流和商品流，直接带动外汇交易、港口航运、仓储物流、资产评估、融资担保、会计审计、法律咨询等行业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更重要的是，定价话语权同时也意味着规则制定权、规则调整权和监管主导权。中国企业利用本土期货市场产生的价格进行贸易定价和风险管理，遵守本国的监管规定，有利于企业在参与全球竞争中获得更大的主动权。同时，对于亚洲及全世界来说，在亚洲形成大宗商品的定价中心和风险管理金融中心，与北美（美国）、欧洲（英国）已经形成的中心互为补充，实现全球不同时区24小时全覆盖，将更好地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商品定价和风险管理需求，增强各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风险管理的能力和创新发展的信心。这对中国、对亚洲、对全球来讲都是好事一桩，这也是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其次，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现实迫使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期货和衍生品市场。不同于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甚至也不同于印度、南非等建立了西方体制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与西方大国在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上的差异，决定了政治体制、发展模式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大国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一直心存警惕和怀疑。基辛格在其新书《世界秩序》一书中，就中、美两国的国际秩序观进行了深入的战略分析。基辛格认为，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距离西方的价值观最远。他在书中详细列举了中、美双方的差异。例如，美国的政治哲学是实用主义，中国则是从理念出发；美国从未有过强大邻国的威胁，而中国在其边界以外始终存在强敌；美国人习惯于对可运作项目制定具体议程以解决问题，中国人则习惯于提出总原则和引导问题进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传统中国文化价值观的结合，而美国人对这二者都很陌生。[15]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如何看待这些差异。与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不同，美国文化充斥着天赋使命感、民族优越论和主导意识等思维，美国把自身视为世界中心，将自己的原则视为世界的普遍价值，不承认差异性和多样性，不承认西方秩序并不具有普遍性。这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美双方在全球治理、国际秩序等一系列议题上的分歧。2015年10月5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在TPP达成协议后发表公开声明称，95%美国产品的可能消费者不在美国，美国不允许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
在这样的现实下，对于中国这样要走自己道路的大国来说，把本国经济安全、战略资源保障、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寄托在别人身上，是不可行的，也是很危险的。俄罗斯和伊朗的例子近在眼前。总部位于比利时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是全球银行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全球银行之间沟通交流和资金转移的主要渠道。SWIFT连通着全球超过9000家金融机构，遍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日资金转移次数高达1500多万次。最重要的是，如果想与世界其他国家做生意，那么成为SWIFT的成员至关重要。SWIFT的董事会主要控制在西方国家手里，其运作接受欧盟法规监管。但就是这样一个应该保持“非政治化”、为全球客户服务的国际性银行同业组织，极端情况下也可能被美国作为制裁他国的工具。2012年3月，欧盟将SWIFT的接入限制作为对伊朗所实施制裁措施的一部分，禁止这个网络向伊朗的银行提供相关服务。2014年8月，随着乌克兰问题愈演愈烈，西方国家威胁要将俄罗斯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在俄罗斯第二大银行俄罗斯外贸银行（VTB Capital）首席执行官安德烈·柯斯丁（Andrei Kostin）眼里，“如果没有SWIFT，俄罗斯的银行与外界之间就会失去联系”。[16]一旦实施，这将会使俄罗斯经济瘫痪。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就更容易理解中国于2015年10月推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重大意义，这既代表了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心，有利于提高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效率，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同时也是为了维护本国金融安全，摆脱对以美国为核心的金融支付系统的依赖。
对中国发展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来说，也是如此。这如同我国要自主建设覆盖全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能仅仅依靠GPS（全球定位系统）一样，否则将受制于人。目前来看，我国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虽然总体可控，但原油、天然气、铁矿石、铜矿、镍矿、铝土矿及天然橡胶、棕榈油等大宗商品高度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高。据估计，2020年前后我国的原油和天然气进口量将分别达到5亿吨和2000万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超过70%和45%。如果中国不发展自己的期货和衍生品市场，中国的企业和投资者都去参与西方大国的期货与衍生品市场交易，这只会巩固境外交易所的定价地位，强化境外规则的影响力。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作为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头号进口国、消费国及主要生产国，主动放弃了对这个市场的发言权，自愿接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根据它们自身需要主导制定的规则。最终的结果，不但是中国企业的权益可能得不到维护，在竞争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受制于人，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会受损。
这方面有前车之鉴。过去以来到如今，中国企业直接参与国外期货市场，由于语言不通、规则不熟、经验不多、风控意识不强，而在境外被围猎的案例时有发生。中国企业在没有完全了解风险的情况下，贸然与国际投行签订复杂的场外衍生品协议，遭受巨额损失的事件也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当然这其中有中国企业自身的问题，包括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既想锁定价格波动风险，又不愿承担风险管理成本，投机心理严重等。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境外期货衍生品市场的交易规则、监管要求、投资者保护都是根据本国情况制定的，有很多地方不适合也不能满足中国投资者的需求。
定价权缺失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国际原油市场的“亚洲溢价”问题。近20年来，在世界能源市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即亚洲国家购买原油每桶的价格比欧美国家要高一美元，能源界称之为“亚洲溢价”。这个“溢价”是由原油贸易定价基准不合理造成的。亚洲进口的原油主要来自中东、非洲、南美等地，定价通常以普氏报价为基准。普氏报价是一个现货评估价格，是普氏公司在跟踪市场报价并验证价格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后，在此基础上给出的当天估价，定价机制类似于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由于普氏报价是基于买卖双方的报价而非实际发生的交易，估价过程局限在每天3:30~4:30这个较短的时间窗口，成交量少，容易被操纵。普氏报价的这种局限性，决定了它难以客观反映东北亚地区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导致中东销往东北亚地区的原油价格普遍偏高。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原油期货市场来发现价格，可以让亚洲国家向石油出口国提出符合亚洲实际的定价基准，不得不被动接受石油出口国提出的把普氏报价作为谈判价格的参考。接受这个基准，在不考虑运费差别的情况下，亚洲主要石油消费国进口中东原油的价格，比从同地区进口同品质原油的欧美国家高出一美元/桶。据统计，“亚洲溢价”每年导致我国原油进口支出多出约20亿美元。[17]
欧美的经验证明，定价基准最好的提供者是期货市场。要想改变“亚洲溢价”这种状态，在亚洲地区内形成一个反映亚洲原油真实供求关系的基准价格，最好的途径就是发展原油期货市场。目前，中东的迪拜、东南亚的新加坡、东亚的日本都建立了原油期货市场，但由于自身经济的原因，这些市场发现的原油价格权威性不够，没有被买卖双方广泛认可和使用。许多亚洲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利用自身的强大经济影响力和商品期货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建立起一个真实反映亚洲实际的权威的原油定价基准。目前，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国际化原油期货市场已经开市，随着这个市场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假以时日，相信它发现的原油期货价格能够形成国际上广泛认可的基准价格，为“亚洲溢价”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中国必须积极发展自己的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提升在全球市场的定价话语权和影响力，掌握规则与监管的主动权，这事关国家战略、经济安全与金融稳定。同时，这也有利于满足亚洲国家对大宗商品“定价基准”与“风险管理”的需求，这是现有国际衍生品市场所不能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