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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中的稀缺
全世界的传统社会都建在稀缺的基石之上，尤其是粮食短缺。无论是在古代的埃及、希腊，还是在古巴比伦和古蒙古，80%以上的人口都在从事粮食生产。即使这样，农民仍常常生产不出供养全社会的口粮，于是就会闹饥荒。年复一年，除了富庶的家庭，大多数人在农作物尚未成熟的几个月里，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各处的人们都对饥荒充满了恐惧。而粮食问题一旦与经济和政治因素联系起来，饥饿往往就会变成一种手段，用来惩罚不守规矩的人。大部分成年人都经历过吃不饱的日子，这些饥馑的出现间接证明了威权统治占上风的合理性。很少有人会去想，如果农民和商人可以自己做主，那么他们会拿手中的粮食做什么，那些易受粮食短缺侵害的人要保护自己不受农民和商人的自私决定之苦。
为了避免社会动荡，统治者监控了粮食的生产、销售和出口。有立法机关的地方颁布了限制性的法律。在规则的约束下，人们没有机会闹事，也没有机会开创新事业。大部分生产活动在家庭内部进行，家族成员有的纺线织布，有的烹煮食物。日子一天天过去，风俗习惯代替激励机制，推动了社会运转，传承着工作技艺。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人们没有分工，房东、租客、父亲、丈夫、儿子、工人、妻子、母亲、女儿和仆人等继承的身份是分配任务的唯一方式。
尽管世界各地的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在某些程度上，他们又是一致的：丰年和歉年——即《圣经》提及的七年丰裕，七年饥馑——交替出现，人口也随之增长或萎缩。我们可以从欧洲教堂的施工记录中看出这场“盛宴与饥荒”的起落。大部分雄伟的建筑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工，积极建设一阵子后，一般紧接着就会有长期的停工。闹饥荒时停工，日子好过些再开工，这样反复几次，工程才能最终建成。
假如时光倒转，我们可能会讶异，社会中居然存在这么多的阻力，对改变的敌意就更不用说了。新事物在现代西方的生活中极为普遍，所以我们很难彻底理解人们曾经多么害怕它们。脆弱的经济自始至终影响整个旧社会，不但鼓励了猜疑和迷信，而且袒护了君主、神父、地主、父亲的无上权力。维持秩序对社会管理者来说从来不能等闲视之，当这么多人的生命被危险胁迫时，稳定才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的财富织就了一张对抗全球饥荒的安全网，但某些社会的强大传统仍反映了近代欧洲的习俗。通过与穆斯林世界的接触，我们也承认荣誉思想的保留，承认男女角色的分离，承认女性贞操的重要性，也承认个人欲望有时该隐入群体意志。所以近期的恐怖袭击使许多西方人期盼，好转的经济可以让那些实施暴力的年轻人有其他事可忙。我们欢迎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这样的反应显露出资本主义思维的痕迹。我们没有充分地考虑过共同的宗教仪式和信仰之间的强大联系，也没仔细地思量过对这些关系形成的威胁会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在传统社会的男男女女眼中，我们对效率和利润的关注是彻头彻尾的恋物癖。他们就像是生活在16世纪的欧洲，厌烦我们看重的这些东西。